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危机事故与舆论关系

重大公共危机事故与舆论关系一我们首先对核心概念“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新媒体语境”加以界定。

（一）关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就指称的对象与涵括的内容而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概念与“重大突发性事件”、“重大灾难性事件”等概念时有交叉。

在本文中，作者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界定为：危及社会稳定的，具有公共性质的严重事件。

它们既可能是突发性的，也可能是非突发性的；既可能与“重大灾难性事件”同义，也可能不完全同义。

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本源意义上的严重灾祸引起和造成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2003年的SARS事件、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另一类源头并不是本源意义上的严重灾祸，不过最终却形成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

从舆论对上述两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的角度实行考察，不难看出其中不同的情形。

在前一类中，因为相关重要信息的公开水准不同因而存有很大的差别。

在其中一部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与此相关的重要信息未能即时公开，或者公开得不够充分，所以谣言伺机而生，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相对应的社会舆论，普遍地存有着缺乏理性之弊，体现出相当严重的离心倾向，加剧了公众的惶恐心理。

此种舆论属自在舆论。

它的勃兴，使事件的严重水准因之加深，社会由此而发生剧烈的震荡。

SARS事件的前半程情形即如此。

此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另一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因为与此相关的重要信息即时、充分公开，谣言失去了滋生土壤和传播空间，使得某些带有盲目性和破坏性的自在舆论不可能占有主流地位；相反，体现出较多理性成分的自为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总体上说，舆论的介入不但没有增加社会的震荡水准，而且还使公众增进了对政府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发挥了缓释和消解危机的积极作用。

汶川地震发生后，相关重要信息的充分公开体现了在舆论问题和信息公开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体现了导向准确的舆论对社会舆论的有效引导，从而证实舆论环境的优化与事件的缓解和问题的解决呈正相关关系。

事实证明：随着信息公开制度的逐步形成和持续完善，本源意义上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自然灾害等名副其实的“大事件”，通常情况下已经不会引发危及社会稳定的舆论激浪。

社会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大事件”，因与之相关的重要信息得以真实地、公开地、充分地传播而变得并不可怕。

另一方面，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件”或“小事端”，如贵州瓮安事件“、最牛钉子户”、“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跨省追捕”、番禺“垃圾门”事件等，却在新媒体语境中借助于舆论的放大作用而被瞬间引爆，从而演绎成另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

这类事件的相关信息与人为因素关系甚密，其负面性质更为严重，因而更可能被人为遮蔽乃至封锁。

部分官员和相关机构、相关当事人，不愿事件的相关信息被传播扩散，他们或遮遮掩掩，或讳莫如深，或仅传播其中经过过滤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对事件信息处理不当，那么原本属于非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小事件”，就有可能转化为影响甚大、相当棘手的“大事件”。

这是另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

它们与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者的关系，正是本文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二）关于“新媒体语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撰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以下简称《蓝皮书》）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新媒体用户第一大国。

《蓝皮书》显示：据对中国210起重大舆论事件的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在约七成（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这在2010年尤为明显。

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股重要的“主流”积极力量。

①因为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当今中国的话语格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新媒体语境已成为一种客观存有，成为与传统语境相对应、互补的整个社会语境中重要构成部分。

在传统语境中，官方话语和媒体话语（尤其是前者）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在新媒体语境中则不尽然。

“草根”话语往往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致官方话语和媒体话语不能不受到其深刻影响。

从上述《蓝皮书》提供的信息来看，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由“草根”话语构成），其重要水准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所谓“新媒体语境”，是指凭借网络及手机形成的具有如下特点的语境：一是人人都拥有相对自由地对外界发布信息和发表意见的自主权。

在“新媒体语境”中，传统的话语支配权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首先是由传播技术的革命带来的。

在人人都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在公共空间中对话语权实行垄断，难以为继。

“新媒体语境”中话语支配权状况的改变，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人民民主有所扩大的结果。

二是信息和意见的复杂水准非以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可比。

新媒体虽也受到一定水准的掌控和监管，但因为掌控和监管难度不言而喻，因而在这个语境中公开传播的信息和意见的复杂水准相当突出。

真假信息混杂，各种意见纷呈，而真假信息和正误意见凭借新媒体都体现出充分的扩散性。

真实信息和准确意见的扩散，既有赖于人民民主，又可有力地助推人民民主，有利于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虚假信息和错误意见的扩散，所产生的是以讹传讹、对“小事件”实行火上浇油使之转变为“大事件”的严重后果。

三是在这个语境中，存有着由相对应信息、观点和情绪共同构成的特殊“发酵剂”、“催化剂”。

它们对特定事件发生由小到大的转变有着发酵作用和催化效应。

在权威的真实信息和具有说服力的准确观点缺席或传播乏力的情况下，真假信息和正误观点都能够参与发酵作用并产生催化效应。

在“新媒体语境”中，群体情绪的生成、涌动、相互感应，其情况非传统语境可比。

难以阻遏的群体情绪，可使真实事实和准确观点的力量得以强化、叠加，也可使正面的理性影响力受到挑战、阻遏和贬损。

不实信息、错误观点和不良情绪糅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威力不可小觑的“发酵剂”、“催化剂”，使围绕特定事件而形成的自在舆论所以而升温、放大、膨胀，“小事件”演变为“大事件”也就具备了相对应的舆论基础。

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信息传播造成的社会恐慌、失序等严重后果有一定理解，并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信息的管理与传播策略颇为注重，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危机传播理论体系。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格鲁尼格和亨特提出的“优化理论”，该理论聚焦危机传播中的管理环节，强调传播者的自主性、专业性、决策水平和传播沟通策略的有效性；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信息加工环节上，较为深入地探讨了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管理者的“形象管理”和“辩护”策略问题，如伯诺伊特提出的“形象修复”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理论引入危机传播研究中，把危机作为话语冲突和调适的动态过程加以研究，代表性的学者有麦克黑尔等。

2003年SARS事件后，我国进入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高发期。

学术界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持续高度注重。

近年来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成果大致可分为如下五类：一是围绕危机传播理论所实行的本土化研究。

《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危机传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危机传播概论》，从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基本原理入手，在分析国内外多个典型案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理念，在危机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方面实行了有益探索。

二是针对突发事件和热点舆情背景下，政府及媒体的舆论引导所作的研究。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对中外政府和媒体危机公关大量正反案例逐一实行了分析和点评；《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对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舆论处置和引导方法实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试论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及其对策———以哈尔滨停水事件为例》、《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则分别结合相对应案例，对突发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的经验和问题实行了学理思考。

《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对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和具体实践实行了具有理论深度的概括。

以政府和媒体为主体加以研究，对其舆论处置、引导现状、问题和经验实行分析总结并提出对策方案，是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也是当前我国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研究中的主流。

三是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社会责任及新闻报道理念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媒体表现》、《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等，对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的表现和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等问题实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也论我国灾害报道的理念》等，从学术的角度对我国新闻传媒灾难报道理念的转变历程实行了考察和归纳；《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在开放与控制之间：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与尺度———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经验与启示》等，分别结合媒体对“南方雨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所作报道，对具体案例实行论析，力求基于此从理论上实行提升。

上述研究，通过对特定重大灾难中新闻传媒的所作所为实行学理思考，在某些专题研究领域中体现出一定的深化趋势。

四是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及应对策略的研究。

《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研究》、《“75”暴力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特点及引导策略》、《新形势下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内在演变机理研究》、《重大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扩散监测和规律分析》等，分析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特征和生成原因，探讨网络舆情的扩散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策略；《互联网之火：网络舆情和时代焦虑———从南京的突发事件谈起》，由南京的突发事件入手，探讨网络舆情在相对应事件中的发展演变。

与传统媒体相比较，网络的即时性、互动性和参与性使它在舆论的形成、发展等方面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同时也存有一定弊端。

上述研究以网络为切入点，反映了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和趋向。

五是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研究。

《群体性突发事件与舆情》，对存有于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各个关键环节上的舆情状态及其特殊变化展开了系统分析；《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新媒体事件的视角》，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突发事件的舆论载体、作用过程及影响，指出突发事件的舆论生态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而成的整体媒体生态系统运作的产物。

这方面的成果基于宏观视角，对突发事件的舆论生态、舆情机制和显著特征实行分析把握，对拓宽研究视野有一定启示。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学者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淀，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丰富的学术养料。

但随着社会生活和传播语境的深刻变化，上述成果所留下的研究空间仍是比较大的：对危机传播的研究侧重于就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实行经验总结，一部分对策研究停留于提出改进建议的层面，而相对忽视从新媒体语境中舆论关系的角度解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就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发酵、催化作用实行探索，而实行此类研究者尚少；对新媒体语境的研究，尚缺乏从新媒体的整体视角作系统研究；尝试建立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舆论关系模型的研究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