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下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文献综述

(二)国内学者对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
1.政策议程设置的概念范畴研究。张欣尧在《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新模式研究》[28]中将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分为排序核心和问题核心两个维度。排序核心认为政策议程的创建就是权威机构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排序过程。如邱昌泰认为，“政策制定者对于来自社会的强烈需求釆取积极的因应行动，并将它列入政府处理公共问题的公共计划时程表，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人类需要”，[29]这就是政策议程。曾峻认为，“公共决策机构决定是否允许某一公共问题进入议程并优先加以解决的过程”[30]是政策议程。陶学荣在《公共政策学》中认为政策议程是“那些已引起深切关注并确认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被正式列入政府商讨、规划、研究的议事程序，以决定是否需要对其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的政策过程”。[31]问题核心认为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核心就是特定的社会问题能够进入决策者的视线当中，并最后产出政策。如张国庆指出：“将政策问题提上公共部门的议事日程，公共部门正式决定进行讨论和研究，并准备如何制定有效政策加以解决的过程[32]就是所谓政策议程。张金马在《政策科学导论》中认为“将政策问题纳入政治或政策机构的行动计划的过程”[33]就是政策议程。王骚认为政策议程是指“制定政策解决问题的议论、商讨、规划、研究的议事程序”。[34]
西方学者对于议程设置研究的理论学说较为丰富，相对国内来讲更加成熟和体系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七个：（1）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20]提出的政治系统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是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他把议程设置看作是政策制定的“看门”环节，即政治需求需要经过“看门人”的允许才能进入决策系统。（2）美国学者彼得·巴查赫和巴热兹在《权力的两方面》一文中指出“能否影响政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但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为重要的另一面”。[21]（3）美国学者罗杰·W·科布在《比较政治过程的议程制定》[22]一文中，将议程设置的模型划分为三种基本的模式：外部推动、内部动员以及内部推动模式，认为议程设置是政策发起者与源于系统内部或外部的“触发器”相结合的产物。外部推动模式的问题由非政府组织提出，接着充分扩展，先成为公共议程，最终进入政策性议程。内部动员模式下的议程建立过程是由政治领导创建一个政策，但要求广大公众对政策实施予以支持。内部推动模式下问题的提出不需要寻求公众的支持，它是由政府内部动员或者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的团体提出的。（4）詹姆斯·G·马奇[23]等在1972年发表的“组织选择的垃圾箱模式”中创造性地提出“垃圾桶理论模型”，他认为“垃圾箱模型下”的组织可以被描述为“有组织无政府”或者“有序的混乱”状态，这种状态下组织包含了三种特征：模糊的偏好、模糊的技术和决策者身份的模糊性。这种情况下的组织处于无序状态，就像是一个垃圾桶,其决策过程就是垃圾积累和倾倒的过程，政策议程并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待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案、决策者及决策时机在“垃圾桶”中随机混合后的产物，只有在适当的决策时机，问题和决策者以及解决方案相耦合时，决策问题才会被提上决策议程。（5）约翰·W·金登[13]提出了分析议程设置过程的“多源流理论框架”，即问题、政治和政策三种“源流”。问题源流是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政治源流是影响决策者意愿的因素；政策源流是由各种利益集团提出的提案、备选方案及其他形式的政策建议。当问题、政治压力与解决办法聚合时，就可以启动公共政策议程。（6）艾伦·威尔达夫斯基的文化理论分析模型，其建立在玛丽·道格拉斯的“格—群”文化理论的基础之上，通过等级制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平等主义文化、宿命论文化以及新增的隐遁文化来解释人们在选择社会公共问题的态度和行为。[24]89（7）内森·卡普兰(Nathan Caplan)为代表政策过程的知识运用学派用“两大群体理论”(two communities theory）解释了由群体价值观差异而造成的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障碍。 [25]459继而以卡罗尔·H·韦斯（Carol H.Weis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深入研究了知识得以转化为政策的机理，比如启迪模型(enlighten model)、经典行政模型(classical bureaucratic model)、专家政治模型(technocratic model)和工程学模型(engineering model)等等。[26]426 [27]
3.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研究。政策议程设置会受到各种因素和环境的影响，根据影响因素作用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类进行研究。一是推动公共问题进入议程设置的因素。西方学者把公民个人、利益集团、政治领袖、大众传媒、专家学者以及问题自身的特性都当作能够推动公共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因素来研究。二是触发政策议程的因素。詹姆斯·E·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一书中[15]提出了推动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四种触发机制：政治精英介入、危机事件、抗议活动、媒体曝光。而拉雷.N.格斯顿在《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14]一书中将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触发因素概括为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三是政策议程设置的阻碍因素。拉雷·N·格斯顿[14]提出了“隐蔽议程理论”，他指出政策制定过程的封闭性，表现为少数人的合谋与操纵，对公共利益造成了威胁，与政策评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相容。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网络媒体是如何进行社会控制的。曼纽尔·卡特斯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中对信息化社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网络“是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源泉”，[3]将构成一个高度动态、开放的新社会形态，给人类社会带来全新的体验，同时也蕴含着社民主。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4]中指出互联网具有双重性，它既可以对人们的言论、观念和价值进行有效地维护和传播，又可以破坏和摧毁其价值，因此，号召全社会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认为网络民主是在网络平台上实现的以网络为载体的民主，“人们对于网络民主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首先，作为一种可以高效运转的媒介，其可以极大拓宽人们参政议政的渠道，民主决策的内含和外延也得到了拓宽。其次，网络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弊端，比如网络自身发展和维护的不规范性以及资源使用具有不平衡性。”[5]
一、网络舆论的相关研究
（一）国外学者对网络舆论的研究
对于网络舆论这个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方面，将其归于大众媒体中进行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系统的研究。少有的几篇对网络舆论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其对社会的重大作用上，而就事论事地对网络舆论的形成、特点等的微观研究较少。王一曼在《多源流理论下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1]中认为国外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西方可以保证一定的话语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使得网络舆论这一概念所引起的注意力程度不及国内高，且网络舆论对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选举过程中。国外学者从三个角度，对大众传媒进行了研究。
第一，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网络媒体是如何传播的。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及文化》[2]一书中提到了新社会结构正逐渐构建，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大众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人们只是这些传播媒介的被动接受者；而在网络时代，大众媒体不再具有强制性，人们可以自行选择接受的内容和方式，平等的互动交流成为可能。
网络舆论下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文献综述
赵艺扬
2016年06月06日13:53 来源：西部学刊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对时事政治、社会热点问题和社会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通过分析讨论进而逐渐形成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网络舆论。在网络时代，人们借助交互式网络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交换彼此的认识，形成了代表广大民意的公众意见。当前，网络舆论、网络民主、网络权利、网络决策等日益成为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网络舆论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以及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因此，在网络背景下政治系统能否完成自身调适，能否实现政策议程设置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对当前国内外网络舆论下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归纳，梳理了网络舆论、政策议程设置、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设置的概念、特点、模型、影响因素、优化路径等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我国目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工作的展望。
第二，网络舆论的特征。谭伟认为网络舆论拥有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冲突性、难控性这五个不同于传统传媒舆论的个性。李晓秋[8]认为,网络舆论具有快速性、资源整合性、冲突性以及群体性等特征。林凌、赵亚涛[9]认为网络舆论有舆论隐蔽性和舆论公开性的统一、舆论稳定性和舆论易逝性的统一、舆论真实性和舆论虚假性的统一、舆论广泛性和舆论狭隘性的统一这四个基本特征。桑丽[10]提出网络舆论具有全民性与互动性、全球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爆炸性、虚拟性与自行性的特点。
（二）国内学者对网络舆论的研究
网络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内学者对网络舆论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主要侧重于微观方面。
第一，研究网络舆论的概念。谭伟在《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中，从传播学和舆论学的角度对网络舆论概念和特征进行了分析，这是国内首次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他认为：“网络舆论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6]邹军在《试论网络舆论的概念澄清和研究取向》中提出“网络舆论就是通过互联网表达的社会舆论”。[7]
1.政策议程设置的概念范畴研究。西方学者对政策议程的争论焦点主要在于政策议程的定义，即“什么是政策议程？”学术界主要从三个角度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一是问题角度，如戴维·R·伊斯顿认为政策议程是“社会问题被认定为政策问题，且被纳入决策机构的议事日程或行动计划的过程”。[12]二是政策制定者角度，如约翰·W·金登认为“政府官员在任何给定时间给予某个受关注的主题编目”就是政策议程。[13]三是公众参与角度，如拉雷·N·格斯顿提出，“社会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出现的特定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聚焦形成公众议程。”[14]其中较为主流的两个概念界定都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界定的。詹姆森·E·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一书中提到“那些被决策者选中或决策者感到必须对之采取行动的要求构成了政策议程”。[15]罗格·W·科布和查理斯·D·艾尔德二人在《议程建立的政治》中提出的 “一组值得政府合法关注的政治纷争，以及一组按计划应引起决策层积极密切关注的事物”。[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