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先秦古籍“伪书”说清算、正名及反思
先秦古籍“伪书”说清算、正名及反思 ◎祁志祥内容提要 进行先秦思想史研究，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对待过去戴着“伪书”帽子的先秦古籍。
从唐宋至现代的“古史辨派”，疑古辨伪风潮迭起，疑为“伪书”的先秦古籍多达１８部。
然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汉墓出土文献直接推翻了８部“伪书”的帽子，它们自应重新进入研究视野。
其余１０部或为先秦原著，或为先秦文献的辑佚补撰之作，名为“伪书”亦不合实际。
其中一些补辑之作，虽然带有后代烙印，但剔除这些烙印，依然可以作为了解先秦思想的参考依据。
在“伪书”说束缚着研究者手脚、被疑伪的古籍尚未在现有先秦思想史著述中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阐述的今天，对先秦古籍“伪书”说来一次彻底的清理、正名和反思，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先秦古籍 伪书说 清算与正名 出土文献 先秦文献辑佚〔中图分类号〕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４１－１１ 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碰到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是“伪书”说。
一方面，研究者着手研究的许多先秦古籍在历史上戴着“伪书”的帽子，相关研究会遭到带着这种成见的学者的责难，认为其不辨材料真伪，学风不严谨；另一方面，如果完全听信了这些“伪书”说，将这些所谓的“伪书”排除在研究评述之外，势必给先秦思想史的著述留下大量空白，同时使这些古籍的校勘注疏成果失去使用价值，变得毫无意义。
于是，对笼罩在这些先秦古籍上的“伪书”说来一次系统的清理和甄别，作出一个更为合适的权衡取舍，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先秦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文明”时代，其存世的典籍并不很多，是可以被研究穷尽的。
但当我们以扎实的态度展开穷尽式的研究时，却发现，被后世怀疑或断定为“伪书”的，据笔者不一定完整的统计，竟多达１８部。
这就使得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到处充满了雷区，动辄得咎。
但当我们深入进去时，就会发现这种担心基本上是多余的。
一来，这１８部“伪书”中，有８部被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的出土文献证明是真实不伪的，戴在这８部古籍头上的“伪书”说是后人强加的、不合事实的，不能成立，应予正名。
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
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一、余英时先生关于近代学术的研究余先生的研究方向着眼于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学术与知识人。
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动荡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人。
近代中国还是思想学术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各家各派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几乎再现先秦时期的繁盛景象。
余先生做为思想史学家，在这一领域同样有着许许多多的研究成果。
近代思想潮流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部分，他的整体是怎样的？余先生用中正的观点与客观求实的态度表述了自己的认识。
另一方面，近代学者之众可比繁星，像是胡适、陈寅恪、钱穆、杨莲陞、顾颉刚乃至钱钟书等人，余先生都曾有过涉足的文字。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遭遇了五千年未有之变，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成为了近代思想史的主角。
一般认为当时中国存在着保守派与革新派这两个对立的派别。
并且他们还代表着后人强加什么保守与进步。
余先生用客观的视角，提出了反对的观点。
他首先指出，在近代中国，不存在严格的保守派，任何人都在“变”，只是变的程度不同。
凡是主张渐进式变化的，便成为所谓“保守派”。
他举例说明像是章太炎、刘师培等所谓传统学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生避硬拒。
而是主张吸收，消化。
他们甚至直接身体力行，写出了成果。
这与人们那种主观印象中的“保守派”不得不说有着颠覆性的改变。
与保守派相反的所谓改革派，尤其是代表他们看法的“五四运动”，余先生也曾专文指出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像是胡适、鲁迅等人都有着非常好的国故学积淀。
他们思想观点绝不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而五四运动之所以最后走向一种极端的反传统道路，在于五四运动没有能解决民主、科学中国化的问题。
然而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余先生都指出他们的同一问题。
即总是追随西方某一理论起舞。
想靠着西方哪一套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总是认为西方的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其实西方的理论也是根据西方的实际情况总结而来。
不能硬套在中国历史上，但这却因当时的时代原因，成为了学界的通病。
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
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2008-5-25傅杰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
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
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
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
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
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
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
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
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
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
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
他基本上不大适应的。
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
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
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
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
评《十批判书》中的几个问题
其思 想研 《 十 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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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与考 证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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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不 及冯友 兰 的 《 中 国 哲 学史 》 和 钱 穆 的 《先秦诸 子 系 年 》 ( 齐 思 和
批 林批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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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 变 到 秦始 皇业吞 六 国 至陈吴 刘项 的 奴隶 大暴 动 的 成 功 为止才 达 到 了 它 的 最 后 终 结 郭 沫若这 一 时 期 对我 国古 代社 会 制度 及 其 性 质 的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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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历史 的 开 幕 时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张越【期刊名称】《学术研究》【年(卷),期】2010(000)002【摘要】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不同评价,与<十批判书>本身的特点,与不同的学术、时代背景以及评论者的学术语境、所持观点和评论者所关注的重点均不无关系.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一个事实,<十批判书>的学术成就和不足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既不应因其贡献和成就,就讳言其缺点和不足,也不应因其存在缺点和不足,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总页数】7页(P115-121)【作者】张越【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9【相关文献】1.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及评价 [J], 张越2.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郭沫若《十批判书》质疑之二 [J], 詹剑峰3.关于墨家和墨家辩者的批判问题——郭著“十批判书”质疑之一 [J], 詹劍峰4.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 [J], 张越5.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效率与公平统一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一个十分重大而迫切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效率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观是辩证的有机统一,只有做到＂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统一＂,才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J], 曾建平;丁玲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张笑龙
【期刊名称】《齐鲁学刊》
【年(卷),期】2012(000)006
【摘要】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总页数】5页(P59-63)
【作者】张笑龙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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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讲堂》心得体会（700字）作文（5篇模版）
《法律讲堂》心得体会（700字）作文（5篇模版）第一篇：《法律讲堂》心得体会(700字)作文精选作文:《法律讲堂》心得体会(700字)作文在我们身边，一些同学老是犯错误，法律纪律观念淡薄，屡教不改。
认为：只要自己不去杀人放火就行了，犯点小错误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没有良好的法律纪律意识，随意做损坏公物，骂人，打人，甚至偷窃等坏事，不仅仅是给个人的形象抹黑，而且会渐渐腐蚀你的心灵。
渐渐地，就会使你经常情下自禁地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如果不能够痛改前非，继续发展下去，那些恶习就会在你心里根深滴固，而且会越变越严重，到时，你很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最终等待你的，就只有失去人生自由的监狱了。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近年来犯罪率呈上升趋，便是证明。
这样的事例在我们身边是经常发生的：某市一个成绩本来很优秀的学生，受了一帮坏朋友的引诱，在街上玩了一个通宵：泡酒吧，喝酒，抽烟。
从些就渐渐的消沉下去，不能自拔。
后来经发展到结伙抢劫！最被公安机关抓获，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这不是有给我们敲了一记警钟吗？我们正处在花样的年货，诗样的年龄，谁愿意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地方度过本该美好的日子呢？小学生太多数时间在学校，所以往往我们受到伤害都是因为同学之间的。
到时，不仅会给自己的家庭造成经济负担，而且还会使人受到肉体上的痛苦和心灵的折磨，后悔也来不及了。
相反，如果同学们都尊重别人，互相谦让，真诚待人，这样一定会树立起一个文明的集体，你也会因尊重别人而受到别人的尊重，怎么还会受到他人伤害呢？这次法制讲座给同学们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使同学们深深感悟到遵守校规校纪的重要性。
同学们为了我们能够健康成长，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严于纪律，改掉不良习惯，做一个合格的小学生。
新疆伊犁伊宁市伊宁市第十七小学五年级:买尔孜娅篇一：法律讲堂(生活版)的启示《法律讲堂（生活版）》 20130731 痴情少女自杀背后利用手机新的功能，却抱着歪曲的心态和目标，最后却是得不偿失。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何俊
【期刊名称】《学术界》
【年(卷),期】2009(000)006
【摘要】通过论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分析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观念以及学术思想,并呈现他关于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的认识.主要从六个部分展开论述:一、实证与诠释交互为用,二、观念的追溯与展开,三、内在理路,四、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五、问题意识与两个世界,六、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旨在凸现余先生在事实与价值、专精与通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治史追求,从而彰显他的思想史研究充实而光辉的境界.
【总页数】30页(P7-36)
【作者】何俊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28;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上海,20043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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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 宋学与-兼评余英时著(3)
国学经典宋学与-兼评余英时著（3）二王夫之说，宋政之乱“自仁宗开之”。
又说：“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
范公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
是以缜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
”（《宋论》卷四《仁宗九》）这种偏执而苛刻的批评，其症结就在于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开启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先河，而“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熙宁变法）始”。
王夫之对于熙宁变法的这种评价，是南宋以来士大夫的主流观点，而王夫之的“创意”不过是把对熙宁变法的否定延伸到作为其先河的庆历新政。
搞清楚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是宋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
我对此已写过两篇探讨性的文章，为使本文能保持论说的连贯而在此略述其意，并补之以对王夫之《宋论》的参评。
范仲淹卒于由青州徙知颍州的途中，时在皇祐四年（1052年），王安石的《祭范颍州文》当作于此年。
他在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六年之后就是他写《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见《临川文集》卷三十九）之时。
他在书中说，当时的形势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应该说，王安石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此前范仲淹以及程颐的判断是相同的。
王安石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而“法先王之政”应当“法其意”，这样“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
他说：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
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
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
他的这种议论，显然比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所说“行先王之道”，“三代之政可行于今”，要更为通达。
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回向三代”的主张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
王安石的思想也不外于此，这一思想也延伸到熙宁变法时。
王夫之在《宋论》中说：王安石之入对，首以大言震神宗。
帝曰：“唐太宗何如？”则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呜呼！使安石以此对飏于尧、舜之廷，则靖言庸违之诛，膺之久矣。
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
这一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
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本文是作者与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李宗陶：在短短8页《我走过的路》中，看到安徽潜山官庄乡的自然风貌，您在那里度过了整整9年的少年时光。
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治思想史和文化史起到怎样的作用?余英时：1937—1946年我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生活，乡间既没有现代学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训练的国文师资，所以我在乡9年，无论是私塾或学校教育都是断断续续的。
私塾先后不过两年左右，此外在舒城县晓天镇我也读过不足一年的第七临时中学，后来因伤寒病而回乡了。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国学的基础。
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
惟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不过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
《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
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
唐诗、宋词我大概十二三岁便接触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
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言、七言绝句。
1945—1946年，我在邻县桐城县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
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是有才气的人，能诗、善书法。
他是清初张廷玉、张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但此时也相当衰落了。
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捡到一些诗文的知识。
我在一旁听到改诗经过，很受启发。
“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问题的再反思
“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问题的再反思
王圣
【期刊名称】《文学与文化》
【年(卷),期】2018(000)002
【摘要】红学始终处于现代中国学术转折的中心.余英时的“红学革命”对“斗争派”的否定,对索隐派今文经学传统的悬置,以及对自传说考证观念的批判,透露了其红学理论内在的矛盾.“内证”说标举的“作者意图”的批评思路又重新回到了“本意还原”的传统文论范式之内.“红学新典范”的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本质,显现出红学发展背后深远的汉学传统,造成红学与文学批评本质的一再错位.本文试图通过“红学革命”的汉学实质的澄清,描绘出红学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思想谱系.【总页数】8页(P52-59)
【作者】王圣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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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版权之争
民国的版权之争作者：刘永加来源：《读书文摘》2018年第06期2017年，首届燧石文学奖为年度抄袭作品设立了“白莲花奖”，引发热议。
近年来，不少大热的IP小说一再曝出抄袭事件，有的还对簿公堂，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
其实，在民国时期抄袭事件也是屡有发生，如何维权那时各有其法，同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大义灭亲傅斯年揭发老师马叙伦抄袭胡适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聘邀马叙伦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他有个学生叫傅斯年，喜欢研究国学。
当时，马叙伦提倡国学，就把傅斯年当成最有希望的弟子来培养。
傅斯年拜在马叙伦的门下，不仅做学问，还搞了起杂志。
1919年1月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十几个同学在学校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
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傅斯年在《新潮》第一期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出版界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直接把自己的老师马叙伦给揪出来了，说马先生的札记如果是自己学习用，说明马先生勤奋，学问做得扎实，然而这札记“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
指的是马叙伦在学术著作《庄子札记》中抄袭胡适的学术成果却不注明出处。
章太炎的弟子、马叙伦的浙江同乡、另一位北大教授钱玄同，也是新青年的同仁，看到《新潮》杂志后在日记上写道：“大学生所办之《新潮杂志》第一册已出版，中以傅孟真（傅斯年）、罗志希（罗家伦）两君之文为最有精神。
傅评马夷初（马叙伦）之《庄子札记》，罗评林琴南之译小说，都说得很对。
”显然他肯定了傅斯年对马叙伦的批评。
刊登这篇文章的《新潮》杂志印行后，引起了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关注，他们纷纷购买这期杂志阅读，还送给了朋友。
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书信中，表扬《新潮》杂志说：“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由此可知，当年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都认可马叙伦的抄袭。
傅斯年揭发了马叙伦，可马叙伦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抄袭。
此后，就成了一桩无头无尾的公案。
拒不承认穆时英抄袭日本小说公案现代著名作家孙犁在其《秀露集》中记载：三十年代有一个昙花般的作家叫穆时英。
清初古文《尚书》辨伪与理学的关系兼议余英时“内在理路说”
2、理学与古文《尚书》
其次，清代经学家们在古文《尚书》的研究中强调了“心”的作用。他们认 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主宰，是人们认知和行为的关键。在古文《尚书》 中，有很多关于“心”的论述，例如“虚灵不昧”、“诚意格物”等等。这些论 述被清代经学家们引申和发展，成为了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3、余英时“内在理路说”
2、理学与古文《尚书》
2、理学与古文《尚书》
清代初期，理学发展到了高峰。在这个时期，经学家们将理学思想融入到古 文《尚书》的研究中，从而使得古文《尚书》具有了更深的哲学内涵。同时，古 文《尚书》也成为了理学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
2、理学与古文《尚书》
首先，清代经学家们强调了“理”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理”是宇宙万物 的本源和规律，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和依据。在古文《尚书》中，有很多关于“理” 的论述，例如“无极而太极”、“唯精唯一，允执厥中”等等。这些论述被清代 经学家们推崇备至，成为了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摘要
《大学》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文献，其中提出了许多关于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大学》中，有关于“亲民”与“新民”的辨说，对于 现代大学生来说，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内容摘要
“亲民”是《大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它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 《大学》看来，一个真正的大学不应该只是孤立地追求知识，而是要社会，民生。 亲民的理念，意味着大学生应该社会的弱势群体，了解他们的需要，以实际行动 为他们提供帮助。对于这个理念，现代大学生应该充分理解并付诸实践，以实现 大学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对于现代大学生来说，社会责任和创新创业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面对 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他们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有敏锐的洞察 力和实践能力，以应对各种挑战。通过民生、服务社会，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 会的需求和问题，从而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优势，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广东省肇庆市凤村中学高二语文期末试卷含解析
广东省肇庆市凤村中学高二语文期末试卷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而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1990年出版的《人类文明史图鉴》一书显示,史学家不可能只是超然物外的旁观者。
就拿鸦片战争来说,作者谈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难以展开时写道:“在马戛尔尼大使扩大英国与中国贸易行动失败的情况下,该公司只好自己想办法来维持贸易平衡。
但东印度公司能用什么商品来打开中国市场呢?答案就是鸦片。
”看来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很明显的:因为英方一系列要求(增加通商口岸、减低税率、设立租界等)未获应允,东印度公司才不得已求助于鸦片。
其实,即使清政府当初一切按英方的安排行事,不法鸦片贸易仍无法避免。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方的要求悉数满足,鸦片交易还是不能禁绝,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而且,《人类文明史图鉴》一书并不讳言:清朝政府早在1729年就颁布了禁烟诏令。
嘉庆皇帝一即位,就下令再次禁烟,但在“十八世纪末”,每年仍有大约一千二百箱的鸦片运销中国,其中大部分来自孟加拉,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那里的鸦片生产。
“十八世纪末”,这一表达方式比较模糊。
实际上,在马戛尔尼大使出使中国之前,鸦片走私已很猖獗。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东印度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岌岌可危。
黑斯廷斯在1774年担任英属印度总督之后就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如果听任印度农民吸食当地盛产的鸦片,财政上当然不无小补,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最终将受到损害,即失去健壮的劳动力;在他的坚持下,东印度公司垄断的鸦片销往中国,于是偷运“福寿膏”逐渐成为东印度公司的支柱产业。
尽管这位黑斯廷斯在1785年遭受弹劾,但他的鸦片走私政策却留给东印度公司滚滚不断的财源,直到二十世纪仍有英国史学家对黑斯廷斯当年的“远见”大加赞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了十九世纪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靠中国的银两来维持的。
伯克在弹劾黑斯廷斯时称东印度公司是“有史以来最堕落的公共机构”,其成员系“人类的垃圾、渣滓”。
2020-2021学年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第一中学高二语文月考试题含解析
2020-2021学年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第一中学高二语文月考试题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升(4)题。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
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
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
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
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
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
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
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
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必、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
在西南联合大学，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
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
”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
《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的时刻，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
质疑现代科学纯粹的西方文化渊源——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质疑现代科学纯粹的西方文化渊源——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王斌
【期刊名称】《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0(031)004
【摘要】余英时先生认为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教派"开启了西方特殊的数学传统,并且认为这种传统一直被西方所秉承,从而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构建了纯粹的西方文化脉络.文章通过分析西方的文化历程可以发现,其文化内核是一种非决定性的、开放性的"二分法"思维,毕达哥拉斯教派的数学研究只是这种思维方法在文化形式上的阶段性选择,而这种思维方法通过吸纳人类历史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文化精粹,才推动了西方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因此,西方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应简单地归结为西方某种原初文化形态所决定的必然产物.而西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也会呈现出区别于西方的个性,中西文化将在维系差异中交互共存.
【总页数】5页(P70-74)
【作者】王斌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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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晋城市追山中学高二语文下学期期末试题含解析
山西省晋城市追山中学高二语文下学期期末试题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在文化全球性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文化主体之间的实力不均衡、信息不对称以及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抗冲击能力的不同，很容易使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面临安全风险，文化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创造力受到压制与削弱，甚至还会招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
维护文化安全是各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防范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但防范绝非封闭自囿。
最有效的防范，永远都是自强自律；自强要求我们自律，警惕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把群众文化看作“下里巴人”的态度。
更警惕一味崇洋媚外，紧紧盯着国外的领奖台，把文化创造的着眼点一股脑儿放在对奖项的拼争上。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自律自强还要求我们警惕在文化建设与文化创造中的趋利、媚俗、浅薄、浮躁、恶搞、收视率为王、“娱乐至死”等现象，切实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上来。
而最有力的维护，则始终都是开拓创新。
因为，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除了诸多外部因素，内部开拓创新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相较于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积累与文脉延亘，只有200多年建国史的美国为什么能拥有文化强势并称霸全球？关键就在于其始终坚持开拓创新。
他们在文化创造中不仅将从欧洲带去的骑士精神、绅士精神和现代科技发挥到极致，还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中“猎取”要件和元素。
花木兰、孙悟空、熊猫、武术，以及《道德经》、《论语》、《庄子》、《易经》、《孙子兵法》和四大名著等，就常常成为其开发新项目和创造新产品的素材。
不独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在其文化产业的生产链上也少不了中国文化元素。
面对安全威胁若单纯防堵与抵挡，效力不大。
只有不断加大我们自身的开拓创新力度，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创造出足以征服人心的文化产品，才能从要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文化与其他一切“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只有从被吸引、认同、接受、欣赏、消化与感动的过程中，才能获得生命并产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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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作者】翟清福/耿清珩1954年8、9两月，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三期连载余英时先生的《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
作者武断地肯定《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大量抄袭《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
据说发表时该刊主编“觉得这正是可以为《人生》增添热闹的题材”，而这也是作者求之不得的。
余英时在文章中说，他对《十批》和《系年》的互校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诚实的人。
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态度了”。
由于当时大陆处在与外隔绝的状态，余英时这篇文章在当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反应，这使作者颇为失望。
事隔三十七年之后，郭沫若先生与钱穆先生已先后作古。
余英时对于自己的文章没有引起轰动效应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1991年纪念钱穆的集子《犹记风吹水上鳞》中收入了该文，只是删去了原标题，以副标题为题，“大体上是把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删除了。
整体的内容，甚至风格，则一仍旧贯”。
1992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十月号上发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再次提起这桩公案，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
1994年，余英时将《互校记》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和中国文化》一书。
经过余英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加上他的名气已今非昔比，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鼓噪。
就大陆而言，先是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在《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安迪”、题为《一段公案》的短文；接着，《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丁东”、题为《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文章。
这两位作者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居然跟余英时鹦鹉学舌，诬称郭沫若抄袭。
这自然是余英时期望引起的效应。
余英时标榜他的《互校记》是采用校勘的方法，“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篇之抄袭证成一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这确实具有较大的迷惑性。
没有读过《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的读者固然容易上当受骗，即使是读过这两本书而且对先秦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因为没有对两书做过校勘，也难免半信半疑。
郭沫若的学识和学术道德在有些人的脑海中似乎也要打上问号了。
我们对先秦思想史虽然有些兴趣，但并没有专门研究。
当听说余英时有这样一篇文章后，觉得这真是一桩重要的学术公案，便借了《互校记》来拜读。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和台港地区以及国外的学术交流有了很大发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我们希望从余英时的文章中能够有所获益。
但是读完《互校记》之后，觉得作者不但使用了一些通常学术批评不应该使用的恶毒的词句，而且口气傲慢武断，实在难以服人。
为此，我们不惮其烦，把《互校记》和《十批判书》、《先秦诸子系年》的有关材料也互校了一番。
结果发现，《互校记》对《十批》的攻击根本不能成立，其手法完全背离正常的学术批评准则。
余英时在文中对郭沫若的肆意斥责和嘲讽，完全出之于他对郭沫若的偏见。
应该指出，《系年》和《十批》本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论著，这是余英时也承认的。
《系年》主要考证诸子生平活动和著书的年代，对于诸子思想内容基本上未作论述和分析。
《十批》着重分析诸子思想的内容、倾向及其社会背景，对其生平活动虽也有所论及，但并不是重点。
在我们这篇文章中，不准备讨论《十批》和《系年》内容的区别，也不涉及彼此历史观的不同，只是就余英时《互校记》中罗列的《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据略加爬梳和辨析。
《互校记》所列凡十二条，几乎涉及所有先秦诸子。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能就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论列。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根据其日记排列了他研究先秦诸子和撰写各篇文章的日期。
时间起于1943年7月3日，止于1945年2月18日。
这期间，1943年9月7日在杜国庠处看到书架上有一部钱穆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便借回家去翻阅。
这是余英时认为《十批》抄袭《系年》的重要证据。
上述时间表说明，郭沫若在撰写《十批》的过程中，确实参阅过《系年》。
这一点，是应该先向读者交代的。
一、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互校记》说：“关于吕不韦与始皇的关系，钱先生有特别的考证，他否定了始皇为不韦子之说，否定了不韦荐嫪毐替己之说，同时还指出了不韦与始皇之间可能有政治上之冲突。
郭沫若便抄袭了这些见解而大作其翻案文章。
”又说：“这一节乃是《十批判书》中最严重的抄袭。
一般典籍如《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
但论断则不然。
更明显的是《系年》援引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郭氏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不是‘巧合’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先讲史料征引。
《系年》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嫪毐三人关系，所引史料二十余条；《十批》所引文献也近二十条，另引铜器铭文为证。
两书引用史料相同的有《史记》、《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中的有关史料。
这些大概可归入《互校记》所说“一般典籍”类。
问题在于《史稗》和《读书后记》。
余英时说，这两书郭沫若抗战时期在重庆是“绝难看到的东西。
”（《互校记》首次发表时语）言下之意，这正是《十批》抄袭《系年》最过硬的证据。
我们开始也认为，郭沫若这两条材料有可能是从《系年》转引的。
但是经过查对，却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系年》所引王世贞的书名乃《读书后辨》，并非余英时所说的《读书后记》。
余英时把《读书后辨》改为《读书后记》，是从《十批》抄来的。
实际上，王世贞的书名既不是《读书后辨》，也不是《读书后记》，而是《读书后》。
余英时不知道王世贞有《读书后》一书，可能觉得《系年》引作《读书后辨》不通，就想当然地跟着《十批》改为《读书后记》。
钱穆撰写《系年》时，是否看过王世贞《读书后》原书，我们开始不敢遽下结论，只觉得《系年》原版及增订版均作《读书后辨》，看来这个书名并不是手民误植，而是钱穆本人所定。
在查阅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之后，我们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钱穆不但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而且不知道王世贞这部书的书名。
《系年》有关秦始皇与吕、嫪关系的论述，大段引自《史记志疑》。
其所引用《史稗》和《读书后》的材料，也都见于《史记志疑》。
《史稗》和《读书后》是罕见书，而《史记志疑》则是一般学者较熟悉的常见书。
为什么钱穆会把《读书后》的书名引错呢？原来，《史记志疑》中有这样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
由于钱穆并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就把《读书后辨》当作书名。
这段原来无标点符号的文字，在《系年》里引用时加上“说”字并使用了书名号，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
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关论述时，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贞原书的书名是《读书后》，因而错改为《读书后记》。
余英时在撰写《互校记》时，本来只需查一查《史记志疑》和有关的工具书，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读书后》的书名，跟着郭沫若改为《读书后记》，还硬说《十批》抄袭《系年》，这种随心所欲的“互校”，能说是“用力较勤，所得较实”吗？再说论断。
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这个传说不可靠，从汤聘尹的《史稗》和王世贞的《读书后》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都已作过考证，《系年》和《十批》不过是在他们论说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申述而已。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产生？汤聘尹认为是“战国好事者为之。
”王世贞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吕不韦故意编造，以求自己长保富贵；另一种是吕氏的门客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使天下人都知道秦比六国先亡。
《系年》对于这个问题并未加讨论。
倒是《十批》提出了另一种推测，认为这是西汉初年吕后称制时，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
请问余英时先生，这怎么能说是《十批》“无论在资料和论断上都全依《系年》”呢？关于吕不韦和嫪毐的关系，《系年》说：“当时秦廷与不韦之间有猜防冲突之情而为史籍所未详者。
始皇幸先发，因以牵连及于嫪毐之事。
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
”《十批》对于吕、嫪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其内容与《系年》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一）《系年》认为吕不韦是“牵连及于嫪毐之事”，《十批》则认为吕不韦辅助秦始皇诛锄嫪毐。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嫪毐发动叛乱之后，始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尽得毐等。
”《十批》说，“考秦只有左右二相国，于时吕不韦为相尚未废免，则昌文君应该就是文信侯的别号。
”此与《系年》观点完全相反。
（二）《系年》为了说明吕不韦“牵连及于嫪毐之事”，把“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与嫪毐被诛联系在一起。
《十批》指出吕不韦假使和嫪氏果真是同党，在嫪氏诛戮之后，秦始皇为什么对他还能那么容忍，仅仅免他的相？（三）嫪毐诛戮之后，太后被秦始皇迁于雍。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齐人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但语焉不详。
《十批》认为秦始皇把太后迎回之后，便出吕不韦就国，一年后又要吕不韦与其家属徙蜀；而在前充军的嫪氏舍人在吕不韦死后即由蜀被召回。
由此推论，茅焦对于吕、嫪二氏势力之一消一涨起着重要作用。
《说苑·正谏篇》有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的详细叙述，《十批》认为虽属小说家笔法，不可全信，但却可推测“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
”《系年》对于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一事则完全略而不提。
从上述对照不难看出，关于吕不韦与嫪毐的关系，《十批》论述与《系年》多有不合。
余英时仅据《系年》与《十批》都引用了《战国策·魏策》的一段材料，就肯定《十批》是抄袭《系年》，这岂不是莫须有吗？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对立，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作了详尽的剖析。
《系年》除了提到《吕氏春秋》“抑秦与六国同例”和“讥秦政虽以武强伸于一时，犹不为民之所走”之外，可以说再别无涉及。
余英时承认“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此点为郭沫若之《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全文的精神所贯注之所在”，因为实在无法举出《十批》抄袭《系年》的材料，就只好用一句“毋须引证”来轻轻滑过。
最妙的是，余英时在强调“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是钱穆的发明时说：“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且不韦为秦相国，乃绝不称道秦政，……即观其维秦八年之称，已显无始皇地位’。
”按《吕氏春秋》“维秦八年”之称，前人多有辨析。
《系年》在援引清代学者的考证之后，认为姚文田之说“甚辨而核”，“不韦不以始皇纪元，乃统庄襄言之。
”郭沫若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考证，并且得出了不同的认识。
他举金文列国纪年之例，认为“维秦八年”就是秦始皇八年，“前人不明此例”，“或以为乃统庄襄王而言，都是削足就履之论。
”余英时不仅对郭沫若的考证避而不谈，而且不说明钱穆赞同姚文田的说法，用一句“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就把姚文田的考证归到他老师的名下了。
二、关于前期法家《互校记》说：“钱先生在《系年》中曾发现战国变法不始于商鞅，东方变法在先，西方继之于后，李悝、吴起早已为商君开路”，“钱先生认为‘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尤不得与韩非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