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物价上涨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物价上涨，有诸多共同之处，但因时代和体制变迁，这几次物价上涨的表现形式、传导机制和治理措施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纪敏伍超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体出现了五次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

三十多年来，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这几次通胀在表现形式、具体成因、传导机制以及治理措施上，都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

总结和比较这些变化，无疑有助于增强应对未来通货膨胀风险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典型物价上涨原因及其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五次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分别是1980年、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6年、2007～2008年。

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8)的32年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为5.5%，上述五次物价上涨均明显超过了这一历史均值(见图1)。

1980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当时急于摆脱文革后的经济萧条，通过大量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大干快上”若干项目实现“四化”。

结果短期内进口、投资、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激增，严重破坏了总供求平衡，物价迅速上涨，称“洋跃进”。

为此，当时采取了压缩基础建设、收缩银根和管制物价等办法加以治理。

1984年通过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财政承包、放权让利、拨改贷和价格“双轨制”改革全面推行。

由于在放权让利的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预算约束，企业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基建、技改投资迅速扩张，加之随后实行货币化工资改革，致使1985年物价涨幅接近两位数。

当时为抑制通胀，除削减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监管外，重点对信贷投放进行了全面检查，并自此开始实行严格的信贷规模管理。

1988年的通胀膨胀比较严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到18.8%，一度出现抢购生活必需品和银行挤兑现象。

当时触发涨价的直接因素，是价格改革“闯关”，计划内和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并轨，并同时放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

深层次矛盾仍然是经济改革不配套，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放权让利同时没有形成有效的自我约束，多年积累的比例失衡矛盾在价格“闯关”改革中集中释放，之后不得不暂停“闯关”，并严厉紧缩财政、信贷，但由于力度过大和其他因素影响，随后出现了市场疲软和经济大幅下滑。

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但与此同时，开发区、房地产热迅速升温，投资规模迅猛扩张，并出现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的金融“三乱”现象，导致1994货币供应量增长高达34%，居民消费物价涨幅高达24.1%，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自1993年年中开始，出台了紧缩货币和财政、保值储蓄、整顿金融秩序、实行分业经营等16条措施进行调控。

与前三次相比，这次调控的市场化手段明显增强，既治理了恶性通货膨胀，又没有出现以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大起大落，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第五次通货膨胀发生在2007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

与前四次相比，这次通胀发生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的背景之下，外部冲击对国内物价波动的影响非常突出。

从需求看，除表现为投资增长过快这一老问题外，2005年以来，外贸顺差持续大幅增长是当时需求拉动的主要特征。

从货币供应看，由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引发的货币供应也是主要渠道。

从供给方面看，2007年国际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迅速上升。

从治理措施看，主要特点是内外兼治。

对内采取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大幅对冲顺差投放的货币，对外采取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办法对冲国内涨价。

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机制和治理措施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物价上涨，有诸多共同之处。

从成因看，都有投资膨胀、货币供应过多、食品价格上涨较多等特点。

从治理措施看，都不同程度采取了抑制投资、收缩银根、增加供给、加强物价监管等措施。

但因时代和体制变迁，这几次物价上涨的表现形式、传导机制和治理措施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

从短缺经济到显性涨价随着体制改革逐渐深入，价格管制被逐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下“低工资、低物价、低消费”的格局被逐渐打破。

在放开价格和比价关系调整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供应短缺转变为全面、显性的价格上涨，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前几次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的体制周期。

1978年的“拨乱反正”，1984年的信贷体制改革，1988年的价格改革闯关，以及1992年开始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客观上都推动了当年或后期的物价上涨。

应该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就是价格形成机制不断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不断发挥的过程，也是从供不应求状况下的隐性涨价，到供求基本平衡状态下的显性涨价过程。

从整个过程看，我们付出的是价格总水平基准的抬升，得到的是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价格配置资源效率的不断增强。

从全面涨价到结构性涨价随着大多数商品价格的放开，企业名义投资回报率得以明显提升，从而极大地调动了我国制造业的投资热情和产能释放，绝大多数由制造业提供的一般消费品从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基本平衡。

在买方市场格局下，通货膨胀往往不再表现为全面涨价，除食品等劳动生产率相对落后部门价格继续上涨较多外，之前涨价较多的一般性制造业产品，如衣着、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信等，则得益于生产率迅速提升，价格涨幅大幅下降。

从国内涨价到国外涨价随着我国经济与全球融合度的提高，国际市场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逐渐增强。

从进口看，目前我国原油、铁矿石、铜、铝、大豆进口依存度超过一半，这类资源产品的国内价格基本由国际市场决定。

图2描述了国际大宗商品现货价格指数(CRB)与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关系，二者同步波动趋势日渐增强。

从出口看，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弹性明显增强，升值速度逐渐加快，这一方面缓和了原材料进口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也通过提高出口价格缓和了国内价格上涨压力。

总之，在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化的相关性逐渐上升，这当中汇率变化越来越成为调节国内外市场比价关系的纽带，成为决定一个开放型经济体是处于通胀净输入还是净输出状态的一个重要变量。

从商品涨价到资产涨价改革开放30年以来特别是近1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资产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关系逐渐紧密。

特别是2006年以来的这轮价格上涨中，股价涨、房价涨、物价涨的三部曲涨价时有显现(见图3)，资产价格上涨对物价变化的预警作用逐渐形成。

这一变化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不断增长，股票、债券、房产等资产需求会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影响物价变化甚至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而且要从更广泛的角度观察价格变化以及货币与物价、货币与资产价格的关系。

从投资需求拉动涨价到顺差推动涨价前四次通胀中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主要原因是当时投资体制不健全导致的高投资、高信贷和高赤字。

随着投资体制逐渐完善，投资主体的市场约束逐渐增强，投资引发信贷膨胀的因素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导致中央银行被动购汇投放货币的数量大量增加。

2004～2008年，我国贸易以及整个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增长，外汇占款因素导致的货币投放超过一半，成为货币投放的主渠道。

从行政手段治理涨价到经济手段治理涨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也经历了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转变。

1978年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之前，这一阶段对三次通货膨胀的治理，主要采取了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并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治理整顿。

当时尽管在形式上提出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市场化手段的概念，但在政策实施方式上，行政手段的强制性特征比较明显。

比如货币政策上对信贷规模实行严格的指令性管理；财政政策上，预算计划和支出管理也是指令性的；价格监管上也存在较多管制；等等。

从治理效果看，虽然行政手段见效较快，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大，1980年、1985年和1988年对通胀的治理，都不同程度导致了1981年、1986年及1989～1990年经济增长出现较大下滑。

1992年“十四大”后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明确提出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一背景下，通货膨胀治理也逐步由直接的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大。

以货币政策为例，1994年提出货币供应量的概念，1998年正式结束指令性信贷规模管理，改由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中介目标，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市场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价格总水平。

与前三次治理通胀的措施相比，这两次尤其是最后一次通胀治理不仅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而且注重不同政策间的协调配合，适时适度进行渐进式的“微调”、“预调”，在有效治理通胀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较好地避免了以往行政手段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

从数据看，第四次通胀的峰值在1994年高达24.1%，到1997年降为2.8%，但同期GDP增速仅从13.1%降为9.3%，通胀治理期间的经济波动大为缩小。

同样，最近发生的这次通胀，从年度峰值看，仅为5.9%(2008年)，从月度峰值看，也不过8.7%(2008年2月)，不仅峰值水平较上一轮通胀大幅下降，而且即使在遭受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2006～2009年GDP平均增速仍高达11.5%，在通胀水平大幅下降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启示和建议第一，坚持用经济手段治理通胀。

通货膨胀本身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各种经济变量关系变化的一个综合反映。

实践反复证明，运用经济手段治理通胀，能够真正消除引发通胀的内在失衡，从而避免经济过度波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经济手段的运用条件更加完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治理通胀的效果也将越来越好。

第二，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治理通胀。

历次通胀情况表明，除正常的周期波动、供给波动导致物价波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因素。

在体制因素中，除放开价格、工资等正常因素外，投资体制改革中投资主体利益和责任的非对称、资金来源多元化和预算软约束，也是导致投资膨胀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从当前看，地方融资平台等投资主体利益和责任不对称、资金来源多元化同时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仍然存在，只有割断融资平台与政府公共资源的联系，真正将其推向市场，同时对一些垄断行业放开民间投资，才能真正增强投资主体内在的自我约束，从根本上消除过度融资和投资带来的通胀风险。

再比如，由于土地、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弹性相对不足，就可能导致顺差过大带来的通胀压力。

只有加快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继续增强人民币弹性，才能更充分更真实地反映生产成本，消除因成本扭曲低估导致的需求过度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