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获得与维持_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问题的思索

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是自在的、独立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决定了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因而也决定了体系自
身的稳定与否；国际体系结构是自变量、是原因，国家行为则是因变量、是结果。例如，在论述关于均势生成的机理时，沃尔兹指出，均势是一种自然和自发的现象。如果一国增强其权势，他国也必效法之，这是体系结构自动调节而非人为的结果。政治行为体是选择彼此制衡还是追随强者，取决于系统的结构。
总之，根据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安全观念，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国家权力始终处于国际关系的核心地位。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间总是存在着权力与利益的竞争和冲突，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对别国来说都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安全。国家为寻求自我保护、巩固和促进安全，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本国的军事力量，以对付潜在的和外来的军事威胁。
安全困境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翰赫茨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他认为，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国家或民族国家)共存时会发现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其行为和保护其免受攻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绝对的)安全始终无法最终求得，所以只能导致自我失败。作为一种结构性观念，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之称为霍布斯式的恐惧，认为安全困境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对于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古典现实主义者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安全困境被认为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国际社会只能对其加以改良，而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消除。
由于国家是权力或最大安全的追求者，而整个国际体系具有一种自助性质，即国际社会没有一个权威的政府，国家彼此皆为潜在的敌人，必须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削弱对手而获得安全，从而使每个国家都处于戒备状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一国为确保自身安全所做的努力，到何种程度会被别国视为安全威胁?一国的安全感必须以另一国的被威胁感为代价吗?由于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很低，一国无法确定他国以防御为目的的军备建设会不会转化成进攻的能力。因此，国家会加强军备以寻求安全优势。这种国家之间的相互猜疑将导致军备竞赛，形成国际体系的特征安全困境。
(二)新现实主义
在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安全是一个很难确切界定的概念，从未有过清晰一贯的定义，对安全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和单一。20世纪70年代，沃尔兹以自己的体系结构来对峙摩根索的权力－利益结构，用严谨、简约、演绎性的科学理论体系发展了古典现实主义，提出了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中心的结构现实主义，即新现实主义。沃尔兹把国家利益与狭义的国家安全等同起来认知，并以此来突出军事实力在维护国家利益中的首要作用。他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去追求诸如安宁、福利和权力这些目标。
正如大卫鲍德温在探讨安全的理念时所评价的：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最重视安全研究的就是新现实主义，它始终将安全作为国家的首要动机和目标。新现实主义继承并超越了古典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念，强调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变量，但权力本身是手段而非目的，国家的安全才是最高目标。沃尔兹曾说：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此外，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另一个修正是其国际合作观的转变，它认为合作可以避免高代价的冲突并有利于保持和平和解决经济问题。在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既强调国际政治斗争，也强调国际经济竞争；既注重国际冲突，也注重国际合作。按照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在合作安排中，权力关系仍然起作用，比较强大的国家在合作所得中会占较大份额。虽然这种关于合作的论述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却是一个大修正。这种修正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现实。
在探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时，我们还应提及的是，个别的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安全、国际合作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最具有代表性的或许就是给自己的理论贴上非必然现实主义标签的查尔斯格拉泽。他认为，处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完全有可能以合作方式来解决安全困境。在无政府状态下寻求自身安全的国家，在选择是采取竞争战略还是合作战略时面临着两个根本问题：(1)哪种战略能够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以威慑对手，或在威慑失败后提供防御能力?(2)何种程度和类型的实力可以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又不对其他国家的防御能力构成威胁?以获得进攻力量的成本和获得防御能力的成本之比率为依据，格拉泽强调所谓的进攻一防御平衡。他认为。越强调防御，军备控制的必要性就越少，因为要获得明显的军事优势，需要大规模增强进攻的力量，形成进攻力量的失衡，因此把军备控制作为制约军备竞赛的一种方式是必需的。
安全的获得与维持:西方国际关]人类对安全的关注是国际关系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可以说，什么是安全、安全怎样获得及如何保持的问题，是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无法回避的领域。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国家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和安全。自由主义认为制度可以帮助国家确定利益和规范国家行为，从而有助于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则确立了以行为体行为的文化内容为主的社会实践在建构国际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实现了文化和认同对安全理论的回归。比较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时安全问题的认知，最大的意义事实上是为我们区分了安全作为一个学术议题存在其应有的外延和领域。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沃尔兹通过系统层次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其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体系内各个单位之间关系的不同。国内政治系统各部分之间是从属关系，是集权制、等级制的；而国际系统内各部分的关系在形式上是平等的，是分权的、无政府的。两个系统的排列原则截然不同，而且事实上完全背道而驰。国际政治系统就像经济市场一样，是由关注自我的单元的共同行为形成的，是一个自助性系统。只要彼此竞争的单元无法将无政府的国际舞台转变为类似国内社会的等级制，国际政治的本质就始终没有变化。在沃尔兹看来，由于国际系统内各个单位即民族国家之间是等同关系，每个单位的功能又是相似的，没有凌驾于其上的世界政府，而国际组织往往沦为大国的工具，所以各个单位之间的冲突只能自行解决。组成系统的单位国家只能依靠自我保护以求生存。 #p#分页标题#e#
(一)古典现实主义
古典现实主义的几个核心假设是：第一，国际体系以国家为基础，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第二，国际体系的本质是冲突，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第三，各国拥有合法主权，但因实力的大小不同而有强国和弱国之分；第四，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对外政策独立于国内政治；第五，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第六，权力是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概念。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非必然现实主义还强调国际制度在缓解国际竞争冲突中的作用，认为国际制度可以减少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国际制度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把安全困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总之，非必然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整合了博弈理论、合作理论、军备控制和威慑理论，看到了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所出现的一体化和相互依赖趋势，拓展、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p#分页标题#e#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
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完善了新现实主义理论。它重新界定了权力的概念，对决定国家优先选择合作而非竞争的那些国际条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扩展论和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结构论。他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把这种力量看成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这一理论强调国际体系中充满着竞争和冲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各国采取自助方法来维护本国的安全，从而使安全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为了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各国采取进攻性战略，这样就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一、现实主义安全观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关于安全的认识可谓源远流长，其安全思想极其广阔和多样，构成了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作为安全研究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古典现实主义，都把安全问题作为其关注的中心问题，认为国家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或安全。
第二，影响国家行为的唯一重要因素就是国际体系结构它是指国际体系中物质性权力的分配格局，亦即体系单位(国家)依其相对国力在体系中的相应位置的排列。国际体系结构的基础是国家实力，即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这种权力分配首先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并且权力首先是指国家的军事实力。一个大国统治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单极，两个大国统治国际体系的结构称为两极，若干个大国对国际体系有着大致相同影响的结构则称为多极。国际体系结构不能根据单元的功能来定义，但是可以根据单位能力的大小来定义。互动单元的能力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变化。
按照这一逻辑，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体系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只有霸权国家才是最安全的，因为只有世界性的霸权国基本上不用担心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相反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他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可见，从本质上说，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是国家通过获得比对手更强大的实力来寻求安全。
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是一种自然倾向，国家在国际上以追求权力与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它主张通过均势与结盟等战略来寻求安全，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经济实力，削弱对手而获得安全。在摩根索看来，利益是政治的实质，而以权力定义利益的核心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国家的所有动机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获得、维持并增加权力。
在国家为什么要追求权力这个问题上，米尔斯海默和沃尔兹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摩根索关于追求权力根源于人性的说法，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国家追求权力的根本原因。米尔斯海默指出，在一个没有合法权威机构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它们很快就意识到，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但是，在随后的分析中，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沃尔兹运用传统的均势理论来证明，霸权国家的权力过大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依照均势理论，各个国家一定会联手抑制霸权国家。而米尔斯海默则反对这种对权力追求的消极防御思想，对沃尔兹的均势遏制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他通过引证推卸责任(buck-passing)、坐观血腥撕杀(bloodletting)、绥靖(appeasement)和追随强者(bandwagoning)等一系列外交行为，证明了在面对危险对手时，各国倾向于推卸责任而不是结盟遏制。因此，他认为只有最大的力量才能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只有实现了最大化的权力才能真正地保证自己的生存。在他看来，国家对于权力的追求是无限的，只有权力最大化才能使其生存的可能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