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性别差异

语言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与女性文学一、对语言和性别的批判性思考后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是被话语建构的，在其话语建构的行动中，男人和女人形成各自男性和女性的主体。

有关语言和性别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差异模式展开的。

这种模式仅仅是反映了社会现实，并没有解释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而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延续；另外，对男女谈话方式的差异的强调也往往掩盖了男人与女人语言行为中存在的大量相似性。

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对性别差异和语言的研究有很大启发，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社会性别的差异，而是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或者说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关注差异被生产和被诠释的过程。

二、性别差异——借助商品符号表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品扮演了构造性别认同的角色。

也就是说，商品常常成为我们表现自己作为男人或女人的“道具”。

例如，口红是专为女人使用的，而香烟似乎成为男人消费的专利。

事实上，所有的商品，都具有某种性别：男性、女性或中性。

有人说，大街上的服装店绝大部分是为女人开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服装是女人用来塑造“女人气”的主要“道具”。

同样道理，街上的烟酒专卖店绝大部分是为男人开的，因为烟酒是男人塑造“男人气”的重要方式。

男人肥胖，只要不过分，可以叫做“福态”；女人肥胖，不论如何，都不是好事情。

所以，“减肥茶”便有了女性的性别，因为它主要是为女人做的。

男性与女性的差别，首先是生理解剖结构和生理自然属性和行为的区别。

例如，男人嗓音浑厚，女人嗓音清脆。

男人肌肉较有力量，女人力量不如男人，等等。

但是，这种区别只是两性的第一层次的区别。

男性和女性的第二层次的区别是社会和文化属性的区别，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区别。

社会和文化分别给“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赋予不同的内容，并对二者的行为规范做出了不同的规定，人们在互动中也分别根据对方的性别而相对应地抱有不同的社会期待。

例如，理想的男人被期待要勇敢、坚毅、不畏挑战和困难、勇于承担责任、主动积极、坚强有力、冷静、理性、善于思考、果断、体魄健壮，等等。

理想的女人则被期待坚忍不拔、温柔体贴、被动、顺从、富于爱心和同情心、情感细腻丰富、细心周到、爱美、喜爱干净整洁、身材苗条美丽，等等。

当然，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规定也是不相同的。

但是，无论如何，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往往是与对方相对比而存在的。

现实中的男人或女人，往往很难完全符合这些理想的标准，因此，根据现实中的人与理想的两性气质标准的符合程度，又可以分别将这些人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分成不同的等级。

但是，主导这种等级分类的，是男权话语霸权。

例如，在大男子主义者看来，那些女权主义者的女性气质，就应归入较低的等级。

而那些传统的温柔体贴、服从温顺、美丽动人的女人的女性气质，就属于最高等级。

男性和女性的第三层次的差别是社会心理的区别。

由于社会和文化分别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做出了规定，因此，社会往往根据这些规定来教导每个幼儿。

例如，成人往往让男孩玩汽车、手枪、变形金刚等玩具，因为这些玩具有助于培养男孩的男性气质。

如果男孩玩洋娃娃，则会得到大人及时的纠正和引导：“那是女孩子玩的，男孩子不能玩。

”正是通过这种性别社会化过程，每一个孩子逐渐获得了一种与社会规范相符合的性别心理。

社会的性别秩序，便在人们的心里扎下了根。

违背了这个秩序，不但会被人嘲笑，而且当事人也会感到难堪和窘迫。

男性和女性的第四个层次的区别是符号的区别。

既然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相对比而存在，那末，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便要通过特定的、被社会广泛认可的符号来体现和表达。

这些符号必须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感触得到的，同时又表达了社会关于性别差异的看法。

这些符号包括三类。

第一类是身体符号。

例如，男人通过劳动或锻炼，练出了发达的肌肉，在这里，“发达的肢体”便成为表现男性气质的符号。

同样，女人通过节食减肥和锻炼，保持了一副苗条的身材，这副身材便成为表达女性气质的符号。

第二类是行为符号。

例如，在恋爱行为中，男性主动积极，女性被动含蓄。

在休闲中，男性参加激烈的、碰撞性的体育活动(如足球)，而女性则参加跳舞、健美操等较轻松的活动。

第三类是商品符号。

男女分别借助于特定的商品来表现各自的性别气质。

例如，女性通过口红、香水、护肤品、时装、首饰、高跟鞋、小手袋等商品来塑造女性气质。

而男性则通过西装、领带、夹克、皮鞋、公文包、香烟、打火机等来塑造男性气质。

即使男女两性都要共同使用的商品(如手表、轿车、服装、香水)，也分别按照不同的性别款式来制造，从而表达男女两性气质的不同。

显然，商品之所以有性别，是因为商品生产纳入了性别秩序的再生产过程。

生产商是按照社会和文化对男女两性气质的界定，来制造符合社会有关性别区分标准的商品。

不论生产商是否愿意，商品在消费者那里从购买之日起就被纳入了消费者塑造自身男性或女性气质的过程。

一句话，商品是表达性别认同的符号。

当然，并不是任何商品都有性别。

例如，谁也不好说盐巴是属于男性或女性。

但是，社会有关性别差异的观点可以、而且也必须借助商品符号来表达，却是确定无疑的。

此外，性别气质和性别秩序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男女两性的社会文化界限也是不断变动的。

昔日被认为属于男性气质的东西，今天可能转变成符合女性气质，反之亦然。

随着男女之间的角色平等化趋势的演进，两性之间的边界将不断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商品将趋向于中性化。

但是，不论如何，商品的性别化区分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三、语言的差别和性署的差别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女权主义文论兴起。

女权主义者在面对妇女文本中的文体问题时，借用了先锋文学写作理论中的断裂说和颠覆说，她们的纲领建立在对女性躯体的描写上，大胆地冒犯父权制的言语禁忌，恣意谈论身体器官。

这样一种性别语言事实上是在男权社会中的话语缺失。

开始于身体的写作并不是囿于身体之内的写作，之后，女性写作在以经验语言颠覆了男权语言。

解除压抑和禁锢之后，女性的语言最终转向和他人、和世界、和自我的对话，进入了自我提纯的新境界。

然而，女性书写时的语言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女性自身？语言的差别和性署是在同一方向上展开的吗？有一种解释：女人的表达被称为“女性口吻”，是一种独特的女性语言。

“女性口吻”一旦被男子介入就立刻改弦更张，女性的全体存在保证了单个女子的自由。

为了对抗男权中心的话语，就要反对那种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语言风格，诸如清晰、明确和确定性等。

“女性口吻”必须回避准确性，可以是非理性、无逻辑、反思维的散漫表达，宁可使听者无从理解，不得要领，也不要落入旧有的叙事圈套中去。

这些看似是缺陷的特征事实上是依利格瑞反抗男性价值的有力武器，是和女性的生理结构相一致的，是对女性躯体的戏拟和模仿。

四、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美女作家和畅销书在90年代中国文坛，“女性文学”及相关讨论是最为醒目的文化现象之一。

围绕“女性文学”这一内涵模糊的范畴，勾连起了多种复杂的文化因素。

作为一种构成因素或结果，则是女作家出版物在文化市场上相对成功的销售和影响。

因“美女作家”现象引起出版业、报刊杂志和网络上的广泛影响和争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到目前为止，尽管“美女作家”现象一时间构成了沸沸扬扬的文化事件，但大都被用“媒体炒作”或“商业炒作”等语汇予以简单的贬斥。

但发生的事实是，看似颇为廉价的炒作，却引起了颇为热烈的社会与文化消费间的互动，并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份额。

因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纯文学”还是“商业炒作”，不在于“女性写作”还是“身体写作”，而在于90年代初中期曾以“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自我标榜的“女性文学热潮”，为何导向了90年代后期的“美女作家”这一颇为怪诞的文化现象；在于相关的文化市场运作方式（包括文本内涵与结构、书籍包装、市场定位、营销策略等）及其引起的阅读消费中蕴藏了怎样的文化心理、性别逻辑、欲望结构和情绪扩散的空间。

如果跳出封闭的“文学审美”评价，也避开单一纬度的性别立场，更多地将女作家视为一种文化产品和文化媒介，考察其制作、流通、消费的渠道，或许是切入这一现象的有效途径之一。

五、文化场域的构成“女性文学”的创作、评价、宣传、出版和阅读消费，成为了90年代最大的“文化场域”之一。

在“女性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形成的过程中，有多种不同因素介入其中。

①作为性别政治意义的意识形态资源“女性文学”范畴在80年代中期被人提出，并引起了颇为热烈的讨论。

讨论的核心点在于：如果说女性作家具有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生理/心理体验、情感体认方式、精神状态和文学表达方式，那么是否意味着女作家有可能创造一种别样的文学，这种文学的特殊内涵该怎样界定？再者，“女性文学”的合法性表现在哪里？从宽泛的性别立场而言，女性在社会文化秩序当中确乎处于“弱势”和“非主体”的状态，但是面对着毛泽东时代的“男女都一样”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面对着在80年代具有统合性的新启蒙主义话语资源所构造的“大写的人”，强调女性和女性文学的特殊性是否意味着将“女性”再次放到“准主体”的次一等位置，或相反，放到比男性更“高”的位置？——相关的讨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其主要成果毋宁说是贡献了“女性文学”这一范畴，并由此打开了文学/性别关系的讨论空间。

②女性身份与女作家的创作形成了强大的整合力女作家创作实力，这是造成“女性热”的基本前提。

1995年之前，在文坛引起注目的女作家，包括不同时间在文坛登场的作家群体，比如80年代初期即引起广泛注意的张洁、谌容、戴厚英、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韦君宜、舒婷等，80年代中期逐渐成为主力的王安忆、铁凝、残雪、翟永明、池莉、方方等，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登场并攫取越来越关注的目光的林白、陈染、徐小斌、徐坤、张欣、蒋子丹、迟子建、海男、须兰等。

这些作家组成了女作家创作的强大阵容，并为“女性文学”的兴盛提供明证。

在出现“女性文学热”之前，对这些女作家的阐释或命名，基本上和男作家没有太大的差别，她们往往被同样归纳到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先锋文学”等范畴之内。

③文化市场的运作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女性文学热，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媒体热”，是女作家及其文学在多种媒体上反复出现而呈现出的社会中心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缺乏整合性意识的90年代，“女性文学”为什么会因为具有如此强大的市场整合力而显得如此醒目？一方面是上述因素造成的对女性研究、阅读的社会性热情，使“女性文学”获得了广泛地参与和关注；另一方面，是关于“女性”和“女性气质”的重新建构。

在90年代，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意识形态重组的过程中，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观念、性别秩序也在重组之中。

尽管这一过程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80年代在启蒙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文化氛围之中，关于女性的文化观念主要停留于大致可以称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范畴之内，即在一种抽象的关于“人”的主体想象之中来谈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处境，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男女都一样”，并没有出现更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