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

关于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再答牙齿晒太阳朱永嘉读了你的第二次回贴，对你文章中的观点深表同感，对你目前处境我也能感受得到，也许这是第二代农民工进城过程中共同遭遇的一种表达。

我老了，没有办法直接来处理你们所遭遇的艰难，只能谈一点个人对此问题的认识。

我是学历史专业的，许多问题也只能从历史的角度表达我的认识，或许对你如果进一步认识和思考你们目前的境遇，可能有利。

有许多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它，认识清楚了，才能正确地应对它。

我们面临的社会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熟人关系上的社会，任何事都凭人际关系来处理，一是靠血缘关系，也就是家族和姻亲关系建立的，从夏、商、周三代起便都是如此，权力结构也是靠这个传承的，帝王制度便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朝廷管理国家的权力也往往带有世袭的性质，如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如东晋时王、谢这二个大族，可以垄断东晋南朝好几个朝代的朝政大权。

曹魏时，有一个叫陈群的，他搞了一套九品中正的制度，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关系，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现在叫作同乡关系。

那时有地方上的官员叫中正的，由他来品评地方的人才，分为上下九品，朝廷用人时，便以此来任命官员，这就除了家族的世袭关系外，还有一个地望。

东晋以王导为首的王家大族，是山东琅琊人，所以不是姓王的门第就高，要出身于琅琊王氏的门第才是第一位，这就是世家大族的由来。

在春秋战国时即便是世卿制度，现在不是有一个电影叫“赵氏孤儿”，讲的就是世卿制度，韩、赵、魏三家便是晋国的世卿。

但这种世家大族制度不可能是永恒的，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渲赫一时的世家大族也有衰落的时候。

唐人刘禹锡有一首很著名的题为《乌衣巷》的七言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和朱雀桥所指的是原来王谢二个大家的居所，那时金陵（现在叫南京）的秦淮河上有一座桥便叫朱雀桥，从朱雀桥至秦淮河南去不远便有乌衣巷，东晋的王导自卜宅于乌衣巷，谢灵运我们都知道他是南朝刘宋时的著名诗人，他们在居处宴游谓之“乌衣游”。

东晋的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登皇位时，要拉着王导一起坐，说“王与马，共天下”，可见王家在当时渲赫的地位。

到了唐代刘禹锡在金陵看到的王谢故居，只留下一副衰败的景象，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只能与普通百姓过一样的生活了。

所以，他们家之堂屋前的燕子，只能飞到寻常百姓家去了。

孟子曾经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

”（离娄章句篇下）泽是滋润的意思，君子谓大德，小人则谓大凶，斩谓断，君子行事，有善，虽五世亦受其惠，小人行恶，虽五世亦受其祸，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讲，决没有代代永恒相传的意思。

记得文革时，江青在军委有过一次讲话，题目叫《为人民立新功》也引了孟子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他是告诉老同志，不能溺爱自己的子女，子孙的前途还是应该让他们自己努力去奋斗，希望他们的子弟能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不是坐享其成。

与这个观念相反的便是“打天下，坐天下”，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儿孙们享受特权和财富，是天经地义的。

那样我们的革命不成了过去改朝换代了吗？这当然是极端错误的，而这种现象是熟人社会的产物，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就能分清是非和善恶，只有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代代相继的现象所以难以为继，从科学上讲，一个人的能力和知识都是后天的，一个人的成就还有历史际遇上的因素，这一切都不是血缘关系可以继承的，所以能维持一个时期，因为父辈的社会关系还在起作用，然这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退化，所以代代相继的传统不可能是永恒的。

然而从历史上看，要打破原来熟人关系代代相传的现象，有二种方式：一种是隋唐以后推行的“以科举考试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度，这样为阶层之间人员的流动提供了一个渠道，贫寒子弟经过十年寒窗，一旦中了举人进士便能鲤鱼跳龙门了。

其实这也是统治者笼络士子的一种手段，唐太宗李世明看到那么多士子来应试，他就非常高兴，认为天下才俊之士，都在他们牢笼之中了。

此其一，另外一方面，考试制度考的科目有定制，也有一定的范围，评分也有标准，所以大家都去背诵标准答案了。

那样做的客观效果是统治者束缚人们思想。

再说考试的过程，亦还有各种舞弊的办法，亦还有人泄题，阅卷过程还有人去通关节。

考试制度从表面上看虽说公正，透过背后的隐情去观察，其间亦弊端丛生，越到各个皇朝的后期，这方面的问题也越多。

读一下《儒林外史》虽说是小说，但亦多少反映了考试制度下知识分子们的一种文化生态。

其实这三十年来的高考制度的流弊何尝不如此，公务员的考试制度，时间久了，亦很难避免各种弊端的产生，熟人关系的影响可以从显性转为隐性，在公开的合法的考试规则之背面，自然会产生各种潜规则。

打破原来熟人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在过去历史上无非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改变原来的统治结构。

如秦汉之际，秦代的统治机构被完全打烂了，代之而起的便完全是另一类人物，他们完全是从社会底层起家，成为新兴的统治者。

如刘邦、原来只是一个亭长，相当于现在地区下属的一个派出所所长；追随刘邦左右的，如樊哙，与刘邦是小同乡，屠狗出身；周勃早年织草席为生，还有是有丧事时，为人吹箫的；灌婴是贩布出身的；这些人出生都很低微，秦汉之际的大变动，为他们转变自己社会身份提供了机会。

再说张良，尽管出身于韩国的贵族，秦灭韩，他没落了，他能为老人去桥下捡拾其丢掉的鞋子；再如韩信，也是贫苦出身，早年有大志，但也能忍辱爬出他人之跨下，这反应了大丈夫能屈能伸。

这些人之所以能改变其原来的身份地位，一是际遇，二是自己不畏艰难的奋斗，后者可以要求自己，前者则不能刻求。

中国有一句老话，乱世出英雄，乱世是指际遇，英雄还得靠自己努力，并学会掌握机遇。

你在跟贴的文章中讲的层级结构的板结化的现象是存在的，从历史看，这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永恒和持久。

从公共管理上讲，也必须打破这种依靠熟人关系建立的板结结构，否则管理人员的水平只会逐渐低下，最终陷于崩塌的境地，掺沙子是他自身维稳的客观需要。

关于陌生人社会，那是指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化的社会性的交易行为。

商品交换不仅是熟人之间的行为，大量的是陌生人之间在市场上实施的交易行为。

比如我们去超市购置日常需要的物品时，要求同质同量同价，这个交易可以也应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公平和正常的运行，那就必须要有法律来保障社会的公平交易，强调法律的普适性和统一性，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各种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在所有人面前都有一个平等的起跑线，每个人只要凭自己的才能和辛勤劳动，都能取得它应有的报酬，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运行过程中既有效，又公平。

然而这只是理想化的目标，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时，往往在陌生人社会还保留着许多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

大量农民流动到城市打工，城市的工人和职员也会易地就业，资本家也会易地开设企业，在他乡异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家都应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这么一回事，农民最先走上打工的途径时，往往借助于沾亲带故的关系，借助于同乡的关系，以后才慢慢通过职业介绍所，去寻找合适于自己的工作。

中国从小农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转向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人员高度流动。

在这个高度流动过程中，在陌生人地区或职场，寻求熟人之间原来的相互关系，以支持自己的起步，那么这个起步往往不可能是公平和平等的。

往往还是靠人际关系，社会学把这个关系比作社会资本，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的，如何利用社会资本逐利，也就是利用原有的人际关系为自己的各种需要服务。

诸如在这个地区，这个行业，或者这个相关企业，你有复杂的关系网，那么你做什么事，都方便；反之你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那就往往寸步难行；即便如你有病，要住院，要开刀，也得找关系，如果手上拿着手术刀的医生，也借此来谋利，那比强盗更凶狠了。

年轻时，我听到过一个笑话，过去二个人有过隙，一个是外科医生，一位是病人；二人在手术台上相遇，医生拿起手术刀说，你现在还凶吗？那病人吓得从手术台上不穿衣服拔腿就逃。

这是你碰上了对你不利的关系。

所以你有好的背景和对你有利的关系，就什么都方便，你没有好的关系，没有相当的背景，往往寸步难行。

在就业上，在单位的工作安排上，熟人关系往往渗透到方方面面，这种关系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行业，形成网络，它就会板结化了。

道德的堕落和各种腐败便由此而滋生漫延，这是最窒息人才成长的氛围。

从制度层面上讲，我们还有不少过去留下的制度，一时还不能打破。

比如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元结构，便是不平等不公正的历史遗留物，这就给农民如何融入城市，设置了人为的障碍。

从我接触到的农民工，八十年代开始进城的农民工，他们并没有想过如何在城市扎根，一方面制度上有障碍，另一方面他们对农村生活还有依恋，家还在农村，打工挣钱为了在农村给孩子上学，盖一幢房子，将来让孩子在农村成家，土地是他们生活最后的保障，现在农村盖新屋，很普遍，它反映了第一代农民工的愿望和追求。

八O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就不同了。

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受到父母或者祖父母的惯养，没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苦难，而且父母都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故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出人头地，就是为了鲤鱼跳龙门，离开农村，融入城市，他们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在城市就业定居，有许多人本来就在城市中随着父母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长大的，根本没有体验过农村生活，压根回不去农村过农民的生活，而城市又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找不到好的工作，不要说买房，连租房都困难，在城市生活只能蜗居或者蛋居的大都属于他们，而他们自己又到了婚嫁和生儿育女的年龄，今后还有负担父母养老的义务。

他们或者已经或者快到了而立的年龄段，而成家立业的阶段性目标似乎离他们很遥远。

所以第二代农民工心理上的负担最重，他们承受着社会的一切苦难，愤青就诞生在这一群体，他们的文化比父母要高，网络上围观的群体他们占了很大比例，对社会不公的反应最为敏感，所以如浙江杭州飙车的富二代，以及如“李刚我爸”那样的官二代，以及到海外去炫富买高价房的又贵又富的X二代的种种不法行为，更刺激着他们对社会不公的强烈反应。

这一切都与他们在生活上也是最为动荡不定的群体有关，这是我读了你跟贴以后最直接的感受。

我支持你的文章，你这样为自己遭受的不公呐喊是应该的。

政府应该善待这第二代农民工，社会也应该关怀他们，至于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点并轮到具体人身上，那谁也说不准，如果做不好这一点，我相信会有报应的。

决不能如对待他们父祖辈那样对待他们了，不能靠哄了。

然而从你们自身讲，则要在任何困难面前不要沉沦，不能自暴自弃，路总是人从没有道路的地方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