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脱亚论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1858年受藩命到江户（今东京），在筑地开藩属兰学塾，任教师。1860年，随幕府遣美使节团赴美访问，深受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文明影响。
1861～1862年，随幕府遣欧使节团历访法、英、德、俄、荷兰、葡萄牙各国，广增见闻。1867年再次赴美国访问。
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他将兰学塾迁往东京芝新钱座，称庆应义塾，从此专心从事教育和著述。1871年又将义塾迁至三田。积极倡导文明开化，宣扬爱国、报国思想，主张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反对西方列强的压迫。
福泽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为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而这一认知基于福泽对世界文明发展规律的宏观把握。福泽承认，在漫长的幕府时代，儒家文化对日本摆脱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准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泽又对儒家文化持一种严厉而鲜明的批判态度，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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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福泽进一步指出，文明进步的意义在於加强和增加人类的各种行为和需求，为人类欲望找到更多的出口，刺激人类精神和行动。重要的是，福泽在对文明的强调中，一直把实现文明和人类进步看作至为重要的，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他说，“唯一的标准就是推进文明是有益的，而阻碍文明是有害的。文明是一个大舞台，制度，法律，商业，等等都是演员。”他把文明比作一个仓库，一个大洋，包含了人类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文明的实现最终意味着人类知识和道德的双重完善。福泽由于着眼于全人类，早已超越了对日本文化本体的顽固坚持，也不热衷于东西文化之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福泽并不认为西方和日本在文化和利益上是对立的，而是认为双方在趋向同一个目标，只是一先一后而已。不恰当的说，福泽的观点类似于邓小平提出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标准。二者都试图在追求一个更带根本性和普遍性的目标的同时排除了对当下细节的性质的争论。而在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由于中国人缺少对超越分歧的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更多感到的是双方冲突，对立和威胁。
1873年，他和森有礼等人创立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从事启蒙活动。他的译著《西洋情况》、《西洋旅行指南》等多是介绍西洋文化的启蒙著作。此外，《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1885年，在他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与欧美列强一起瓜分、宰割中国和朝鲜，进而争霸亚洲与世界。他一生未入仕途，著书100余种。晚年著有《福翁自传》。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与同代中国知识份子相比，福泽受儒家思想的束缚要小得多，本人也有意识地抵制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於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读书破万卷，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一无所成。
福泽在１８７０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迟到１９１０年代才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而这４０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４０年。或许，也正是在对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找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康有为与福泽喻吉，中国文化心态与日本文化心态的根本分野，甚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日本的现代化改革一开始就对儒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最终落脚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而中国的改革却始于对传统的拼死捍卫，经历了一个从技术变革，（洋务运动），制度改良（戊戌变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不断试验，失望，再试验的深入过程，才艰难地走到挑战儒学的道路上，思想领域的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后面。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日]福泽谕吉：脱亚论
林思云 译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对东亚社会的冲击究竟意味着什么？东方社会在摆脱危机的同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这场危机在中国和日本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心中引发的冲击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首先是一场“中学”与“西学”的对抗，也就是说，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上，两个势均力敌的文明的正面相逢和较量，是一种地理和种族意义上的对抗。中国知识分子本能地坚信这两种文明各有利弊，并将西方文明简约概括为“器物”而中国文明概括为道德礼义，而在中国人心中，后者事实上站在一个更优越的地位上。对古老庞大的中国文化本体毫不犹豫的坚守是五四前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心态，也是维系中国人文化认同和民族自尊的手段。作为１８９０年代知识分子代表的康有为虽然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进行西方式的社会改革，但在思想武器上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学去寻找答案，需要首先证明孔子是改革者，并试图把历史发展放进一治一乱的旧有框子里去，认为乱世始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行动上，康有为则完全怀抱着传统的“为帝王师”的思想，积极介入现实政治。严复指出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但是并没有说明中国究竟应当以何种状态作为终极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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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福泽谕吉简介（1835～1901）Fukuzawa Yukichi
日本明治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一个有渊博知识、过人眼光、非凡胆识的，将思想与行动完美结合的大学者；庆应义塾创始人。
1835年 1 月10日生于大阪，卒于1901年2月3日。自幼学习汉字，受儒家思想熏陶。1854年赴长崎游学。
与晚清中国知识界中西二元对立和中国本位思想不同，福泽喻吉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对立的根基。他从全球范围文明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欧洲和美国是最高阶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并列算是半开发国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为不开化民族。欧洲文明是日本的未来前进方向。从而，欧美开发国家与亚洲半开发国家的冲突并不是地缘上的，平行和对等的冲突，而是历史的，垂直的，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是不对等的冲突。但是，福泽的进化观点不但没有使他陷入民族自卑和悲观，也没有把冲突看成绝对存在的，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所有文明形态都会逐步趋向较高阶段，只要进行有效的多元吸收和转化。既然所有民族的根本目标都是趋向同一个更高的文明，那么日本人所感到的民族矛盾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恐慌，失落和焦灼感也就不如中国人那样巨大，因为对“文明”这一目标的追求最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然而，对于有着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同时又迷信二元对立的中国人来说，要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从梁启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始终持一种对立的，半信半疑的态度，随时准备挑对方的毛病，这一点与日本的态度非常不相同。
作为“文明”的政治内容，民权，平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衡，也就是今天的学界反复论述的“国家”与“社会” 关系，成为福泽关注的中心内容。福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而正是这个根本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在论述西方文明史的时候，福泽着重强调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容许人类精神自由上的意义，福泽还强调欧洲的文明进步是王权，民权，贵族三方角力和制衡的结果，民权由于和王权结合与贵族斗争，因而获得较大发展。同时，以英国为代表，个体家庭通过工商业发展累积了财富，获得了与国家对抗的物质力量，最终促成了基於自由民权理念的英国宪政定型。福泽的又一项重要思想成果，是看到自由城市，工商业和中产阶级－－也就是今天中西方学界仍在兴致勃勃讨论着的“公众空间”－－兴起的深刻政治意义在于民众获得与政权抗衡的物质条件。这一认识可以说把同时代的中国知识份子远远甩在后面。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虽然也已经注意到民间经济力量的勃兴，但却不是从抗衡皇权而是从对内维护皇权和对外争取国家富强的角度认识的。民与君的对等和制衡毕竟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