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方言地图集

地理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方言地图集*

曹志耘

提要本文介绍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发展情况，回顾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情况，并分析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目前正在进行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是中国地理语言学建设的基础工程，本文介绍了该项研究的目的、意义、价值、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

关键词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方言地图

1 地理语言学理论

1.1定义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又叫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1.2兴起和发展

地理语言学兴起于19世纪后期。最早进行方言调查并绘制方言地图的是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他于1876年向莱茵河地区的所有小学教师寄发了一份由约300个词组成的40个句子的调查表，请被调查者用当地方言转写出来，在此基础上画出了6幅方言地图（《德国语言地图》1册，1881年）。地理语言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语言学家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他训练艾德蒙（Edmond Edmont）调查了650个法语方言点的约2000个词语，编写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12册（1902-1914年和1920年）。在这项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几乎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提出了“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口号，并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口号相抗衡。（徐通锵1991：223-229）

随着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在欧美各国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语言地图集，例如芮德（F. Wrede）的《德国语言地图集》6册（1926），雅伯尔格（K. Jaberg）、俅德（J. Jud）的《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8册（1928-1940）等。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先后编写出版了《日本言语地图》6卷（1966-1974）和《方言文法全国地图》4卷（1989-1999。第5、6卷尚未出版）。当代的语言地图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Peter Anderson的A Structural Atlas of the English Dialects（1987）注重反映某项音变现象在词汇系统中扩散的比例，而拉波夫（William Labov）等人的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2006）则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相结合，并制成了功能强劲的光盘版（参看/里的介绍），把地理语言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1.3意义

1.3.1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

地理分类是从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各地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异同关系）出发，把地理上相连、语言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方言归为一类。地理分类的结果主要就是表现为“方言区”，反过来说，所谓“方言区”主要应该依据地理分类。

早期的地理语言学家由于看到在方言地图上，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认为各地方言之间只有过渡，没有分界，方言是无法“分区”的，换句话说，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的“A方言”、“B方言”等等这样的“方言”。但是，后来的语言学家认识到，如果区分不同同语线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利用“同语线丛”的话，那么，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用于对语言进行地理分类（方言分区）。事实上，地理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地理分类（方言分区）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今天已毋庸赘言了。

1.3.2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

由于一种语言在各地的发展演变速度不同等原因，各地方言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差异实际上可能正是该语言不同历史阶段特征的遗存，也就是说，语言的共时差异可以反映语言的历时变化。因而，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进行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缺乏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早期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者反对青年语法学派，反对语音演变规律理论，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弥补了历史比较法存在的缺陷，地理语言学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种极为有效的研究途径。如今，地理语言学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

1.3.3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

语言变化是在语言因素和许多非语言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一种复杂运动。早期地理语言学的口号“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意在否定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这无疑过于偏激。因为一个词的历史（实际上是指一个词的音变）本身就是某种规律作用的结果，而许多词的历史往往可能受制于某种更大的规律，这个规律也许尚未发现，但不等于不存在。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地理语言学派的确揭示了语言现象演变的多样性（非线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多样性迫使语言学家去寻找更多的解释途径。

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是语言变化的结果。语言变化（例如汉语方言中的浊音清化、尖团合流、入声消失等等）通常都发生在一定的区域里面，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方言点。因

此，要观察和解释语言变化，仅仅着眼于单个的地点是不够的，而必须放眼于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在这方面，地理语言学无疑具有独特的作用。当我们面对一个广阔的地理空间上的语言分布状况时，语言系统之外的因素（族群、行政区划、地形、交通、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等等）与语言变化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就会以各种方式显现出来，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显现出来。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解释以下问题：这项变化来自哪里？它是如何发起和形成的？它藉由什么途径进行传播？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种扩散结果（分布状况）？把非语言因素引入地理语言学，大大增强了对方言分布、语言变化的解释能力。

1.4方法

1.4.1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地理语言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前期工作。在调查中所用到的方法有读词表（或字表）、提问、填问卷等。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地理语言学要求调查语言系统中部分语言项目在众多地点的说法，在选取调查项目和调查地点的时候实际上存在一个“抽样”的工作程序。调查项目抽样和调查地点抽样是地理语言学调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往往决定整个调查工作的成败。

1.4.2语言地图

语言地图（总是体现为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地理语言学的一个区别性特征。方言地图的基本做法是把调查到的方言材料绘制在地图上，以便直观地表示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方言地图包括两大类：方言种类分布和分区图（简称“分区图”），方言特征分布图（简称“特征图”）。分区图是在特征图的基础上归纳而成的。在西方地理语言学研究中，方言地图主要就是特征图。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在可以使用数据库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绘图软件来进行电脑绘图工作，在电子版地图里还可以显示有声材料和更多的相关信息，还可以提供读者自行加工处理的功能。研究手段的巨大改进无疑给地理语言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 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

2.1历史的回顾

2.1.1贺登崧的研究

1943年3月，在山西大同西册田村传教的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 A. Grootaers）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送进山东潍县集中营。1943年8月至1945年秋，贺登崧被软禁在北京的修道院（德胜院）里。“幸亏西册田的中国神父把我在大同收集的资料全部送到了北京。于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