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描写与人物命运

悠美纯洁的童年归依

《边城》的环境描写与人物命运的切合

内容提要：《边城》的环境描写实际上是沈从文童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在1934年的桃花源式的追忆和理想化的提升，是一次悠美的纯洁的童年归依。环境当然不能决定一切，但对人格、人物命运的影响是潜在而巨大的。湘西幽美的环境给沈从文的童年一个极好的印象，甚至在他颠沛在外的一生中愈益明亮深刻。作品中那一个远离大都市的世界和作者坎坷生世及遭遇的现实互为表里，在淳静中必然有了一层淡淡的哀愁之雾笼罩着，这便与悲剧性的人物命运有着诗意般的吻合，这也是作品之所以诱人的深刻之处。

关键词：环境描写人物命运切合

一、颠沛流离的人生境遇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1902年生于一个困顿的军阀官僚家庭。因家境衰落，14岁进入军队，开始半流浪式的士兵生涯。他跟随湘西地方军，走遍沅水流域，得以了解湘西的风土人情和劳动人民的欢乐与悲哀，了解到各种“人生形”。这使他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有某种共通之处。黑暗的现实和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萌发起他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与失望，然而又找不到改变它的良好的方法，苦闷与躲避与些微的抗争的心理交织在一起，这些对他日后的创作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他以休芸芸笔名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小说，一方面在颠沛流离中为了生活，另一方面更为了理想，为了以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影响人改造人，改造日渐堕落的社会。真像是“临近日暮的悲哀了，还对着晨唱着欢乐的歌”（浩阳《晨鸟》）的一只鸟。因此，他写作很勤，是当时作品数量最丰的作家之一。他是《晨报》、《新月》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可惜1949年停笔，他已出版了50多种集子。作品以小说为主，计有短篇小说200余篇，中长篇10余部，还有散文、诗歌、文艺评论等。沈从文曾经与丁玲、胡亦频合编过《中央日报》、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等的文艺副刊。此外，他还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写到这些事实，主要说明沈从文总是过着不稳定的生活，时代使然。如果政局稳定、国家强盛、工作舒心，那么沈从文是不会反复“跳槽”的。

二、环境描写与童年本真的归依

童年归依是一件快乐、自由而走进心灵天堂的事，是心灵的净化。

沈从文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上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自由派作家，思想比较驳杂。五四运动的余波（主要是个性解放思想）、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佛洛依德学说及中国传统的佛老思想对他都有不同的影响。艺术上则受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狄更斯、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影响。他认为文艺表现人性、表现人类爱、表现自然的真与美、表现生活本身。他反对“文以载道”，反对作品的“政治化”、“商品化”；主张作家必须客观描述，一切要“从实生活里取证”，写时“彻底的独断”。沈从文的小说多是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事情，魂绕梦萦的湘西小镇的环境是他小说创作的源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是抒情很强的作品。《边城》是作者的代表作，作品以家乡湘西为背景，表现出作者对社会人生独

特的思考，作品中作者勾勒了一幅生动而丰富的湘西社会风俗画，一幅优美而清新的湘西风景画。它写的是湖南边陲一个叫茶峒的小城，那里的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孙女翠翠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写得相当缠绵动人。它歌颂了翠翠与傩送纯洁、真挚、带着诗意美的爱情；赞美边地人民淳朴、善良的民风，安宁、静谧的田园生活。这是作者理想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艺术再现，这是个典型的“桃花源”，人与人充满了具有原始性的关爱，没有等级化分，平等互助，物物交换，金钱在生活中不占统治地位（请不要否认金钱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现实中的统治地位），它只不过是乡民们传递关爱的不起眼的媒介物而已。

难道湘西就真的那么美吗？民风就真的那么淳朴吗？

这还需要回到作者写作此文的1934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可以说是国家贫弱、日本强侵东三省，国内政治统治黑暗、民生凋蔽、哀鸿遍野，为了生计作者流落北方，面对满目疮痍，作者寻求出路又是多么地艰辛，只好回到真实的内心。于是归依童年、回避现实似乎才是作者解脱内心痛苦的唯一出路的方法。作者童年湘西的十多年的生活，对湘西留有深刻的印象，作者童年生活不一定美好，但“童年归衣体验体现了艺术家幻想通过归依过去，在过去的生活中重新发现存在意义，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异化”、“人的心理常常具有美化过去的倾向，过去因其与现实的时空、心理距离而脱离了与主体的功利性联系，它已经不再是现实的对象而是审美的对象”、“童年的世界在这里成为作者在浑浊的人世坚持自己人格追求的依托”（以上均引自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134－135），《边城》所描绘出的淳朴的人性、原始的自然、质朴的民风、宁静缓慢的生活节奏，均呈现出庆典似的牧歌形式，是童年的梦幻，是作者精神家园的湘西，美丽如天堂，与那时实际的湘西有一定的距离。1934年的现实毕竟是黑暗的，所以《边城》在温柔中虽然跳动着坚韧的活力，但是牧歌般的情趣里至始至终贯注着如丝如缕淡淡而不断的哀愁，这哀愁呈现在景物描写和人物的悲剧命运中，也实际上是现实的残酷寓于作品中的作者痛苦心灵的呈现。作者对黑暗的现实不满，但又感到在社会面前，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个人是渺小而无能为力的，“真正的天堂，正是人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普鲁斯特语），对湘西的风土人情的童年回归，歌颂真善美，折光的反射出他对当时社会的否定，这种折射完全得益于作品诗意般的流溢着忧伤的环境描写与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刻切合。

三、环境描写与人物命运

环境描写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描写。在《边城》，由于作者强调茶峒的人们、社会没有被钢筋水泥为符号的现代文明所浸染，作者所建构的湘西世界里自然与社会合一，山水与人文胶溶，“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与“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两者均引自陶渊明《桃花记》）的高度一致，自然与人文之景，难分彼此，小说一开始就展现茶峒清丽的山水、如飘逸不群的仙女，它淡淡写去，让感情的细流缓缓地、悄悄地拨动人们的心弦，使你的灵魂微微一颤，读者与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和谐，让你体悟到那真是一个干净无比的世界。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小溪流下去，绕山嘴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