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中国观_王迹

收稿日期：2009-04-23作者简介：王迹（1982-），女，黑龙江鸡西市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ｓｈａ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第25卷第2期２０10年2月Ｖｏｌ．25,Ｎｏ．2Feb ．２０10福泽谕吉的中国观王迹（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2）摘要：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创始人，明治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积极批判日本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输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有“日本伏尔泰”之称。

他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启蒙著作，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建制度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确实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他也渐渐形成了“脱亚”思想，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由同情、蔑视转向鼓吹侵略，无形中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仅就福泽谕吉的中国观，作一粗浅的分析。

关键词：福泽谕吉；中国观；文明史观中图分类号：D09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10）02-0108-04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一生所论，涉及面极广。

他的内涵丰富的思想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文明史观”。

他的这一理论可以概括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发展是循着野蛮———半开化———文明的轨道前进的；在发展中，文明压制野蛮，落后受制于先进。

综观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论述，无一不是由此出发，依据“文明史观”，产生了他对中国的批判、蔑视和对中国的扩张欲望。

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受文明史观影响较大，态度比较平和，但由于受到西学的影响，对中国的看法变为蔑视和批判；中期是福泽谕吉思想发生较大变化时期，主张对华扩张；后期则直接服务于对华扩张，态度十分强硬，意在把中国纳入日本的肱股之下。

一、福泽谕吉中国观的第一个阶段———态度由较平和到批判和蔑视（一）福泽谕吉从小接触汉学，成年接触西学，开始疏远、批判中国封建社会及儒家文化作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文化人，福泽谕吉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样，对汉学都有一定的修养，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这都与福泽谕吉从小接触汉学，熟读中国书籍分不开。

福泽谕吉13岁开始上学读书，当时学习的主要是汉学，福泽谕吉花了六七年时间熟读中国的经史书籍，从他后来所写的《文明论概略》等著作中可见他有相当深厚的汉学功底。

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之际，步入成年的福泽谕吉开始渴望了解西学，并于1854年到长崎学习“兰学”（当时的西学被称为“兰学”）。

他开始以世界眼光关注西方社会的近代文明，并很快认为西方近代文明优越于汉学儒家文化，提出日本要独立富强，赶上世界潮流，必须开国进取，向西方各国学习，于是他开始疏远、鄙视当时的中国社会及其封建主义儒家文化。

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作“一潭死水”，“没有新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有风吹来的时候，整个的池水被吹得浑浊，风止的时候池水又复归平静”。

他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根据这样的看法，福泽谕吉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甚至认为与中国这样冥顽不灵的国家为邻，是日本人的“大不幸”。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为了推动日本的改革，动不动就把中国提出来，作为愚不可及的恶例告诫日本人。

这时的对华批判主要侧重于理论上，其矛头直指中国封建制度的理论支柱———儒家学说。

对儒学的批判是福泽谕吉中国观中最富于理性色彩的部分，但随着对中国落后性认识的108深化，他对中国的蔑视以及民族优越感也更加强烈。

福泽谕吉的儒学批判集中反映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之中，他认为中国等东亚国家不能文明开化的罪源在于儒学。

首先，福泽谕吉指出儒学是“虚学”，是“远离实际的学问”[1]2，它在现在科学技术发展、文明进步的社会里，毫无积极作用。

其次，认为儒家的主张严重压抑了人民的创造性。

他指出，儒家的纲常礼教、上下名分说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等级森严的专制统治；在国家关系上，产生了内外有别、自尊自贵的意识。

久而久之，压制摧残了人民的独立开拓精神，国家丧失了进步的活力；第三，认为儒学的封闭性阻碍社会进步。

是一种以古人为楷模、不知超越的意识，受这类说教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只知“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可谓精神奴隶”[2]148-149。

福泽谕吉还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批评了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洋务运动，说它只取“外在的文明”，不求“内在的文明”，并说：“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

”[2]12可见他对西方“内在文明”的重视，而这正是近代中国所难以逾越的。

对中国社会的剖析和批判，对中国命运的忧虑和关注，是这一时期福泽谕吉中国观的主要特征。

平心而论，福泽谕吉对中国封建制度、儒学思想以及种种陋习的批判，可取之处颇多。

许多中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也曾有过类似的自我剖析。

但必须指出，两者的动机完全不同，中国人的自我批判，是出自爱国忧国之心，而福泽谕吉的批判并不是友爱于中国，更不是出自对中国文明进步的关心，而是用近代西洋文明的价值观，以“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观察中国，看待中国，认为到了现代，中国人由于一味保守传统文化而不加改变，已变成了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充斥了蔑华意识。

（二）福泽谕吉对中国的批判不仅停留在蔑视的程度上，更直接服务于他的强权的文明理论《文明论概略》是集福泽谕吉强权的文明史观之大成的代表作，在文章中，他把中国定为“半开化”国家。

对这一定性不可小视，因为在同一文章中，他揭示了一个规律，即“文明既有前后之分，那么，前者就要压制后者，后者就将受制于前者”[2]168。

基于这个规律，他认为中国终不免要成为文明的“欧洲人的田园”[1]52。

由此可见，福泽谕吉对华批判的实质，不过是要说明中国不文明，因而必然要受制于“文明国家”。

福泽谕吉不仅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上表现出对“文明国家”强权主义的理解，而且在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上也蕴育着对华扩张的冲动。

福泽谕吉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的幌子，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这集中体现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

他把西方列强依靠武力向世界扩张作为“文明”的楷模，认为那就是“文明开化”，日本应该、并且已经这样“文明开化”了。

他早在《文明论概略》（1875）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认为日本的文明已经高于支那（中国），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正在或已经“脱亚入欧”，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开化”的国家，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则尚在“未开化”之列，不属于文明国家。

在这种前提下，日本对朝鲜和中国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被他归为促使中国和朝鲜“文明开化”，为了这个名义，纵使侵略，也是正义的行为。

信奉“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福泽谕吉，就这样振振有词地把最丑恶可耻的侵略主张与行径包装起来，加以美化。

1875年他在《与亚洲各国的和战与我国荣辱无关》一文中，盛赞日本国内鼓吹侵华、侵朝的论调“此说壮哉！”同时谆谆告诫说要从实际出发，目前日本“还不是真正文明开化的独立国家”，尚不具备远略的实力，因此对中朝的“炮舰之站是他日逐渐谋划之事”[3]（第二十卷，P146-149）。

福泽谕吉之所以未把对华扩张立即提上日程，只是由于日本实力不足而已，这也是福泽谕吉比那些盲目的国权扩张论者更清醒、更高明之处。

从这重要意义上讲，前期福泽谕吉的中国观是以后对华扩张的酝酿和准备。

二、福泽谕吉中国观的第二个阶段———主张对华扩张，献计献策从1881年开始，福泽谕吉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转移到如何伸张国权和与列强竞争来瓜分中国的权益。

他由对列强侵略掠夺行为不满转变为要求与列强为伍。

这一时期是福泽谕吉的中国观由对中国的批判到主张对华侵略的转变时期。

1881年7月29日，他在《时事小言》上提出了“内安外竞”，说“若在现今的世界舞台上与西洋各国人民竞争，除了兵马之力，还能依靠什么呢？应该采取武先文后的策略”。

他强调：“国际交往的根本在于实力”，于是从主张民权转到鼓吹国权。

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主张对华扩张阶段。

（一）19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福泽谕吉的思想发生转变，主张侵略中国19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福泽谕吉从理论反瞻现实，又从现实联想理论，对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理论最先接受并积极兜售。

他惊呼：“今日之世界尚非道理之世界，是武力之世界”[3]（第五卷，P297），“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3]（第五卷，P304）。

本来他指出强国侵略弱国是不能允许的，但这时却说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是武力决定的，认为这不过是“禽兽相接，互欲吞噬”，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或为他人所食，或是吞食他人，总之，所能依靠的“唯有兽力”。

他还对文明进行了重新界定，说什么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人，被吞食者是文明落后之国，并主张“我日本应加入吞食者之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寻求良饵”[3]（第九卷，P195-196）。

并说：“假如中国果真不能自立，落入外人之手，那我日本人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也只有奋起逐鹿中原”[3]（第五卷，P313）。

很显然，福泽谕吉已完全站在鼓吹侵略中国的立场，为日本统治者献计献策了。

1880年，在《时事小言》中，福泽谕吉首先提出了侵略中国，朝鲜的“东洋政略”。

这一“政略”全面阐述了日本在东亚正处于“西洋”与“东洋”两大势力相抗衡的局面，西方109国家对东亚虎视眈眈，日本必须承担起“保护亚细亚东方”的责任，“在当今的东洋各国中成为文明的中心，担当东洋盟主，与西洋各国相抗”；甚至可以根据情况“毫不犹豫地占领邻国的土地”[4]（第四卷，P271-272）。

1882年，在《东洋政略果真如何》一文中，他进一步揭示了“政略”的目标是“炫耀日本的威势，不光要效法英国统治印度和支那土人，还要使英国人受到窘迫，把东洋权柄握于我一人之手……在亚细亚东方出现一个新的大英帝国”[4]（第四卷，P346）。

显然，“东洋政略”就是用强权统制中国、朝鲜，把东亚变为“不容西人鼾睡”[4]（第四卷，P333）的日本一统天下。

（二）福泽谕吉侵华策略发生变化，由“独占”变为“与西方列强合伙”然而，限于条件，事态发展不尽如福泽谕吉之意。

19世纪80年代初，“东洋政略”产生时，福泽谕吉完全未把中国、朝鲜放在眼里，自认为没有敌手，东洋霸业唾手可得。

此外，福泽谕吉当时虽然意识到东亚地区有落入西方列强之手的可能，但却认为西方列强的行动尚未开始，因而存在日本先行一步，在“东洋波涛（指西方列强瓜分东亚）未起之时，就将其平覆下去”[4]（第四卷，P338），抢先实现东洋霸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