拊缶而歌自快其意_简论高启的诗歌理论_赵海岭

第17卷第2期 青 岛 大 学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Vo l.17N o.2 2000年6月 JO UR NAL OF T EACHERS CO LL EG E Q IN GDAO U N IV ERSI T Y June2000

拊缶而歌 自快其意

简论高启的诗歌理论

赵海岭

摘要 高启的诗歌理论完全有别于传统的诗教,他主张,诗歌不是政治的工具和附庸,而是一种独立的精神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倡

为艺术而艺术 的文学家。有鉴于此,高启特别注重诗歌的内部研究。

关键词 高启;诗歌;理论;自娱;格;意;趣;师心

高启(公元1336-1374年),字季迪,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前人认为他 诗才富健,工于摹古,为一代巨擘 (1), 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 ,(2)对他的诗歌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实,他的诗歌理论同其诗歌创作一样,有许多独到之处,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里,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有助于对高启的研究。

一

在诗歌的本体论上,高启有区别于他人的极为独特的认识。他认为,诗歌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而主要是诗人聊以自适和自得的特殊的精神活动,或者说是诗人发胸中所欲发的、以自快其意的特殊的语言符号形式。他在 娄江吟稿序 中说:

天下无事时,士有豪迈奇崛之才,而无所用,往往放于山林草泽之间,与田夫野老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闻于世也。

在他看来,那些胸有奇才之士,当其才智无以发挥时,常常自放山水,吟诗作赋。他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 歌吟 中的目的并非要有补于世教风化,为某种政治服务,也不想 有闻于世 ,在历史上留下令名,其真实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 自快其意 、自得其乐,以求得自己内心的满足,并不带有丝毫的功利色彩和政治目的。

在其它许多场合下,高启也常常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创作感受对他所提出的这一理论给以强有力的支持。他在 缶鸣集序 中说: 余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牍,吟声咿咿不绝于口吻 , 日与幽人逸士唱和于山巅水涯以遂其所好;虽其工未敢与古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乐,虽善辩者未能知其有异否也 。他在 娄江吟稿序 中又说,自己每天在 衡门茅屋之下,酒熟豕肥,从田夫野老相饮而醉,拊缶而歌之,亦足以适其适矣! 总之,在高启的一生中,他自始至终都是把诗歌当作诗人抒发胸中情感、排遣心中郁闷、聊以自适的工具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正统的诗论始终把诗歌看作是政治教化的工具,早在先秦时,孔子就明确地提出了诗歌的 兴观群怨 说,认为诗具有 事父 、 事君 的作用。以后正统的文学批评,或主张明道、征圣、宗经,或主张文学的美刺作用,基本上都是根据孔子的观点而生发的。但不管哪一派别,其基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他们最后都把文学的作用和目的归结到为封建政治服务上面。这种具有明显功利主义色彩的文学观看似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但实则取消了文学。这种理论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最终使之堕落为政治的附庸,从而使它失去了其应有的独立地位。高启则不然,他并不认为文学具有那么重要的政治作用,他认为,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作用仅能使人自适、自娱而已;文学家,尤其是诗人可以也应该为自己的

2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第17卷

快适而创作。这样,他就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属物的地位上解放出来,真正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使它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这看似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但实则却是大大地提高了。

在此基础上,高启进一步主张真正的作家应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把创作当作人毕生的事业来完成。他在 缶鸣集序 中说:

古人之于诗,不专意而为之也。 国风 之作,发于情性之不能已,岂以为务哉?后世始有名家者,一事于此而不他,疲殚心神,搜刮物象,以求工于言语之间,有所得意,则歌吟蹈舞,举世之可乐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笃好,虽以之取祸,身罹困逐而不忍废,谓之惑非欤?

古代的中国几乎没有纯粹的文学家,文人常常集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当还没有正式走上仕途时,他们也常常着力于文学创作,但这些创作并非为了自娱、自适,也不是为了文学本身的繁荣,而只是他们寻求政治出路的一种手段或是政治情感的一种宣泄而已。一旦踏入仕途,他们又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活动上,对诗文创作较少留意。即使偶尔进行一些创作,也多非纯粹的文学创作,而常常是为了应酬、应制,或是政治之余的一种交流手段。因此,在中国古代很少有纯粹的文学家,很少有人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去追求。至于不带丝毫功利目的,一心一意专力于文学创作的就更是微乎其微。高启所说的 古人之于诗,不专意而方之 ,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高启所重视的并不是上述这些作家,而是一些 另类 。他们把文学从政治附庸的地位上独立出来并与政治、经济等平等看待,把文学创作看作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并因而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创作中,而且 一事于此而不他,废殚心神,搜刮物象 ,以期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即使 以之取祸,身罹困逐而不忍废 。在高启看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文学家,他们的创作才是真正的文学家的创作。

事实上,诗人自己正属于他所肯定的所谓真正的文学家之列。高启 天才高逸 ,为元末名士,但他对政治并无太大的兴趣,他不但拒绝了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邀他出山之请,而且在明朝建立后又力辞朱元璋所许的高官厚禄,宁可回乡咏歌赋诗,把毕生的精力都付诸于诗歌创作。关于他自己的这种志向,高启在他的 摸鱼儿 自适 和 青丘子歌 中都有所表现,而 青丘子歌 说得更明确、更典型: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田间曳杖复带索,旁人不识笑且轻。谓是鲁迂儒、楚狂生。青丘子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鸟兔忙奔倾。 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 这首诗是高启的自况之作,它既表现了高启不为富贵所拘、不以功业为意的超凡脱俗的处世态度,同时,更重要的,它反映了高启专力于诗歌创作、沉迷于其中而自得其乐的情景,并且,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诗人上述诗歌理论的形象化的表述与阐释。

总而言之,在高启诗歌理论中,诗歌再也不是政治的工具和附庸,而是独立于政治的、与政治有平等地位的精神活动;真正有志于创作的文学家应该把文学创作当作一项可以独立的、值得为之贡献出全副精力的事业来做。这显然是文学真正自觉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启堪称中国文学史上首位 为艺术而艺术 的文学家。

二

正由于高启对诗歌地位和作用的特殊认识,所以他对诗歌本身特点的研究也就特别重视。他说: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辩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辩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禾农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

职。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意,如是而诗之道备矣( 独艹

庵集序 )。

在高启看来, 格 、 意 、 趣 是诗歌最基本的要素,三者齐备,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禾农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幻无穷,从而形成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高启所谓的 格 有体格和格律两方面的涵义。体格主要指诗的格式,它既包括诗歌的字法、句法,又包括诗歌的体式,如古体、俳体、律体、绝句等,而诗歌体式与诗歌内容的表达和风格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格律是中国古代韵文创作的格式和规律。在诗歌创作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