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纺织服装业转移新趋势及宁波纺织服装业应对策略研究【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国际纺织服装业转移新趋势及宁波纺织服装业应对策略研究

一、立论依据

1．研究意义、预期目标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一国或地区的产业体系已逐步融入到全球范围内。各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日益增强，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竞争优势的建立已不再单纯取决于本国或地区内市场和生产要素的约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更多地取决于全球生产体系的变化与调整。国际产业转移正源源不断地影响着国际分工体系中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国际产业转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多国家、多层级、多领域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明显。

国际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全球化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中国家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由于各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在进行产业升级，他们把原有的传统产业转移到更低产业梯度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益融入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特别是沿海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资源的主要汇聚地之一，承接产业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提升，在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宁波是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凭借其作为历代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从事纺织服装出口贸易，外贸形势连年攀升。使纺织服务产业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目前宁波已形成了以西服、衬衫为龙头的庞大产业集群，成为我国服装业的最大生产基地之一。整个宁波形成了国内少见的服装名牌产品群星汇聚的局面。虽然纺织服装产业是宁波一大传统优势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还存在诸多差距，需要全方位提升。尤其是在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进入自由贸易的后配额时代，一系列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给宁波纺织服装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新形势下，宁波纺织服装业如何面对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带来的影响成为了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发展宁波纺织服装产业，首先要充分认识和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结合宁波纺织服装产业的自身特点和优势，努力提高竞争力，将宁波服装产业打造成为类似于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高

端价值链的中心区域，同时也为中国经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带来质的提升，彰显中国实力，并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做好良好的典范。本课题的研究就是从分析国际贸易转移新趋势开始，在这个大背景下，宁波服装企业需克服的困难和不足，再结合案例分析，根据具体情况，找出一条适合宁波纺织服装产业在新趋势下不断发展的道路。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产业转移理论综述

2.1.1关于产业转移动因的探究

1984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一书中对20世纪6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国转移进行了初步分析，提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论。Pennings和Sleuwaegen（1999）对该理论加以实证分析，他们以比利时的大量企业和国际性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资金密集型产业更容易发生转移。Masahisa Fujita和Paul Krugman（1999）也持有类似观点。小岛清（kojima，1978）在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从比较优势变化的角度对国际产业转移规律进行拓展，更深入地解释了产业国家转移的根本动因，在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弗农（Vernon，1966）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是产业转移的推动因素。Tan（2002）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从产品系列的角度建立模型来解释产业转移现象，赋予了该理论深层次的涵义。利柯鲁（Lecraw，1993）运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变型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产业转移的行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发生在产品周期的成熟期与学习曲线的上升期的交点，并且是倾向于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行跨国生产。英国经济地理学家Rawstron和D．M．Smith（1958）的“企业赢利空间界限论”从企业区位迁移的微观角度探讨产业转移的动因，给产业转移增加了全新的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国际经济舞台上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行小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而之前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产业转移理论却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学者或是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的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理论来分析产业转移现象。以普雷维什（Prebisch，1981）为代表的“中心—外围”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出于发展的要求，而被迫实行国内工业化代替大量进口工业品的进出口代替战略，是产业转移发生的根源。Cantwell和Tolentino（1990）从技术进步和技术积累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产业转移的阶段性动态演进过程。

2.1.2 关于产业转移模式以及目的地的研究

Dunning（1981）从企业的微观层面上对产业跨国转移进行了研究，用“O —L—I”模型来说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扩张行为。该理论中，邓宁把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为解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产业转移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转变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由于是从企业跨国投资角度进行分析，对国家间产业转移的整体规律及其宏观影响因素涉及不多。日本学者赤松要（Akamatsu，1935）提出的“雁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探讨“产业转移到哪里”的问题。“雁型模式”所显示的后进国家产业发展中“进口—国内生产—出口”路径，间接地说明该产业由梯度更高的发达国家转移到本国（产业梯度较低的国家），最后再转移到产业梯度更低的其他国家。也可以说，是从产业成熟区域转移到产业的潜力区域。小泽辉智（Ozawa，Castello，2001）在雁型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增长阶段模型，他引入了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因素，从而使雁型模式发生了变化。该模式认为跨国公司可以在产品生命周期一开始就在国外投资生产，无需通过出口开发东道国市场，外商直接帮助东道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消费品工业。

2.1.3产业转移研究的最新进展

George Z．Peng和Panl W．Beamish（2007）将生态学的密度依赖理论引入产业转移，用以分析日本子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战略选择。Thomas Hutzschenreuter和Florian Grone（2009）通过对美国和德国跨国公司近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从而得出结论：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外竞争压力，必须调整固有的垂直整合策略，此外，Thomas Hutzschenreuter和Florian Grone（2009）在另一篇文章中对公司的产业内扩张和跨产业扩张的复杂性进行了比较。Isabel Faeth （2009）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新古典贸易理论、所有权优势、总变量、所有权、区位和国家化优势框架、横向和纵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型、知识资本、多样化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分散风险模型、政策变量等九个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来得出FDI的决定因素，相对于前人的分析框架来说更加全面具体。Andrew C．Inkpen和Wang Pien(2006)通过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运作模式，来分析产业转移中的知识效应。Paul Marginson和Guglielmo Meardi（2006）分析了欧盟东扩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渠道和产业关系转移情况。Rajnish Kumar Rai(2009)、Turlough F．Guerin（2009）分别以印度制药产业和中国的环保产业为例，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知识产权和壁垒问题。Leonce Ndikumana和Sher Verick（2009）、Sizhong Sun（2009）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立足点，探讨了外国直接投资和本地投资的关系。Ojelanki Ngwenyama和Olga Morawczynski（2009）通过对5个拉丁美洲国家新兴信息技术的研究来分析该类产业转移的影响制约因素。

2.2 国内产业转移理论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