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对重庆踩踏事件的反思
□蔡永飞
据新华社重庆专电，2009年３月２２日，重庆市涪陵区发生一起踩踏事件，造成２人死亡，11人受伤。

因为涪陵廖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免费发放礼品的方式促销一种天然药材产品，许多人争抢礼品，导致踩踏事件。

同样的事件2007年11月10日在重庆市已经发生过一次。

那次是家乐福超市重庆沙坪坝店店庆促销，一桶菜子油引发踩踏事故，造成3人死，31人伤，其中重伤7人。

虽然商家在促销活动的组织上缺乏合理有序安排是踩踏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但参与争抢礼品的公众的无规则意识、无规则行为，应当是惨剧发生的更重要的原因。

应当说，后一方面的原因是更值得我们作出深刻的反思。

争抢事件只发生在陌生人中间
其实，无序争抢某些有形或者无形的利益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罕见。

在一群人过马路的时候，只要左右没有车辆，就会有人争先恐后地抢着闯红灯。

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即使排了队也会有人抢上前去。

但是，生活中也有相反的场景：一群朋友要进门或者出门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抢，反而会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谦让，无论如何自己决不先走，而要让别人先走。

跟熟人在一起，我们得让；跟陌生人在一起，对不起，我们得抢了。

抢，只针对陌生人。

很明显，我们有两套“规则”，一套是费孝通所谓的“熟人社会”的规则，一套是陌生人社会的规则。

在熟人社会，我们有一整套、一系列的规则。

比如说，在官方场合，有官衔级别的规则；在私人场合，有长幼辈份的规则。

尤其是，这些规则使我们都成了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因为它们不仅仅是规则，而且是伦理道德：不遵守规则，我们就要受到道德的调整，不仅会别人会指责，自己的面子上也过不去。

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是小农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我们基本上不与他人交往，因而我们的文化基本上就是“熟人社会”的文化。

古代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家讲道德伦理，只讲了五种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人们的交往关系基本上局限于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的关系如何规范，我们所信奉的圣人们没有多讲，我们没有被引导和鼓励进入陌生人社会，因而在陌生人社会，我们会有另一种面孔。

恰恰是熟人社会的规则导致了陌生人社会的问题
所谓规则，是人与人交往中形成的行为规范、秩序，那是人们之间互信的基础，也是交往的基础。

没有互信的规则，人
类社会就不能形成。

在古代，人们相信，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天理”，不仅在熟人社会，而且在陌生人中间也都以“天理”为秩序。

那些戎蛮夷狄不懂得“天理”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以夏化夷”。

事实上，大家都生活在小农社会，生产和生活基本上与陌生人社会无关，即使改朝换代也改变不了“天理”。

从理论上说，我们在社会上遇到的任何陌生人，都应该是和我们平等的人。

我不认识他，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既不是我的叔叔，也不是我的侄子，我应该平等地对待他，他也应该平等地对待我。

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对进入陌生人社会时的行为具有决定作用。

也就是说，恰恰是熟人社会的规则，导致了陌生人社会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包括“三纲五常”在内的人际规则和伦理道德规定的都是人们不平等的关系，我们习惯于生活在不平等的关系中，所以要用不平等方式去规范和改造陌生人社会。

因此，人与人之间从生人开始到熟人结束，必定是一个界定和确认高低贵贱等级身份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本能通常是找熟人、找关系。

但是，“拉关系”只是通过血缘、地缘等关系来化陌生人为熟人，把熟人社会扩大，而并不是进入陌生人社会。

虽然“有四海之内皆兄弟”（所谓“兄弟”实际上并不平等，“大哥”对于“小弟”几乎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的说法，但这只是圣人的一种理想，即把整个社会化为熟人社会，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每一个扩大了的“熟人社会”（往往就是所谓的“圈子”）而言，陌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再怎么扩大，也不会改变进入陌生人社会的方式。

而且在那种扩大了的熟人社会中，熟人社会往往也只是表面的。

有一个多少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可能也是司空见惯的：在单位里评选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的时候，如果是开会公开推选的话，大家就互相谦让，而如果无记名投票，基本上就只选自己了，至少跟公开推选时所选的人是会有很大不同的。

也就是说，面对面讲，运用的是熟人社会的规则；无记名投票，运用的就是陌生人社会的规则。

要害在于让熟人社会平等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从传统的熟人社会所要进入的，并不是传统的陌生人社会，而是一种全新的陌生人社会。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中出现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交往方式，成熟的市场经济交往方式是以“天生的平等派”商品开路的，是以对人类自身的信心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已经完成了人类对血缘关系的情感依赖的超越，至少在工具性的意义上它具有普世的价值，所以发展市场经济成了中国人的自觉选择。

作为一种具有全新的交往方式，市场经济使我们不但无法生存于传统的熟人社会，也无法生存于传统的陌生人社会，我们不得不面临一场真正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

或许问题并不复杂，我们只要将“传统熟人社会”改造成为“现代熟人社会”就可以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它是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人际交往方式相对立最突出的方面。

只要扬弃了中国传统式熟人社会的不平等特性，让我们的熟人社会平等起来，就可能让我们培养起以平等方式对待陌生人的习惯了。

比如说，如果在熟人中间不需要按照某些等级原则来“让”，而是平等地鱼贯出入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跟陌生人也不用“抢”了。

对照小农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人际交往方式的差别，最重要的可能在于有无个人利益的基础。

小农社会人与人的不平等
来源于个人利益的缺乏。

在没有普遍存在需要保护的个人利益的时候，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是不会太在意交往规则对于个人的意义的，而在有了一定的个人利益的条件下，人们就会认识到维护个人利益同时也是维护公共利益，只有尊重和保护他人的利益，才能够让他人尊重自己的利益，因而同等地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利益是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在。

一定的个人利益是人们形成独立人格、个人尊严和权利意识的基础。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现阶段人们的个人利益尚未普遍形成、人们的社会交往尚不发达的时候，民间出现的反腐败和维权行为，也只是出于规则意识，只是认识到规则遭到了破坏，乃至侵犯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出于权利意识。

发展个人利益和扩展个人政治参与相辅相成
当然，并非只有在普遍的个人利益充分成熟的条件下人们才会有参与意识。

相反，参与制定规则的愿望和要求满足个人利益的要求是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社会交往规则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定规则应当是一种“公共生活”。

在传统社会中，我们没有什么个人利益，也没有公共利益，国家是皇帝的“家天下”，当然也就没有公共生活。

规则虽然是皇帝制定的，但往往要说成是按照“圣人”制定原则来的，因而总会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天理”，但毕竟不是自己制定或者参与制定的。

至少从理论上说，真正要让人们遵守规则，一个重要的前提应当是，由人们根据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共同制定规则，才可能形成自觉遵守规则的内在动力。

对制定社会交往规则的普遍参与，使这些规则具有足够的合法性，是这些规则顺利并且持续运行的重要前提。

因此，在对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时候，在对与小农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际交往方式和伦理观念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对传统的交往规则的制定方式进行革命性变革，让这些变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社会交往规则是逐步“养”成的
公众普遍参与社会交往规则的制定，是这些规则形成合法性的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全部。

“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并不完全是因为缺乏合法性才不被遵守。

事实上，要让具有合法性的社会交往规则真正具有公认的权威性，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来培养。

“养”需要正向的引导，也需要反向的矫治。

合法的规则要顺利持续地运行，必须以严密的体制机制来监督规则执行的过程，让不遵守规则的行为受到相应的惩罚。

事实上，如果说不遵守规则却逍遥法外是一种腐败现象的话，那么许多人倾向于或者不反对“闯红灯”，可以看作是对腐败现象的一种消极抗议；而这样的行为则消蚀着各种社会规则的权威性，并预示着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

现阶段，“怕吃亏”是怕遵守规则吃亏，而人们的共同利益需要的是让不遵守规则的人吃亏。

所以首先必须守住这一规则，就是要对那些违背、不遵守规则的人进行相应的甚至是十分严厉的惩罚，让他们为不遵守规则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是我们拥有平等权利和公正秩序的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