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亿救市所不能承受之重

4万亿救市所不能承受之重

毋庸置疑，在世界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政府在2008年执行的4万亿救市计划对经济增长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4万亿救市计划在经济领域仍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如：导致了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造成社会流动性泛滥以及“国进民退”等。在经济领域以外，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进一步刺激了腐败的发生。

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这些问题多多少少是无法避免的。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以及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等，这些基本的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时，使得在做决策时不得不对多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因此，现在回过头来把更多的指责集中到这些本来就无法回避且早已被预见的问题上，显然没有多大的意义。正如，“是药三分毒”，如果一个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时就已经指出了其可能的副作用，那么当某些副作用在接受治疗的病人身上显现时，我们就不能指责是医生的无良。

当然，我们更不能夸大4万亿救市计划的作用。事实上，4万亿救市计划尽管在短期内稳定了GDP的增长率，但却使结构本已失衡的中国经济走向进一步的失衡。因此，4

万亿救市计划被批评为向经济注入了吗啡，虽然短期内稳定了经济，但却带来了长期的隐患。

我们只需要看几个关键指标就可以大致了解4万亿救市计划之后我国经济是如何进一步走向结构性失衡。

一是看GDP增长的三大需求贡献结构。从需求的角度看，GDP由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个部分构成。GDP增长的三大需求贡献程度即是各自增量在GDP增量中所占的比重，这个指标可以告诉我们GDP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消费、投资还是出口拉动的。4万亿救市计划旨在拉动内需，通过拉动内需来稳定经济的增长。

然而，4万亿救市计划推出的第一年（即2009年），GDP增长率的9.2%，仅是资本形成对GDP拉动的百分点就达到了8.4，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1.3%，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程度之高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罕见。该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 拉动的百分点为4.4，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7.6%，这也仅仅是一个历史平均水平。这说明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其最终结果是仍然依靠投资，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没有被有效地被释放出来。

在拉动经济的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中，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出口的冲击，结构调整的目标由传统的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到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增长。然而，4万亿救市计划仅仅只是做到了使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立竿见影，并没有刺激到国内消费，从而使结构调整的目标打了很大的折扣。

二是看收入分配有没有得到改善。如果说4万亿救市计划确实拯救了我国经济，那么落实到经济中的行为主体，我们关心的是劳动者是不是该计划的最终受益群体，因此这就得看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有没有上升。

尽管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全国水平，但仍然可以通过加总各省的劳动者报酬来计算出全国水平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的份额，该数据显示出2009年和2010年该指标分别达到47.6%和45.0%，这个水平确实比以往各年度的水平提高了一些。

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提高确实能为4万亿救市计划加分，但在没有弄清楚劳动者报酬构成之前还言之尚早。在4万亿救市过程中，由于大部分资金流入了国有企业，以及财政扩张推高物价后的信贷紧缩政策下的民营经济生存环境的恶化，那么，“国进民退”将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在劳动者报酬的构成中，增加的将主要是国有部门而非民营企业，因此，即使劳动者报酬上升了，那么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会拉大。另外，由于大部分就业由民营企业所承担，如果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没有明显的提升，那么最终结果是，基尼系数很有可能会上升。这个结果将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劳动者报酬与基尼系数同时上升。因此，还无法证明4万亿救市计划改善了收入分配结构。

三是看GDP中消费的构成变化。由于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因此，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一直比发达国家的低很多而且呈下降趋势，2010年该指标为47.4%，创历史新低。因此，救市计划不但没有刺激消费，而且还使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从消费的内部结构来看，消费内部结构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衡，表现为政府消费挤占居民消费。2010年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28.7%，创历史新高；而同期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则下降到71.3%，创历史新低。因此，尽管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由于消费内部结构的失衡，使得政府消费却在GDP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上升，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失衡。

总之，4万亿救市计划虽然稳定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但却并没有缓解我国经济的结构失衡，甚至使我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变本加厉，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和稳定埋下了重要的隐患。另外，国际经济复苏似乎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并且在这过程中不排除下一轮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下一轮危机无法阻挡，那么，我们再也不可能并且也不能再动用大手笔的救市计划，否则，将很有可能陷入“滞胀”的泥沼。事实上，我国经济目前已经开始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潜在的“滞胀”风险。

当回过头来，再总结救市的得与失之时，我们不得不反思：救市的目标应该是保增长还是保就业？虽然这两个目标并不一定矛盾，但由于政策的侧重点不同，那么保增长就并不一定能够很大程度上地保就业。比如，如果将4万亿救市资金大部分流入到国有部门，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小于用4万亿资金作为一个中小企业减免税收的额度更能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事实上，我国4万亿救市资金大部分都流入到了国有部门，这又难免会有人质疑：打着“救市”的旗号如何能理直气壮地发展国有企业？另外，当这些资金投资的项目结束时，又将有一大批工人（包括农民工）没有事干了，新一轮的失业又将开始，这又当如何解决？总之，靠财政支出、政府花钱来刺激经济或许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毕竟不能为经济提供持久的动力且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