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中国经济奇迹

大历史中的中国经济奇迹

距今700多年前，蒙古大军在崖山海战中全歼宋朝的残余军队。宰相陆秀夫背负幼帝投海殉国，其余军民也纷纷自杀，海上浮尸十余万。被囚的宋大臣文天祥目睹战败，写下“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的沉痛诗句。

此前50年，军事天才成吉思汗自大漠崛起，打造出一只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半个世纪之内，蒙古铁骑横征欧亚大陆。蒙古人的盖世武功凸显出农业文明的军事劣势，被草原骑兵征服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比他们的对手更发达的文明，南宋是其中最突出者。“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临安王朝经过半个世纪顽强而屡遭挫败的抵抗之后，仍旧难逃崖山覆亡命运，这同时也宣告了中国在古代世界中领先地位的结束。

多年以后，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宋文明的辉煌，实际上，那是中国唯一一次如此接近现代政治经济原则，并将自己物质与精神的创造力建在这样的原则之上。丧失了这次机会之后，随后的数百年我们只能目睹中国坠入越来越深的深渊，其死水微澜恰与欧洲的突飙猛进形成鲜明对照。

要到7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才重新找回一点点当年“天下之国”的感觉，这还必须感谢最近30年来中国经济毫无征兆的突然崛起。中国经济崛起速度之快，不仅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很大份额，而且已经激起人们关于何时中国可以代替美国、登顶全球的激烈讨论，而仅仅在40多年前，中国还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事件。历史如同电影快进镜头般穿进，面对倏然而至的中国奇迹，思想界艰难地寻找着迷失的坐标。什么力量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这一仍在行进的奇迹面临什么样的考验？……这些问题都是我在新书《巨债》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能否理解中国经济奇迹不仅仅是一个智力挑战，而有可能决定着未来几十年，我们能否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现在，中国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任何一种力量，甚至是在别的时候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力量，都有可能在命运的天平上增加一点点分量，却可能起到改变未来轨迹的作用。这其中包含着思想的力量。大多数情况下，思想的力量微不足道，尤其对短期局势几乎没有影响，但在历史的奇点时刻，思想，甚至是一些小人物的思想，也可能从此扭转历史的方向盘。现在，回头看中国经济奇迹，很多人视之为一种必然，似乎历史必然如此行进，却忽略了在此之前有多少次，中国都让大好机会从手边滑过。我们现在享受的经济腾飞包含着运气成分，

未来的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当面临考验时，中国需要理解造就中国奇迹背后的秘密，并坚持那些振拔中国脱于苦难的原则与方向。

这是我写作《巨债》的驱动力。我希望以自己微渺却真诚的思考来探索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规律，理解它，并参与到由所有分歧意见组建的公共争论中来。我相信，意见的多样性、交流、争论是导向认知进步的不二途径。

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一步，是探究中国经济何以落伍。在《巨债》一书第一章中，我描述了中国社会经济从南宋覆灭之后落后于欧洲的整体历程。与一般人的认识相反，大量的史料纪录与数据分析显示，除了宋朝之外，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并非领先（或者说大幅领先）欧洲；之前的“中国第一”的观念并不成立。一个基本区别是中国与欧洲的农业生产方式，欧洲拥有更高的人地比，使用更加资本化的方式进行生产，而分裂与贸易一直在推动斯密型的分工演进与生产率提升。欧洲的货币制度与治理方式具有更多现代性，构成了良好的基础，令英国在17世纪的突破成为可能。反观中国，崖山之后陷入周期性盛衰波动，不乏历史的细节，却缺乏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到1936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欧洲的1/19；到1970年，中国人均收入更是跌至欧洲的1/26。

而正是由于落后，现代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依靠向先发国家的学习、执行开放性政策融入国际经济链条，中国得以在30年时间中走过欧洲花费900年时间走过的道路。《巨债》第二章中，我首先研究了经济发展机制。发展来源于发展机会之被创造与利用，后者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在其资源约束条件内不断探索对生产技术与经济流程的可能改善。这一过程受到制度的强大影响，在现代经济中尤其受到金融体系运作的影响。发展机会往往以投资来固化，而成功的投资将会扩展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失败的投资则会加大该经济体的过剩产能。因此，研究宏观经济需要紧紧抓住产能利用率这一关键概念。对214个国家50年经济发展史的实证研究表明，产能利用率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而反过来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速度。

中国经济奇迹建立在后发优势基础上，而地方竞争模式强化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与出口的大幅上升一起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30年。但正如杨小凯所主张的，中国在具有后发优势的同时，也有后发劣势。在中国，这主要体现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滞后。经济体制的一系列问题造成中国经济没有很好地配置其经济资源，以至于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大量的资源被错配，导致过剩产能与债务比例飙升。这

造成了经济危机的隐忧。

为了弄明白经济危机机制，《巨债》第三章对货币、债务与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长期以来，学术界主流对货币持“外生性”看法。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具有很大程度的内生性货币观点，但在《通论》中从这个立场上有所后退，或许是为了简化分析并与整体框架吻合。就其本质而言，货币可以视为兑现支付承诺的工具，换言之，本质上，任何经济个体之间都可以自由结成支付承诺的关系，从而可以自由扩张债务关系，其中的部分可能体现为货币关系。但为了克服跨群体信任问题，文明之初货币逐渐固化为外生的贵金属货币。外生贵金属货币必然要求可兑换性，而这种可兑换性与市场经济中债务关系内生性之间的矛盾不仅导致了复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进化、中央银行的创立、金本位制的崩溃，也最终导致了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内生化货币的经济世界中。在内生化货币世界，货币由经济体扩张债务关系的需求内生地创造，其典型型态是“贷款创造存款”，而经济体扩张债务关系的需求由实体经济状况决定。现代经济中，银行评估经济状况并相应决定给予企业的债务杠杆率，这不仅决定了货币数量，也决定了外源融资所支持的投资数量多少。实体经济

层面过剩产能变化情况、有效投资比例变化情况都可能影响到银行对债务杠杆率的决策，从而在实体经济运行与金融体系运行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不仅决定了经济的繁荣，也决定了经济的危机。

正是这一研究让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担忧。到2014年，中国经济旧运行逻辑破裂、新模式将立未立的转折性现象愈发明显。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的非政府债务与GDO之比到2014年年初达到186%，远超美国、欧洲与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在经济学意义上，债务意味着经济组织依靠外源融资来支持自己的“投机”冒险。如果一个投资项目具有合格的投资回报率，投资是自我清偿的，经过一个周期，债务会清零；如果一个项目不具备合格的投资回报率，但由于某种体制性因素难以退出，其生存就会要求源源不断地融资支持，在实体层面出现所谓的僵尸企业与过剩产能，在金融层面出现债务比例的不断上升。这正是在中国发生的故事。中国企业负债率的持续、快速上升的背后，反映的是社会资源不断流入无效投资项目，这不仅表示中国经济体创造有效投资机会能力的下滑，也反映中国经济体制挤出无效产能能力的下滑。这一无效体制制造了对资金需求的黑洞，利率的上升并不能阻止这种黑洞般的需求，反而压缩了民间项目的融资空间。其结果是，中国经济的过剩产能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