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药与酒及魏晋风度

鲁迅的药与酒及魏晋风度2012年10月15日11:10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05.3一、鲁迅的药与酒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呐喊》)，小说中的狂人，是一个日日处在被迫害妄想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时距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退学，已有十二年之久，但在后来的回忆中鲁迅说道，写这篇小说，还是靠了从前学到的医学知识[1]。

在翌年发表的小说《药》(《呐喊》)里边，有一个蘸了烈士鲜血的馒头，是患了痨病的孩子的药引。

药引的构想，据鲁迅说，也来自他早年为父亲配药的经验[2]。

1919年，比《药》发表稍早的是另一篇小说《孔乙己》(《呐喊》)，小说的主要场景是鲁镇镇口的咸亨酒店，落拓书生孔乙己的一生，也由酒店的小伙计口中述出。

这个鲁镇上的咸亨酒店，不久又出现在小说《明天》里，这一次，故事是发生在酒店隔壁的单四嫂子跟她的病儿身上。

从1921年底开始，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陆续发表，阿Q也是个爱喝酒的人，他喝了酒，才敢去摸小尼姑的头，平常他都要向酒店赊账的，"中兴"后的那一天则很不同，他将满把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绍兴是个产酒的地方，很多故事仿佛都跟酒有联系，而酒又似乎特别能给怯懦的人以勇气、让无聊的人得消遣。

1924年的小说《在酒楼上》(《彷徨》)，写的就是一个喝了些绍酒，"满脸已经微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的被生活消磨了意志的人。

对于酒，鲁迅是非常熟悉的，据说他的嗜好之一就是喝酒，啤酒、白干、绍兴酒、洋酒都能喝。

他的父亲就是常饮酒的，饮酒过后，有时发脾气。

外人的印象，是鲁迅嗜酒，天天要喝，酒量也大，有人因此就把他同大酒坛子画在了一起。

不过在家人眼里，尽管他喜欢喝几杯，酒量却并不大，只是跟朋友谈话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放任多饮[3]。

至于鲁迅本人，他承认自己一度"自暴自弃"地喝酒，那也正是太高兴或太愤懑的时候[4]，而在1925年6月写给许广平的信里，他更表现出对于酒的把握："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只有一回半"[5]。

在鲁迅与许广平交往的最初那些日子，酒也曾经是他们两人间的一个话题[6]，鲁迅解释喝醉酒的人的心理说：那发酒疯的人，多是装出来的，因为一切过失可归罪于醉[7]。

1926年夏天过后，鲁迅到厦门大学就职，大概也是听了许广平的劝戒[8]，有一段时间，他喝酒少了，并且"睡早而少吃茶烟"[9]，虽然写《范爱农》(《朝花夕拾》)时，曾忆及两人"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但为悼念这位昔日酒友所写的诗，在记忆中居然变得残缺不全[10]。

鲁迅很早就有胃病[11]，就在到厦门之前，他的肠胃病又一次发作[12]，多年的胃痛使他得到经验，"我的病，只要有熟人开一个方就好"，于是请人开了方，向药房去配药[13]，有一天买药，因为当场就喝，还被人误以为戒大烟[14]。

鲁迅也知道酒精对胃的侵害[15]，他这一时期的断断续续的戒酒，一半也是为了身体的缘故[16]。

已经四十六岁的鲁迅，很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17]，所以一到厦门，除去按医嘱每晚吃一粒金鸡纳霜以防疟疾之外，他还赶紧去买了麦精鱼肝油和一种据说可以补脑养胃的散拿吐瑾，按时服用[18]。

10月里，他接连写下两篇回忆的文字《父亲的病》和《藤野先生》(《朝花夕拾》[19])。

在《父亲的病》里，他特别描写中医的用药尤其是对药引的解释，什么"医者，意也"，什么梧桐先知秋气，今以秋气感之，他说："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到深山里去采呢。

"[20]而想到教过他解剖学的藤野先生，他以少有的温情笔墨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至今他的照相还挂在北京寓居的墙上，每当夜深疲倦，正想偷懒时，"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在此一年前，鲁迅为《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作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那时他也写到，当年从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决定学医，原因之一便是"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21]。

尽管学医是半途而废，但接受过新的医学观念及正式的医学训练的鲁迅，可以说是终其一生保持了对医的兴趣[22]，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医药做着近乎专业式的省察：一方面，他对中医的一些理论和所谓偏方不抱好感，比如他说自己"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照旧时医书用过偏方，也请中医开过汤药，均无效，因而被长辈斥责为"不自爱"，但到日本以后，只花两元医费"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垽'"，就不再出血，后来看中国的医药书，知道齿属于肾，"牙损"是因为"阴亏"，才恍然悟出先前之被申斥的原因，所以"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23]，可是另一方面，他也并不排斥传统医学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比如他也相信柿霜的性凉，能治嘴角上生的小疮[24]，又曾将《验方新编》上的药方介绍给朋友治疗孩子的疝病[25]，更称赞《本草纲目》"含有丰富的宝藏"，其中关于药品的功用，就由历久的经验获得，"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26]。

在《藤野先生》里，鲁迅想象这位医学教授对自己的热心希望和不倦教诲，乃是为了"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但他说，"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而藤野先生那时"仿佛有些悲哀"的脸色，二十年过后，依然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上。

当他在厦门编着文学史讲义的时候，往事伴着歉疚的心情，竟如潮水般地涌出来，直到后来在广州做那篇关于魏晋文学的讲演，才仿佛是对藤野先生、也是对先前理想的一个交待。

二、鲁迅的文学史1926年9月底，鲁迅在厦门大学开始上课，讲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

小说史在北京讲过，有现成的本子，"只有文学史须编讲义，大约每星期四五千字即可，我想不管旧有的讲义，而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鲁迅对许广平说。

他很想趁这个机会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27]。

对于文学史，鲁迅大体上有两个意见，一是比较重视"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家[28]，二是比较相信"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29]。

前者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30]，后者乃受勃兰兑斯的启发[31]。

叫苦鸣不平的作家，有如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则寥寂，一则被刑。

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32]。

而若说到作者的环境，则首先是政治，在鲁迅看来，"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33]。

不过政治而外，鲁迅的视野也伸展及于社会史、艺术史的领域[34]，像他说自己在北京搜集过一大箱的汉画像，"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直到晚年，仍对印出"汉至唐画象，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耿耿于怀[35]，而在1927年，他就已经引入画像资料来说明魏晋时代的风气了[36]。

但是在1925～26年前后，更重要的，还是他对讲义的形式有很多看法，甚至对学院式的讲学产生怀疑。

1925年初，由《苦闷的象征》中译本--后来成为文艺学的教材--的校样，鲁迅说，他忽然想到当前的一种"时代精神"，那就是"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

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

从这样一桩"不要'好看'，不想'持久'"的比牛毛还细小的事，鲁迅甚而担心起"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37]。

在同年写给正筹办杂志的徐炳昶的信中，他又倡议科学家"放低手眼"来写一些"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并且插许多图画的"，就像勃莱姆(Brehm)的《动物生活》和法布尔(Fabre)的《昆虫记》，去其高深，去其枯燥。

他还说与其"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当一个"拱手讲讲义的"学者，不如"化为泼皮，相骂相打"[38]。

书要写得有活气，引人入胜，是这一时期的鲁迅所特别看重的。

在他的印象当中，一般学校里的教科书就缺少这一点活气，而缺少活气的根本原因，便是与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隔绝。

1925年，在应《京报副刊》之约开列青年必读书目的时候，鲁迅曾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

"[39]后年在广州的一间中学做讲演，他又呼吁不要只埋头书斋，"倘只读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40]。

使人读书而不沉静下去、兴趣不逐渐硬化，就写作者这一面来讲，除掉要为读者准备一副好笔墨或若干好插图，还必须给人提供思索与观察的线索。

1926年的夏天，鲁迅因为读到日本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而深有感触，他是研究小说史的，既注意到书中引用小说三十四种，其中有些也并非小说的，又注意到作者对中国菜比如对笋就有不免过分的揣度，可他还是觉得"从小说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并且进而联想到像这样的可以做的新题目很多，比如"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的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41]。

这些题目，很显然，都是带入了他的对于现实社会的观察和体验，而研究的结果，也是要从历史当中，找到有关现代中国的根源性的解释[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