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无处遁逃的陷落
无处安放的女性身体:解读抗战叙事掩盖下的性别表述

无处安放的女性身体:解读抗战叙事掩盖下的性别表述
毕媛媛;林丹娅
【期刊名称】《职大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2
【摘要】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为运动主体的女性并没有掌握运动领导权,她们的话语和身体始终在民族大义、家国兴盛的宏大叙事宰制下奄奄一息.而要寻找女性身体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得以安放的合适位置,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坎途要走.
【总页数】7页(P1-7)
【作者】毕媛媛;林丹娅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福建省厦门市361005;厦门大学,福建省厦门市361005【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无处安放的灵魂——对张爱玲小说《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形象的解读 [J], 李波
2.无处安放的灵魂——对张爱玲小说《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形象的解读 [J], 李波;
3.无处安放的美国灵魂——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白噪音》的叙事手段 [J], 王丽云;付筱娜
4."外来者"故事中女性身体叙述与性别表述的异同——论《伤逝》《二月》《小城三月》 [J], 何江凤
5.无处安放的雌性之身——董启章小说的身体寓言和性别想象 [J], 朱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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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学中的女性解放

西班牙文学中的女性解放在西班牙文学中,女性角色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历史上的西班牙社会对女性存在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叶之前,女性的社会地位被局限在家庭和婚姻之中,被称作“天使”和“贤妻良母”。
但是在现代的西班牙文学中,则出现了许多描述女性强大个性与解放的作品,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女性角色逐渐成为文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完美地展示了女性的自由与独立。
在著名的西班牙文学作品《玛丽亚》中,作者胡安·曼努埃尔·德普拉多(Juan Manuel de Prada)以自传体的形式,刻画了一个充满活力和个性的年轻女性玛丽亚的形象。
小说中,玛丽亚追求真理,不断地对她的价值观和信仰进行探究和反思,最终走出自己的困境,找到了内心的安宁与平衡。
玛丽亚的形象新颖而引人注目,她代表了西班牙文学中的女性解放,是一个坚强、自信和独立的女性形象。
玛丽亚这一形象的出现,代表了西班牙社会的变化。
20世纪后半叶,西班牙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法律的改变使得女性逐渐具有了更多的权利和自主权,女性开始追求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过去女性的形象总是被家庭、婚姻所束缚,而现代的西班牙女性则追求自由、独立和平等。
这种变革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变得越来越自由和自信。
著名的西班牙女作家玛丽亚·杜埃尼亚(María Dueñas)的作品《少女与他的衣裳》中,描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成长历程,她逐渐摆脱了家庭、婚姻和传统的束缚,走向了自由和独立。
这一形象代表了现代女性对家庭和婚姻观念的反思,她们不再仅仅是家庭和婚姻的依附者,而是一种独立的存在。
这种独立的女性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班牙文学中,在安东尼奥·穆二扎的作品《牛头扛了吗》中,主角是一位成熟而自信的女性,她与自己的儿子相依为命,过着自由和充实的生活。
她的形象代表着一种不依赖男性而独立自主的价值观,给现代女性注入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
迷失、彷徨、觉醒和新生——从多丽丝·莱辛的小说看女性追寻自由解放的四个阶段

迷失、彷徨、觉醒和新生——从多丽丝莱辛的小说看女性追
寻自由解放的四个阶段
张帆;刘青海
【期刊名称】《宜春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0(032)009
【摘要】文章以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六部代表性小说为例,进行梳理总结后发现,莱辛众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追寻自身自由解放过程中的不同经历,可以概括为迷失、彷徨、觉醒和新生等四个阶段,并指出,女性问题的症结在于其自身,女性要寻求自由应首先从自身开始,只有取得精神上的独立,她们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总页数】3页(P138-140)
【作者】张帆;刘青海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厦门,361021;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浙江,金华,32100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4
【相关文献】
1.2007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英国)莱辛和她的被缚的"自由女性" [J], 施旻
2.人性的迷失和复归——多丽丝·莱辛空间小说《什卡斯塔》中人性的探索 [J], 王
大维
3.发展中的女性自我建构:凯特·肖邦的《觉醒》与陶丽丝·莱辛的《黑暗来临前的夏季》 [J], 李晋
4.多丽丝·莱辛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从《到十九号房间》看多丽丝·莱辛的女性意识 [J], 杜娟
5.多丽丝·莱辛短篇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以《德威特夫妇来到峡谷农庄》和《吾友茱蒂丝》为例 [J], 齐晓迪;祁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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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狂花女性反抗的壮丽卷追求自由的故事

末路狂花女性反抗的壮丽卷追求自由的故事末路狂花:女性反抗的壮丽卷追求自由的故事伴随着末日的脚步,世界进入了一个笼罩在恐惧和绝望中的时代,人们不得不面对丧失一切的现实。
然而,在这末路狂花绽放的时刻,有一群女性用她们的勇气和智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反抗,她们跨越了性别的壁垒,追求自由的故事由此展开。
细心观察这些末路狂花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勇敢和坚定的信念。
无论是社会底层的自由职业者,还是原本领导企业的精英女性,她们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抗逼迫她们的命运。
在恶劣的环境下,她们不仅要面对资源匮乏和生存压力,还要应对来自社会结构的束缚和性别歧视。
然而,她们选择了勇敢地站出来,并展现了无尽的力量。
“狼母”威尔玛是其中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
她曾是一个退休的退伍军人,丧失了原本平稳的家庭生活。
然而,当世界陷入混乱时,威尔玛决定再次踏上战场。
她组织了一个后末日幸存者的小队,保护其他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她用她的勇气和决心,为他人提供庇护所,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她的坚毅和果断,让所有人都愿意跟随她的步伐,因为在她身上,他们看到了希望和自由的曙光。
另一方面,末日解构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给予了女性追求自由的机会。
女性权益活动家艾米莉则是这个动荡时代最闪耀的明星之一。
在末日降临时,她趁势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废除婚姻制度和性别歧视。
她身上的品格和勇气影响了无数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权利。
她的努力使得女性在这个乱世中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踏上了寻求自由的旅程。
细数这些崭新的末路英雄,我们注意到了她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她们发现并利用自己独特的技能和特长,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机会。
无论是冷酷无情的剑术家雅典娜,还是狡猾机智的情报员梅丽莎,在整个末日世界中,她们都是无可忽视的力量。
她们用智慧和技巧,在荒芜的土地上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无所不能。
然而,这些女性的抗争并不仅仅只局限于自己的个体命运,她们也积极地参与到整个社会的改造中。
女性解放之梦的幻灭——解读耶利内克戏剧《娜拉出走以后》

“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1]2”在易卜生 的《玩偶之家》里,1 9世纪末的娜拉从对婚姻表面和谐 的幼稚陶醉中骤然觉醒而毅然出走,宣告了一个女性同 剥夺了做人的自由权的家庭的决裂。易卜生在这部剧 里向社会提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妇女解放的问题, 但从作品问世的1879年至今,“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 困惑仍然未解。一百年以来,它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问 号,引发世人思考,去探索妇女的社会出路。鲁迅在《娜 拉出走怎样》中说过,娜拉走出家庭到了社会,这好比一 只小鸟,关在“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 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不是同样不自 由吗?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尚未取得独立的经济权的娜 拉的生计问题,他因此得出结论:娜拉出走以后“也实在 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2]32
刻。作为一个极具政治意识和强烈批判精神及独特女 性主义立场的作家,耶利内克在这部剧里构建一个全新 的娜拉,通过对妇女受迫害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的分 析,对女性解放道路和途径予以了深刻的反思。
耶利内克完成《娜拉出走以后》后不久,197 9年10 月希尔德克内希特(Kurt Josef Schildknecht)执导该剧在 奥地利格拉茨大剧院进行了首演,得到一致好评,剧院 上演这部剧时场场座无虚席。然而此后十几年(直到 1 992年)一直未再上演。其原因如著名戏剧评论家乌 特·尼森所说,不是因为人们对女性剧作家的偏见,而 在于该剧对父权制社会秩序猛烈的“攻击性”[3]2”。剧 中流露出来的毫不妥协的口吻,辛辣尖锐的冷嘲热讽, 使得主导舞台的男性导演们不惮于冒此风险。
冈)E3]“,成为了各色男人追逐的目标,最终靠肉体求生, 充当了男人性欲发泄工具和经济利益工具,甚至沦为性 虐待娼妓,直至年老色衰被抛弃。
值得注意的是,娜拉有着清醒的女性意识和独立意 识,满口女性主义理论的词句,能意识到“刺激和色情是 一种屠杀女人的行为”[3]23,也常道出女性处境的真谛: “女人的历史迄今为止都是遭受残杀的历史!”[3]64而这 使得她在男人眼里变得“难看”[3]67。娜拉一开始思考就 立刻引起了工头的不悦:“女人嘴里说出的话可不像她 们手里做出的活儿那样招人喜欢。”[3]16一个男权社会是 不允许一个女人在暗处思考的,他们要千方百计拒绝这 种思考的存在:“女人被砍了头,被切割开来。人们只许 她留下身体,把她的头砍下,是因为那里能够思考。”(娜 拉)[3]67这样男人就轻巧地将女性置于自己之下,使其非 但不能构成抗衡的力量,就连平等的对话也够不上,这 可以说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最好的伎俩。
从围城到解放:女性的自我觉醒

从围城到解放:女性的自我觉醒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
从早期的“围城”到现在的“解放”,女性们逐渐意识到自我觉醒的重要性,开始在各个领域上展现出自己的风采和实力。
本文将探讨从围城到解放过程中女性的自我觉醒,以及她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
从围城到解放,女性的自我觉醒是一个历经曲折的过程。
在围城时期,女性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的束缚,她们的角色往往局限在家庭和私人领域,缺乏自主权和话语权。
传统的父权社会里,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权受到严重的剥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女性开始逐渐觉醒,她们不再甘于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是开始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在自我觉醒的过程中,女性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
首先是来自传统观念和社会习俗的束缚。
长期以来,传统观念中的“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女性要想挣脱这种束缚并不容易。
其次是来自外界的歧视和偏见。
在社会中,女性往往面临着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她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
再者是来自内心的自我怀疑和不自信。
长期以来,女性被社会灌输的“顺从”和“柔弱”观念,导致她们内心产生不自信和自我怀疑的情绪,难以跨越心理障碍。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女性们依然顽强地进行着自我觉醒的探索和实践。
在各个领域,女性们都展现出了自己的光芒和实力。
在职场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勇敢地向前迈进,她们成为了企业的骨干力量,担任了各种重要的岗位,甚至还有不少女性担任了公司的高层领导。
在教育领域,女性教师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教育着下一代,她们成为了学生们的榜样和引路人。
在家庭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女性的自我觉醒不仅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上,还体现在她们的思想和观念中。
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中,她们不再甘于被动接受传统观念和社会的束缚,而是开始积极探索并追求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从围城到解放:女性的自我觉醒

从围城到解放:女性的自我觉醒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在围城还是解放后,女性的地位一直都不容乐观。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女性开始逐渐觉醒,开始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而奋斗。
本文将从不同历史时期入手,探讨女性的自我觉醒之路。
围城时期,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
男权社会的观念根深蒂固,妇女只能在家务劳动中度过一生,而且连基本的教育权都被剥夺。
《围城》这部小说中,方鸿渐的妻子柳柳就是典型的代表。
她整日无所事事,只知道打扮自己,甚至为了追求虚荣而愿意为了不合适的儿子来造成自己的身心双重的折磨。
她完全沉浸在男性所创造的围城中,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
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少见,许多女性都被束缚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中,被迫过着被动的生活。
女性的自我觉醒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
虽然在解放后,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依然是家庭和儿女,许多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无法得到平衡。
性别歧视和暴力问题也依然存在。
《围城》中的柳柳虽然独立了,但是她所遇到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她的性别和社会的期望依然限制着她的自由。
这表明,女性的自我觉醒之路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为了让女性真正实现自我觉醒,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对女性权益的保障和宣传,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尊重。
我们应该加强对女性的教育,让她们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我们应该加强对性别歧视和暴力问题的打击,让女性能够在一个更加安全和尊重的环境中生活。
我们应该积极倡导男女平等的理念,推动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和支持,让女性能够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围城到解放的历史时期,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逐渐走向了自我觉醒。
女性的自我觉醒仍然面临着很多障碍,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克服。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每个女性都能够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走出围城,真正得到解放。
喜福会

解放的女性与沦陷的东方 ——评电影《喜福会》 旅美华裔导演王颖根据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改编了这部电影。
一部电影讲述八位女性的故事,能如此从从容容,也是功力。
块状的结构略显平庸,可是至少每个女性的面目是清晰的。
这八位女性,她们的生命都与东方,准确地说是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中国在这部电影中,对于四位母亲来说,是一个需要在现实空间中逃离的场所,赴美之旅使她们自我“解放”的起点;对于四位女儿来说,是一个需要在心灵空间上逃离的场所,她们需要不像她们的母辈那样活着,在内心上强大起来。
就这样,女性的解放和对中国的脱离被并置。
我认为,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观点,还是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都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弱者”永远是被书写和被塑造的,他们没有自我言说的机会,于是存在于主体的想象中,成为“他者”。
(这里的弱者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这里为了概括方便,选取了一种惯常的说法,其实他们——无论是女性还是东方社会——很可能并非事实上的“弱者”)这种概括当然无法囊括两种理论的丰富性,但是却能从一个方面来说明这两种理论的相似内核。
而因为如此,东方女性便更加边缘。
这部电影中,女性形象与中国影像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于是本文将利用女性主义和对东方主义的反思观点,来分析本片在塑造女性角色和描绘中国图景之间所出现的观念的不同步。
同时探讨这种不同步的两种观念如何互相牵制,使得两方面都出现了即进步又保守的含混表达。
一. 女性主体性的建立 小说原著作者是女作家谭恩美。
作者的女性身份及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使得小说《喜福会》成为一部典型的女性文本。
王颖虽然是一位男性导演,但在这方面,对原著的遵守做的比较好(也许是谭恩美参与编剧的缘故)。
主角是八位女性,但事实上片中所揭示的女性寻找自我的历程不仅只发生在这八位女性身上,还包括安美的母亲(邬君梅饰)和林多的母亲(奚美娟)。
于是这种历程跨越了三代女性。
影片通过叙事和影像的处理,塑造了这样一个女人的世界,这些女性像天鹅羽毛那样柔弱,却完成了漂洋过海的自我肯定的过程。
从围城到解放:女性的自我觉醒

从围城到解放:女性的自我觉醒1. 引言1.1 引言在社会的围城中,女性往往面临着种种束缚和限制。
受传统观念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女性往往被定义为弱势群体,缺乏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能力。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觉醒自我意识,寻求自身的价值和发展空间。
她们不再满足于围城中被动接受命运的命运,而是积极寻求解放的路径,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女性的自我觉醒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
在过去,女性往往被限制在家庭和社会的一角,缺乏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自身的权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塑造自己的独立人格。
女性的解放之路漫长而曲折,但她们的努力和坚持将不断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本文中,将探讨围城中女性的束缚、女性自我觉醒的标志、女性解放的路径、社会对女性自我觉醒的影响以及女性在解放中的角色,希望能够为读者呈现一幅女性自我觉醒的画卷,让人们更加重视和关注女性的权益和发展。
2. 正文2.1 围城中女性的束缚在《围城》这部小说中,女性的生活被种种束缚所困扰。
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要求是一个重要的束缚因素。
女性被要求要成为贤良淑德的妻子、慈善敬老的女儿,并且要顺从丈夫和父母的意愿。
她们没有自主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安排。
家庭和婚姻也是围城中女性的束缚。
女性被认为是家庭的束缚者,她们要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关心丈夫,没有时间和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发展。
婚姻对女性来说是一个牢笼,她们需要嫁人生子,顺从丈夫的意志,无法成全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传统观念和道德标准也对女性构成一种束缚。
女性被灌输着要端庄贞洁、顺从孝顺的观念,不能有自己的主见和独立思考。
她们被束缚在传统的道德准则下,无法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围城中女性的束缚主要来自社会的期望、家庭和婚姻的限制,以及传统的观念和道德标准。
这些束缚让女性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和自由发展,成为围城中的囚徒。
女性解放的破产和对传统的回归白鹿原女性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分析

女性解放的破产和对传统的回归白鹿原女性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分析一、本文概述《女性解放的破产和对传统的回归:白鹿原女性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分析》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白鹿原》这部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以及这些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通过对小说中女性角色的细致分析,文章揭示了女性在追求解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她们在困境中如何寻求自我救赎和回归传统的道路。
文章不仅关注女性个体的命运,更从文化和社会层面反思了女性解放运动的成败得失,以及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
通过对《白鹿原》这部文学经典的分析,文章旨在引发人们对女性问题和社会文化的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在现实生活中为女性解放和传统价值找到更加和谐共存的路径。
二、白鹿原女性形象分析《白鹿原》作为陈忠实的一部史诗性巨著,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吸引了无数读者。
其中,女性形象作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历史背景。
通过对白鹿原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女性解放的破产以及对传统的回归。
白鹿原上的女性形象多样且立体,她们或勇敢坚韧,或温柔贤淑,或刚烈决绝。
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仅是单一的符号,而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家庭、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她们所面临的困境和挣扎。
白鹿原上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传统女性的美德和品质。
她们勤劳善良,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磨难。
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家庭的支柱和依靠。
她们以无私的爱和奉献精神,为家庭的和谐和幸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这些女性形象体现了传统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也展示了传统女性美德的光辉。
然而,白鹿原上的女性形象也揭示了女性解放的破产。
在小说中,虽然有一些女性形象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权利,但她们往往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和困境。
她们在追求解放的道路上遭遇了种种挫折和磨难,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回归到传统的轨道上。
这些女性形象的命运,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解放的限制和阻碍,也揭示了女性解放道路的曲折和艰难。
从围城到解放:女性的自我觉醒

从围城到解放:女性的自我觉醒
从20世纪初的《围城》到1949年的新中国解放,女性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历经磨难的自我觉醒之旅。
在《围城》中,作者钱钟书描绘了上海都市的上层社会,女性处于极端被动和弱势地位。
作为贵族家庭的少奶奶,方鸿渐的妻子李靖在家庭和社会中都被束缚。
她被寄托在男性的生活中,常年孤寂寄居在崇洋媚外的父亲和喜欢交际的丈夫之间。
即便是在解救和解脱的机会出现,李靖也被社会的压力迫使重新回归在“围城”之内。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女性逐渐开始探索自己的身份和价值。
五四运动中,女性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她们走出家庭、走向学校、工场和社会。
然而,在国民政府的半殖民统治下,女性的解放道路仍然是艰辛的。
在解放战争中,女性成为了一支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妇女解放成为革命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获得了平等参政、平等就业、平等教育和平等权利,迈向了人生的新里程。
无论是文学作品、社会现实,还是历史变迁,都映射出女性从被束缚到自我觉醒的蜕变之路。
而这种觉醒才是女性解放的真正开端,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未完成的女性解放——以《隔绝》为例,探析五四初期女性写作

未完成的女性解放——以《隔绝》为例,探析五四初期女性写作李琦【摘要】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隔绝》展现了五四时期女性反抗传统的艰难处境,以及女性面临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碰撞时的困境.这体现在女主人公在情感上爱母亲却难以认同其观念的矛盾心境,与情人结成反抗同盟却无法摆脱待拯救的状态,通过性排拒将自我理想化等方面.作家并非理性批判这种女性解放的未完成态,而是表现出五四女作家们因性别身份和时代局限而产生的真实心理与文化无意识,即在传统与现代的拉扯中艰难上浮.发掘这种心理真实,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对发萌于男性启蒙话语框架中的五四女性写作,给予更加公允的文学史评价.【期刊名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35)002【总页数】4页(P23-26)【关键词】《隔绝》;主体性;牺牲;受虐;性排拒【作者】李琦【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6在冯沅君为数不多的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便是觉醒的女性在婚恋自由问题上与封建家庭作斗争,发表于20年代的《隔绝》与《隔绝之后》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隔绝》中,女主人公以书信体的方式表达了其对自由意志的向往,却又在“情人之爱”与“母亲之爱”之间难以抉择,最终只能以倒向死亡的姿态两不辜负。
对于《隔绝》中女主人公反抗传统时所处的两难处境,鲁迅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写照。
”[1]245鲁迅的评价着实道出了《隔绝》中女性解放意识的复杂性:一面坚定,一面犹疑。
这样的矛盾心境是五四时期女作家共同面临的思想困境。
本文拟用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通过分析《隔绝》中复杂的母女情、女性对情人的依从和遮蔽的性书写三方面,来观照作品中未完成的女性主体性。
一、复杂的母女情与艰难的主体性在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隔绝》中,主人公隽华因反抗包办婚姻被母亲幽闭起来,只能通过表妹相助,写信向情人求助,盼能私奔。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解放思潮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解放思潮概述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解放思潮是指在中国历史上一系列关于女性地位和权益的观念变革和反映,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重要的议题之一。
本篇文章将介绍中国文学中女性解放思潮的起源、发展以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起源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一个充满了封建礼教束缚和社会压迫的时期。
西方近代化运动和来自国外的启蒙思想逐渐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呼喊下,女性开始关注自身地位和权益。
第一波女性解放思潮第一波女性解放思潮主要发生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此时正是大规模民主革命运动兴起和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
李可染、周作人、鲁迅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探索了妇女地位问题,并不断呼吁平等权益与自由意志。
著名作品如《阿Q正传》、《雾》等都表现了女性对权益和自由的追求。
第二波女性解放思潮第二波女性解放思潮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时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女性地位提升的标志性时期。
毛泽东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鼓舞了广大妇女群众的士气,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妇女的参与度和地位。
王小波、莫言等作家以其独特视角揭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关注妇女独立人格的塑造。
当代女性文学热潮当前,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有许多以女性主题为核心的作品。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声音得以传播,越来越多关于自由、权益和身份认同的话题引起了公众关注。
张爱玲、蔡骏等作家通过他们深入世界知识体系讲述对于现代社会问题或者存在理论上较高秩序要求之回应。
女性解放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女性解放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改变了传统文化观念,打破了封建礼教束缚,推动了妇女地位的提升和平等权益的争取。
其次,它激发了女性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增加了女性在各个领域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
最后,它为中国男女关系和家庭结构的变革打下了基础。
结论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解放思潮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议题之一,在历史上形成并持续至今。
从《幻灭》中的时代女性看“五四”女性解放的失败

从《幻灭》中的时代女性看“五四”女性解放的失败[摘 要]慧女士和静女士是茅盾塑造的两类时代女性。
慧女士用自我放纵来报复男性,静女士试图通过恋爱来走出空虚,二者最后都走向了更深的幻灭中。
慧女士和静女士的举动,实际上体现了女性对男性在精神上的依附,从而证明了五四女性解放的失败。
[关 键 词]《幻灭》;时代女性;女性解放;精神依附成 燕一、时代氛围塑造的时代女性:慧女士和静女士《幻灭》中的慧女士,是一个深受“五四”以来新思想洗礼的新女性,她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离开家庭前往巴黎,又来到上海,在巴黎的两年,她的生活“风流跌宕”,“真正是甜酸苦辣都尝遍了”。
因为在感情中受过伤害,于是她用放纵自己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完成她对男性的报复,高兴时就同男子们耍一耍,不高兴时连理都不理。
她特立独行、离经叛道,憎恨男子,试图用放纵自我的方式来报复男性。
她“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
她认定这个世界是污浊的,人与人没有信任也没有友善。
她还认为“男子都是坏人!他们接近我们,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
怀着这种偏激的心理,她对于男女感情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放纵自己的欲望,但是并不付出真心,反而用主动抛弃男性的方式来进行报复。
不管她对于男性的评价是否合理,但是她用放纵来报复的方法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在一场感情中,男性如果就是她所认为的那种“坏人”,那么她的这种报复是无意义的。
因为真正的“坏人”没有真诚的情感,他们是抱着玩弄女性的心态来接近慧女士的,试问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因为感情的破裂而要生要死呢?而男性如果是真诚地对待这次恋爱,那么她对于男性的评价就是不准确的。
静女士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她也曾参加过学生运动,驱赶过学校校长,由于不满家乡的闭塞而来到了上海,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感始终伴随着她,后来她陷入了恋爱的漩涡,可发现自己所爱的却是一个反革命的密探。
浅谈对女性解放出路的思考

浅谈对女性解放出路的思考作者:杨晨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02期自从《摔跤吧!爸爸》在国内上映之后,不仅获得了电影界和社会的一致好评,也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收入。
这部影片是由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故事的男主人公爸爸曾是印度的摔跤冠军,但是由于現实所迫,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摔跤梦想,但是他内心深处仍然怀有世界冠军的梦想,最终两个女儿通过努力获得了世界冠军,不仅实现了爸爸的梦想,同时也改变了女儿的人生轨迹。
从这部电影中我懂得了身为女性同样要自立自强,去寻求自身的解放。
之所以女性要寻求自身的解放,我认为通过爱情的四个层次来进行解释。
最低层次的爱情就是《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的人物形象,艾玛一味的追求物质欲望、浪漫主义的天性使艾玛逐渐丧失了本性并渐渐堕落,沉迷于纸醉金迷的欲望之中难以自拔。
到后来,越来越偏离道德的底线,跌入欲望的无底洞中。
这种追求物质的最低层次的爱情注定是以悲剧为结局,艾玛的悲剧也源于她自身的不自立、不自强。
第二个层次的爱情就是《我的前半生》中所说的:“为什么结婚不就是因为人生不易,要找一个人同舟共济吗?”罗子君由于婚后一直被丈夫呵护照顾着,每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最有意义的事就是等着丈夫下班。
被丈夫背叛后,以家庭为中心的她面对离婚犹如晴天霹雳,生活失去了重心,犹如行尸走肉般。
但是为婚姻做出最后的努力之后,她依旧勇敢地接受离婚这一决定。
没了丈夫,但是不能没有孩子,即使自己毫无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短短的时间内,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努力去找工作。
虽然罗子君要比艾玛强得多,但是在精神上还不是没有那么的顽强、独立。
第三个层次就是《简爱》中的简爱,她独立自主和自我尊重的性格深深地吸引着罗切斯特,他们彼此坠入爱河。
当简爱得知罗切斯特要娶别人时,开始大声表达心中的委屈:“你认为我是机器吗?你认为我是毫无感情的机器吗?你认为我贫穷,朴实,瘦小就会毫无灵魂,毫无心跳吗?你错了,我和你一样有灵魂,一样充满心跳,如果上帝给我如花般的美貌和无穷无尽的财富,我一定也会让你痛苦着离开我。
从九丹《乌鸦》看女性解放的困境

从九丹《乌鸦》看女性解放的困境作者:张俊丽来源:《文学教育》2015年第01期内容摘要:社会发展需要两性的和谐相处,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使得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社会地位低下。
自五四之后,女性解放运动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女性解放之路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障碍。
本文将以九丹极具争议的作品《乌鸦》,来看目前女性解放运动面临的三大困境,即,除男性压迫和男权模式依然存在之外,女性团体内部的异化和压迫,以及女性根深蒂固原罪意识。
女性必须彻底克服这些问题和阻碍,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关键词:女性解放男权模式压迫女性社会地位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异域文化的引入,使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女性解放运动发展到21世纪,部分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和地位,但大多数的女性是否真的获得了解放呢?她们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呢?九丹备受争议的小说《乌鸦》中的女性角色,为我们揭示了以海伦和芬为代表的女性,为了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并揭示了除男性压迫之外,存在于女性团体之内的同性压迫,和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都是目前女性解放运动的难题和困境。
一.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的交替文章的开始,是海伦在首都机场等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表面上,她要去一所语言学校学习英文;但实际上,她是希望在新加坡获得永久居留权。
在候机室,她碰到了2位新加坡女性在讨论一位中国小龙女,即妓女杀了一个新加坡男人,言谈话语之间充满对这类女性的鄙视,暗含了文章的结局和海伦最终的命运。
在飞机上,海伦谎称自己的爸爸是位高官,有意接近富有的麦太太,并租住在麦太太的豪宅。
海伦首先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经济问题。
利用麦太太,海伦认识了大学心理学讲师-李私炎。
私炎为海伦带来了希望,通过与私炎的关系,海伦窘迫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海伦幻想通过与私炎结婚,获得绿卡。
走不出的“围城”:女性解放的困惑——丁玲小说创作中女性文化空间的再解读

走不出的“围城”:女性解放的困惑——丁玲小说创作中女
性文化空间的再解读
车凯旋
【期刊名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14)005
【摘要】丁玲的小说在描写女性时运用了大量的空间形式,从小说发表顺序来看,其空间形式呈现出个人封闭向社会开放的特点,丁玲试图通过这种女性文化空间的位移来表达其女性主体意识.但是,不论是个人化的狭小空间还是社会化的宽广空间,丁玲笔下的女性始终走不出男性所建构的“围城”——权力话语空间,这也是丁玲关注女性解放的困惑所在.
【总页数】4页(P72-75)
【作者】车凯旋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走不出"心狱"困惑的当代女性 [J], 王红旗
2.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文化空间建构 [J], 郜雪
3.批判立场与潜在女性话语--论丁玲在解放区前期的小说创作 [J], 黄科安
4.跳不出“灰阑”的女人--丁玲《三八节有感》再解读 [J], 马天娇
5.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文化空间建构 [J], 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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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媛主编: 《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 大学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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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处遁逃的现状未必就真的已濒临绝境, 当枝子拎着一袋垃圾走出厨房时,尽管其玫瑰 色的情感乌托邦瓦解了,但这未尝不意味着她 将扔掉变质的 “ 情感垃圾”,逐渐走出其心造 的囚笼。虽然女性的主体成长需要男性的 “ 帮 助”—— — 并且往往是以挫败的方式,然而只有 历经彻骨的心痛,挥动利刃斩断其不断回眸的 来路与归途,女性才会义无反顾地踏上真正的 解放之途。当更多的女人像枝子一样走出厨 房,最大限度地结合于社会,成长为独立的、 真正意义的人时, “ 回归”才不再是奢望。而 现在,还远未到回归的时候。女性的解放,仍 然在路上 。
冷。”因此,这已不仅仅是枝子个人的悲哀。 杰姆逊曾指出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 质, 《 厨房》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徐坤在 “ 讲 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 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 ! 。传统 男权话语对女性造成的心理制约与现代商业语 境对爱情的吞噬,使得女性解放在双重意义上 被消解,女性生存在物质时代更加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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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 关于妇女解放》,见 《 南腔北调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版。第 %*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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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法 C 让・波德里亚 《 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 版社 ’((% 年版。第 %*(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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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媛主编: 《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 大学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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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代的工具,具有妻、母等职能。通过上述秩 序赋予女性的角色分工,看起来最天经地义, 却也因此而最充满意识形态欺骗性。所以, “ 女人并不知道厨房为何生来就属于阴性。她 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 样,自然而然走进了厨房”。男权文化的心理 因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女性会自觉地走 进规范的 “ 囚牢”,去实现自我 “ 监禁”。而 在现代社会,已经艰难获得主体独立性的枝 子,也在逃脱后自动落网,的确发人深思。枝 子的 “ 物化认同”,从她重新走进厨房时便开 始了。 “ 优雅闪亮”的瓷器, “ 透明瓦蓝”的 火苗,油亮亮沾着水珠儿的卷心菜……枝子将 美妙的面纱抛到了单调乏味的厨房生活上,一 切最平凡的物品似乎都笼罩着诗意的光辉。她 愿意 “ 一天天无数次地悠闲地呆在自家的厨房 里头,摸摸这,碰碰那”,她还愿意 “ 将做一 顿饭的时间无限地延长,每天要去菜市场挑选 最为时鲜的蔬菜,回来再将它们的每一片叶子 和茎杆儿都认真地洗摘”……通过占有这些物 品来实现自我,厨房乃至家庭,便成为枝子的 社会价值和最真实自我的体现。然而我们不禁 要问,难道这真的就是她诗意栖居的所在吗 4 她用自己的独立自由换来的,难道不是一笔虚 假的财富吗 4 对物的依附性,最终只是使她将 自己与所占有的这些物品等同起来,并与它们 一起归属于男性主人,成为后者拥有的众多财 富之一。如果说承担单调重复的生活,处于物 的实在性之中,是传统女性面临男权社会的义 务,那么现代女性自动地将飞翔的双翼收起, 落进男权规范的囚笼,去认同于实在的物品, 正是女性解放面临的最大悲哀。不仅仅如此, 枝子还进一步将自身价值等同于她的服饰装扮 上:围裙的花色式样,晚装的款式质地,淡妆 的精心描画……渐欲迷人眼的打扮暗合了社会 习俗 “ 以貌取女”的倾向。传统社会中,女性 的打扮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服从男权既 定秩序的女性,会表现出一种谨小慎微和优美 动人的风度,因为她是通过其装束得到人们的 评价、尊重与渴望的。她的内在价值因而等同 于其外在装束。然而以貌取女的根本目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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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解放:无处遁逃的陷落
—— — 解读 《 厨房》
"唐
欣 !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
“ 娜拉走后怎样 > ”鲁迅早已提出的这个 问题,在七十几年后的商业文化语境中被徐坤 再次重提。七十年的光阴阅尽了社会的动荡变 迁,而女性解放的蹒跚步履究竟走出了多远 > 在小说 《 厨房》里,徐坤以反讽的笔调作出深 沉的思考。如果说在刘庆邦的小说 《 鞋》中, 女性是男性作者欲望化想像的客体,女性困境 是由男权中心话语规范造成的;那么在 《 厨 房》里,女性则在男权文化与商业语境的双重 困境中无处遁逃,不断陷落。 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曾经深刻指出了 女性生存的 “ 花木兰式境遇”。它指的是女性 在面对男性社会的价值评判时遭遇的两难处 境:要么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社会秩序,像花木 兰一样披挂上阵,杀敌立功,请赏封爵;要么 解甲还家,穿我旧时裙,着我旧时裳,待字闺 中,成为人妻。 “ 解甲还家”与娜拉的 “ 回 归” 所指相同,然而,在商业文化语境中, 现代女性真的能够回归吗 > 徐坤以小说中女主 人公的遭际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正如杰弗逊所 说: “ 在被质问去表明我们的存在之前,要让 我们进入存在的状态。”徐坤把女性生存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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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 “ 厨房”,因为它是传统女性世俗命运的 具体体现,并由此反观现代女性的生存。对于 现代女性枝子而言,厨房是其情感的乌托邦, 更是其心造的牢笼,在她将自身价值认同于厨 房时,最终仍未摆脱与厨房一样的客体化命 运,而这种 “ 客体化”,是其自身在男权文化 惯性的轨道上滑行的结果。尽管如此,这种带 有主观性的客体仍不能被男主人公所笑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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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符号即男权。既然 “ 女
性”和 “ 身体”在男权社会中曾深刻地连接在 一起,共同承受被奴役的状态,那么到了现代 社会,将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相联系, “ 似乎”也是合乎逻辑的。随着女性的一步步
" “ 。 解放, 她们也越来越被混同于自己的身体”
而在消费社会中,身体已经成为比其他一切物 品都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身体与物品获得了同 质性。一部分表面上解放了的女性并未获得真 正的解放,而被解放的,仅仅是其拥有的身 体。枝子就误入了这种 “ 身体化认同”的歧 途。厨房的光与影中枝子柔媚的影像,弯腰投 臂中暗自的身体紧张,客厅里她温柔粘稠的眼 神,长久期待的肢体语言,以及最终的顺势投 怀送抱,直至此时,枝子的心情才 “ 总算有了 着落”。正如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在 《 美杜莎的笑声》中指出的那样,枝子 “ 将自 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 的思想” # 。因此,她将获得自由的身体视为 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男人松泽,以为从此 “ 爱情也有了着落”。身体体现了她全部的价 值, “ 身体化认同”使她最终丧失了自己独立 的主体意识,而一旦这种主动的献祭遭到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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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她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枝子就是在这种 “ 身体化认同”与 “ 物化认同”中,在商业文 化语境与男权文化规范的双重陷阱中不断陷 落。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 “ 这个幸福表 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 商业文化的消费伦理,在物质化时代也深 刻地介入了两性关系中,男人松泽所持有的, 正是典型的消费文化心态。他已丧失了充满激 情的感性冲动,而代之以充满着功利色彩的理 性算计。他与枝子成为亲密朋友,始于枝子成 功地帮他举办了个人画展,因而他愿意留在家 里与 “ 女老板”亲近感情;当他明了枝子的心 迹后,感到 “ 得罪一位对他有用的女出资人, 怎么说也划不来”,于是便将这场情戏当作 “ 好玩的事情”进行 “ 陪练”,直至他 “ 不想 再继续玩下去”了。在他看来,自己的耐心陪 练已经完成了等价交换。消费伦理的冰冷法则 正在于,交换是以提供的商品对于买主而不是 对于卖主所具有的价值为基础的。枝子却不明 白这一点。当她把自己当作物品,当作最美 的、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交出的时候,她以为自 己有无限的价值。实际上,在男人眼中,她只 是一个合作伙伴、一种快活、一种娱乐、一种 次要的礼物。而对于她而言,他则是其生存的 意义所在。所以,男人的交换只能点到为止, 否则,这种交换就不再是等价交换,他就划不 来了。这种消费文化心态豪夺了人与人情感交 流中最怡悦的精神诗篇,爱情被物质包裹得严 严实实,而蜕变得如此寡情淡义 > 难怪英国学 者赫尔曾痛心疾首地断言: “ 二十世纪人类最 大的悲剧是丧失了 ‘ 爱’的能力……浪漫主义 的、软性的、理想的爱情不仅在文学中早已死 去,在人们的信仰中也仅余灰烬,久已冰
是男权社会分工带来的角色认定的结果,其目 的,不是将她揭示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为 了割断她与超越性的联系,使她成为满足男性 欲望的猎物。枝子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客体命 运, “ 女为悦己者容”。正是通过对物品的依 附与对装束的热衷,枝子进行着自我的物化认 同,她从艰难获得的主体性中再次坠入其心造 的囚笼,并梦想着将这囚笼变成幸福天堂。而 实际上,除了更深地沦为客体,更紧地被男权 话语所捆绑,枝子终将一无所获。在男权文化 的惯性轨道上,枝子寂寞的身影可叹又可悲。 与传统女性不同的是,枝子已处身于商业 文化语境中,经济高速发展的物质时代对社会 生活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对女性的冲击犹为剧 烈。由于女性的性别界定是历史造成的,正如 波德里亚在 《 消费社会》中指出的, “ 对身体 的压抑和对女性的剥削被置于同一符号之下, 这一符号要求所有被剥削的范畴自动获得一种 性别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