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路线论文
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及其历史教训
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及其历史教训摘要:长征初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严重错误,把工农红军推向濒临全军覆没的困境。
这次严重错误终于导致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成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4年之久而最后被克服的起点。
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对全面认识王明错误路线的危害,探讨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渊源,总结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长征;红军;历史教训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下所犯严重错误的结果;长征初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严重错误,又把工农红军推向濒临全军覆没的困境。
物极必反,这次严重错误终于导致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成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4年之久而最后被克服的起点。
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对全面认识王明错误路线的危害,探讨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渊源,总结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突围前没有注意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工作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后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优势敌人的步步进逼和层层堡垒封锁下,根据地人力、物力日益困难,红军在内线作战已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红军主力应该突围到外线去,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同敌人作战,开辟新的根据地,以挽救老根据地。
然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突围问题上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1934年4月广昌战役后,红军主力遭到严重损失(广昌战役中红军牺牲达5500余人),敌人的碉堡封锁线逐渐构成,根据地日益缩小。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和围攻,红军主力立即突围,作战略转移。
5月间,中共中央当局曾讨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的问题,并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个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是使我们惊慌失措。
其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的启示
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的启示启示:
对革命性质、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
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主张进攻路线;
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提出了错误的政策。
低估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号召全党准备决战;
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
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等等。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
扩展资料:
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超越民主革命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否认九一八事变后
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把所有中间势力都当成“最危险的敌人”。
推行“城市中心论”,组织城市武装暴动,命令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企图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
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转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反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其错误路线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全党统治了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
试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持续四年的原因
/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三次“左”倾错误。
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得以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
王明“左”倾错误典型特点是完全按照马克思书本的条条框框,忽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与客观实际严重脱节。
它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
一、“左”倾相关概念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
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
在国际惯例上,政治上激进或革命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左派”或“左翼”,政治上保守或反动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右派”或“右翼”。
具体到中国革命的历史当中,“左”倾思想或者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这种“左”倾思想如果形成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和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1931年1月—1935年遵义会议前)。
二、内部原因分析外因都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只有深刻地分析错误发生的内部原因,我们才能理解事物的本质。
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出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着极其深刻的内部原因。
(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领导发生重大调整1931年,建党仅十年,党的组织结构仍未完善,这直接导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诸多漏洞,从而在制度上纵容了错误的发生。
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包括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及王明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长征精神论文3000字
长征精神论文3000字篇一:长征精神3000字论文长征精神1934年8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战略转移。
这次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战略大转移,是1931年初至1935年初统治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纠正这次左倾错误,战胜千难万险,足以引为自豪的英雄史诗。
参加长征的部队有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红25军。
在红一方面军长征之前,寻淮洲、方志敏等曾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被敌包围而失败。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大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6月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15军团会师,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红2、6军团于1936年7月到达四川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师后,以红2、6军团为主组成红二方面军。
两军会合后,对张国焘的反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斗争。
随后,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方,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长征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
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可以有不同的归纳、概括。
第一,理想科学、信念坚定。
革命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最基本的思想内核。
长征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胜利。
长征初期,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根据地丧失殆尽,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
长征开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领导红军的李德在战略退却中奉行逃跑主义,又造成湘江战役的惨重失败,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
张闻天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轨迹
张闻天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轨迹作者:孙金根来源:《理论观察》2013年第12期[摘要]张闻天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在临时中央工作时,宣传和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策,对若干“左”的政策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后,摒弃“左”倾错误,在遵义会议上批评“左”倾军事路线,这主要是得益于他的自觉转变;在瓦窑堡会议上批评“左”倾关门主义,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但长期没有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路线错误;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从思想路线的高度逐步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路线错误。
[关键词]张闻天;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2 — 0018 — 04近年来学界对张闻天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进展,但对于张闻天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还没有专门的研究。
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对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在临时中央工作时,宣传和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策,对若干“左”的政策进行了反思和批评(一)在临时中央工作时,宣传和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策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后,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临时中央工作时,他宣传和执行了“左”倾政策,主要表现如下:要求加紧反对中间派别的斗争、执行“反右倾”的错误方针、参与领导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对此,学界进行了深度分析,不再赘述。
张闻天执行了“左”的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二点:一是受苏联教条的影响。
他留学苏联五年,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但同时对共产国际表现出盲从倾向。
同时,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像张闻天这样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弱点。
王明“左”倾路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梁冰
六、现如今对王明“左”倾路线的客观评 现如今对王明“ 价
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于中共犯的 “左”倾错误作了认真总结,给予了恰当的评价。认 为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由于 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 没有现成经验的基础上干革命的,因此犯错误有其深 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和不可避免性。 因此对1931年王明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后,国内中 央所犯错误不直接挂在王明帐上,而是说临时中央领 导所犯的错误。
五、对王明“左”倾路线的纠正 对王明“
军事、组织上: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纠正了王明“左” 倾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对党中央长达四年 的统治,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 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 政治、思想上:延安整风期间才得到彻底的清算。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 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 刑
(三)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 王明“ 统治地位的原因
(1)共产国际支持:王明路线同共产国际和斯大 林的错误是息息相关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国 际路线,就是斯大林路线。 (2)党内左倾情绪: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 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 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 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王明等人用教条主义吓唬人, 往往引经据典,唬住了党内一些理论水平不高的一些 同志; (3)中国革命现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总之,在当时,党内多次犯左倾错误有其深刻复 杂的主客观原因和不可避免性。
王明左倾错误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的最严重左倾错误
王明左倾错误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的最严重左倾错误。
它不仅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造成过重大损失,而且也从经济方面对根据地造成过严重危害。
但过去对经济方面左倾错误的论述几近阔如,故木文拟在这方面作点探讨和阐析。
在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统治时期,各根据地都曾推行过一系列左倾经济政策。
它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军民生活都造成过较大损失。
又因经济条件是红军和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基础,故其危害所及,还超出了经济问题本身,以致成为红军最后被迫退出根据地的原因之一。
在土地政策芳面,王明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制定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土地政策,推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
执行中又愈搞愈左。
对地主不仅不分田,而且不准买地、租地和开荒,不准以任何方式与土地发生关系,或将他们驱逐出境,或实行肉体消灭政策。
对富农不仅分坏田,而且经富农力耕改造成好田后,又把好田没收重新分以坏田。
还不断加重富农的劳役和粮款负担,甚至将其同地主一样没收,使不少富农“家况比雇农差”,从而在经济上消灭富农。
由于斗争扩大化,又将不少中农打成富农甚至地主,使他们也遭到没收、“分坏田”甚至“不分田”的厄运。
这使中农“人人伯上升为富农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
”①土地经常打乱重分,也使贫农不能吃定心丸,降低生产兴趣。
“一苏大”的土地法及各地的有关土地政策中,还包含了不少势必导致打击和侵犯地富兼营的工商业的左倾内容,使工商业也遭到如同封建剥削一样的打击和没收。
“一苏大”的劳动法,脱离苏区实际,规定了片面的过左的政策:如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多名目繁多的节假日、纪念日休息;包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在内的过高福利补贴,未在企业劳动而需照付工资的不合理工资制度及机械的最低工资标准,师徒同等待遇的不合理学徒制度,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和实际上剥夺雇主权力的工人监督生产等。
不管企业能否承受,都要严格遵行上述左的政策。
否则动辄总同盟罢工,即“以斗争来回答资本家的进攻。
王明的“左”倾错误
1927.7——1935.1 之间的三次“左”倾错 误
王明
瞿秋白 李立三
背景:王明上台,推行“左”倾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 命形势的极左估计,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 这次会议,没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 倾错误,对它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 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王明等立刻打起 “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要求彻 底改造党的领导。他们认为,立三路线是在“左”的词句下掩盖着 右的实质,宣称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1931年1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 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 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由于得到米夫支持,原来 丌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丌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 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主要错误: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①在革命性质和统一路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和反资产阶级幵列,将民族资产阶级 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 ②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 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 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 ③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丌分田,富 农分坏田”的主张。 ④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 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⑤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 情打击”的方针
遵义会议论文
摘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革命取得胜利重大原因,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特别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体现了我们党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
关键词:遵义会议;毛泽东;张国焘;中国共产党;转折点,会议内容一遵义会议的历史背景: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的转折点,他是革命性质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从错误路线到正确路线的转变。
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
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
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地方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
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右倾错误,实际上就是认识落后于实际,典型的是王明的二次革命论
右倾错误,实际上就是认识落后于实际,典型的是王明的二次革命论.右倾错误,实际上就是认识落后于实际,典型的是王明的二次革命论。
这句话是正确的。
扩展知识:“左”倾是指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
“左”主要表现为:1.急于求成,主观夸大革命的力量,轻视敌人力量,或忽视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2.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从而采取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政策;3.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注:不带引号的左是好词,表示倾向革命,比如国民党左派。
)右倾是指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
右倾主要表现为:1.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势的有利因素,散布悲观情绪,不敢斗争甚至主张搞阶级合作;2.害怕革命形势,屈从反动势力,压制群众斗争,放弃原则,甚至放弃领导权,出卖革命,投降敌人。
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它们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都把主观和客观分裂开来,使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它们的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
我们党历史上所经历的“左”倾主义和右倾主义错误主要有:第一,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2009考多选)1.背景:1927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宣称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
2.表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的前程,“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并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者:刘文静来源:《学理论·上》2015年第03期摘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王明“左”倾错误的形成,与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共产国际为王明的“左”倾错误提供了重要支持和思想指导。
本文分析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形成过程、“左”倾错误产生的消极影响及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纠正。
关键词:共产国际;王明;“左”倾错误中图分类号:D61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7-0037-02王明取得全党的统治地位,是经过米夫来华和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得以实现的。
在此之后,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十二次全会召开,王明通过共产国际实现了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
这时,共产国际派来军事顾问李德,王明、李德在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指挥军事失利,同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失去了联系,在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一、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王明取得全党统治地位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划和操纵下进行的。
会前,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
这次到会的有37人,其中王明等非中央委员15人,占出席会议人数的40%,这些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而且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会上,米夫发言说,共产国际根据充分理由将同志们要求召开的紧急会议改为扩大的四中全会,这是超越“六大”中央的方式,召开的紧急会议,召开四中全会是经过国际来电批准的,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等等。
米夫在结论讲话中强调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右倾,是用“左”倾的词句掩盖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他说为什么中央的一切统治都无条件地服从立三路线?主要是同志们被立三路线的“左”倾语句抓住了,如果我们清楚认识立三路线是退却的,是与真正进攻路线不相容的,即不会发生调和主义。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论文1000字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论文1000字有这样一个故事:一群人想要让一个荒园重现生机,但因彼此意见不合,彼此争执,甚至是大打出手,从清晨直到月上梢头,仍未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时间悄然流逝,而荒园依旧还是荒园。
讨论的虽激烈,但却未有一件实事。
这就是空谈误国的血淋淋的例子。
所谓的空谈误国:脱离实际的谈论,看似益于苍生,实则只会霍乱天下。
纵观中华千年文明史,空谈误国的例子如恒河之沙一样数不尽数:春秋战国时的赵括,因纸上谈兵而致使赵军四十余万全部被俘,乃至于被全数坑杀;魏晋南北朝时的士大夫之流,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专谈老庄、周易,无视苍生,也导致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巨殇。
空谈误国的例子不仅在古代有,在近代也有:如中共历史上的王明,就是一个典型的空谈家,他曾被誉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谈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滔滔不绝。
但是王明只知道理论知识,完全不了解新中国和党的实际状况,他在武汉和延安与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严重打击了国内的革命事业。
一个个血淋淋的例子告诉我们若要兴邦,必要实干!所谓的实干兴邦:根据自己的实际,脚踏实地去做事。
古有张居正改革不拘一格选实干型人才,对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甚至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
今有改革开放,除文革之漏病,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变;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简单的八个大字,凝聚着辉煌的思想精华。
这是言简意赅,中心思想突出,一语切中要害、对那些空谈阔谈不务实的人,只注重口头做文章的人,应该是当头棒喝,应该清醒的时候了,不要再做口头文章了!国家复兴发展需要实干家,就向罗阳同志那样,为国家的发展,大干,特干,为国防的发展奉献自己的人生,直到最后一刻。
王明路线在1933年对瞿秋白的“批判”
作者: 石源华
出版物刊名: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81-85页
主题词: 瞿秋白;右倾机会主义;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政治批判;错误;调和主义;四中全会;
党内斗争;中央政治局
摘要: <正>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借口“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拥护国际路线”,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工作,指责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将他开除出中央政治局。
这一历史事件已为史学界所熟知。
但在这以后的四年中,王明等人还接二连三地对瞿秋白兴师问罪,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夏秋之间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段历史却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当时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错误的决定》,揭开了这场政治批判的序幕。
《决定》根据瞿秋白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的文章,给他定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的罪名。
《决定》指出,瞿秋白的文章中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因此,当时中。
遵义会议论文
摘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革命取得胜利重大原因,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特别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体现了我们党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
关键词:遵义会议;毛泽东;张国焘;中国共产党;转折点,会议内容一遵义会议的历史背景: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的转折点,他是革命性质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从错误路线到正确路线的转变。
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
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
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地方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
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论长征.....毛概论文
现今,璀璨夺目的烟火吹散了硝烟弥漫的战火,宁静祥和的美好生活取代了昔日的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绚丽多姿的建筑物覆盖了往日的荒凉凄惨,长征已成为历史的一页,但是它又超越了历史升华为永恒的长征精神。
他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为建设祖国的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着。
那么何为长征精神、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表现的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
这些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精神,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的精神,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
作为青少年的我们更应该铭记这段历史并学习利用他们。
现今社会缤纷多彩,诱惑繁多由于缺乏意志力,世界观,价值观还未成熟,我们很容易迷失自我,或沉迷于网络无法自拔,或盲目追随一事无成,或只顾一己之利走上犯罪道路,由此我们应该学习革命先烈寻找目标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在学习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是在所难免的,有的人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别人大动干戈,有的人因为承受不住学习等的压力而放弃自己的宝贵生命,有的人因为家庭长相等原因陷入自卑中停滞不前,这些都是要不得的再难难不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翻雪山过草地忍受饥寒交迫上有飞机扫射下有穷寇猛追。
我们要做的不是消极面对而应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敢的为自己的理想而奉献一切。
团结就是力量,一双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应学习长征过程中的团结一致互帮互助这样才能实现双赢。
当然团结并不要求完全相同我们还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没有当时的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毛泽东等人大胆的质疑左倾错误也许就没有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了。
当然长征留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长征精神不仅体现在青少年身上,工人农民科学家企业家社会各界积极向上努力追求真理的人们,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头顶那夺目的光芒。
长征已离我们远去而长征的精神却推动着我们努力地创新,发展,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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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路线研究梁冰思想政治教育 S201101011摘要:通过对王明等人及其“左”、“右”倾路线的背景、表现的介绍,具体阐述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从而为现今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右”倾错误一、王明“左”倾错误(一)王明等人简介:1、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金寨县人,家庭出身为贫农(亦说小商人)。
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学习努力,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因而得到该校负责人米夫的赏识,进入直属于斯大林的小团队。
1929年回国,1931年担任党的领导人。
1974年病逝于莫斯科,葬于圣母公墓。
2、博古(1907年-1946 年),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
与王明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在此期间其继续坚持王明的左倾错误。
遵义会议后失去党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后在山西飞机失事遇难。
秦邦宪在王明路线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对王明路线的创立、发展和执行要负重大责任,是王明路线的支持者、赞助者、执行者和发展者。
[1](二)王明“左”倾路线背景:1、中共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1)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收到苏联方面影响较大,其不顾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顾敌人的强大和群众的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强行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以为这样可能震动全国,致使反革命锋镝之余保存下来的更加弱小的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2)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脱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愿望、想像,急于求成使得自己原本的力量也被消耗殆尽。
“立三路线”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由“立三路线”转换到“王明路线”也有一个过程。
王明先是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当“立三路线”正式形成而遭到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最后形成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
[2]1930年,王明、博古联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题为《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的信,说,“李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和国际路线不能并容的”, [3]反“李三路线”是他们的政治资本。
(3)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1934年)。
三次左倾错误中,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
2、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1)最重要的因素是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路线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是息息相关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路线,就是斯大林路线。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米夫。
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上学期间,米夫时任校长,十分赏识王明;米夫访华期间,任命王明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翻译。
1931年1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对会议进行实际操作,推举当时都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进入了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
(2)党内蔓延的左倾情绪: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王明等人用教条主义吓唬人,往往引经据典,唬住了党内一些理论水平不高的一些同志。
(3)王明的个人经历:王明本人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七、八年时间打下深厚的旧学基础。
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受到进步师生的思想熏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1924年夏,在家乡金家寨联络在外地学习回乡度假的学生,成立“豫皖青年学会”。
同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从王明个人经历来看,其思想比较激进,这跟他实行“左”倾冒险主义存在一定的关系。
(4)中国革命现状:中国国情十分复杂,因此在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复杂性、艰巨性,再加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导致了王明“左”倾错误也就不足为奇。
总之,在当时,王明“左”倾错误的产生,有其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和不可避免性。
(三)王明“左”倾路线表现1、具体表现在革命形势上,他否认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长期性,夸大革命高潮,表现为左倾急躁主义;在革命道路上,他轻视农村根据地,强调城市主义,表现为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战略上,他贬低敌强我弱形势下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正规战,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
[4]在党内通过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推行其“左”倾错误统治,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
2、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到这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之前,主要的内容是在“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的旗号下,改组中共中央。
第二个阶段,从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到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前。
这时,第三次“左”倾错误得到比较全面的展开。
第三个阶段,从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
在这个阶段,他们直接控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全面推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最后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再次濒临大失败的边缘。
(四)王明“左”倾路线危害使中国的革命事业遭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极大损失,白区党组织保存无几,革命力量丧失殆尽;并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90%以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丢失。
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中国革命因此遭受巨大挫折。
二、王明“右倾错误”(一)王明“右”倾错误介绍所谓王明右倾错误,主要是指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特别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认识及其关系的处理上,强调其“右”倾错误,主要是因为他在1937年到1940年期间犯了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片面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忽视了对群众的积极发动和中共的独立自主性。
(二)“右”倾错误的表现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执行共产国际的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政策,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闹宗派主义。
王明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在193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大会上,王明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作了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任务的报告,为党和军队制定了对蒋介石的一个重要政策,这就是“五统一”。
王明认为,中国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反日党派的大联合,进而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武装力量,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
[5]总之,王明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闹宗派主义。
三、对王明路线的纠正(一)军事、组织上: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对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
(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
(三)政治、思想上:延安整风期间才得到彻底的清算。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四、现如今对王明路线的客观评价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于中共犯的“左”倾错误作了认真总结,给予了恰当的评价。
认为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没有现成经验的基础上干革命的,因此犯错误有其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和不可避免性。
因此对1931年王明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后,国内中央所犯错误不直接挂在王明帐上,而是说临时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
五、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当今启示(一)要不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克服“左”、“右”倾思想,重在思想上建党;(二)一个党要领导本国人民取得胜利,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绝对不能依赖别的国家或国际指导中心发号施令;(三)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搞教条主义;(四)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实行无产阶级干部政策,反对宗派主义;(五)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有理论知识,而且要有实际斗争经验,经常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参考文献:[1]周文玉,张学进,佘湘. 秦邦宪与王明路线.娄底师专学报,2002(10):15~16[2]戴茂林,曹仲彬. 王明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58~160[3] 郭德宏. 王明、博古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0(9):83~91[4]周国全,郭德宏. 王明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124~128[5]熊廷华. 王明的这一生.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23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