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思想

福泽谕吉的思想[徐州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赵云99021126][关键词]：福泽谕吉启蒙主义两种战略古典经济学功利主义[摘要]：福泽谕吉的思想呈现出多变性和复杂性。

政治思想上，他经历了从激进的启蒙主义的自由思想到保守的官民调和论的变迁和纠缠；外交思想上，他根据现实的需要作出了时代的取舍，提出了两种战略的思想；经济思想上，他则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浸淫和功利主义的洗礼。

Abstract : The thought of Fukizawa Yukichi appears to be changeful and complicated .In political ideology , he went through the course of change and tangle from the freedom thought of radical doctrine of enlightenment to the compromissary theory between officers and people . In diplomatic thought , he had made the choice of the tim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reality . He had put forward two kinds of strategic ideology . In economic thought , he had accepted the principle of classical economy and mastered some basic ideas of the utilitarianism .Key words :Fukuzawa Yukichi , Enlightenment , Two kinds of strategic ideology , Classical economy , Utilitarianism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明治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的美誉。

福泽的思想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其中包括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时福泽的的思想体系比较庞大而且错综复杂，前后呈现出巨大的变化，也因此为福泽招徕了各式不同毁誉褒贬的评价。

本文将从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的角度来对福泽的思想加以简单地分析，其中不免要对其思想的各个方面发表自己的浅薄的看法，还敬请指教。

一、政治思想福泽谕吉的政治思想具有启蒙主义的强烈色彩。

他积极批判日本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弊端，宣扬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的思想，对近代日本的思想解放和政治体制结构的建立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但福泽的政治思想并非一如既往的一致，而是表现为前后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的区别。

其实，这一点恰恰反映了福泽的政治思想贴合时代，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多变的特征。

我们综合福泽不同阶段的思想特点，将其政治思想分为激进阶段和保守阶段。

其实，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对于他自己主观来说都是激进的，否则他也不能被称为一个思想家；而我们划分激进和保守的依据只是外界的客观需求而已。

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福泽政治思想的活跃时期，也是其思想的激进阶段。

在整个60年代尚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而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长期锁国，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实现全面封锁，整个日本国民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之下。

福泽说日本要“首先在摆脱旧习的迷惑”。

(1)所以福泽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批判封建的神权蒙昧主义。

1868年日本实现明治维新运动之后，迅速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国力也日趋强盛，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移植西方文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2)；但明治维新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

到了70年代初，自由民权运动也进入初期状态，设国会和开议院的建议和要求日嚣一日。

而此时的福泽从日本当时的实际出发，积极输入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宣传“天赋人权”和四民平等思想，积极呼吁开设国会。

他著书立说，在思想战线进行了不屈的反封建斗争。

首先，福泽提出了“社会契约说”，阐述了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

他认为政府是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而办理事务的机构。

他说：“政府是代表人民，按照人民的意志执行事务的。

……执行人民的意志。

”(3)政府和人民之间已经订立了“契约”，政府所做的事情就是受了人民的委托，一定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当然福泽也没有忘记让人民遵从政府的法令。

福泽认为“民为邦本，人民就是主人，政府只是代表或经理。

”(4)福泽的社会契约观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他对遭受200多年锁国的日本国民的世界观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同时，社会契约说反对愚昧，批判神权方面也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

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福泽在他的社会契约说提到的“人民”和“主人”不可能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而是那些掌权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兴的地主资产阶级。

但我们决不能以此来否定福泽社会契约论的进步性。

因为他的社会契约说又掩藏着人民抵抗权的思想，这是对社会契约说的不够完善之处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福泽就曾对由大久保利通等萨长藩阀官僚掌握明治政府十分不满，他批评道：“现在日本还只有政府，而没有人民。

”(5)他认为日本人民要有独立自尊的精神。

这是福泽社会契约说中的积极因素，暗示人民在政府超越本分，实行暴政时可以以武力反抗政府，不过他又认为暴力会酿成动乱，并非是最好的选择方法，应当“用真理来说服政府”(6)。

其次，福泽还提倡平等独立，宣传自由主义学说思想。

在《劝学篇》开首，福泽用“天不生人上人，亦不生人下人”这一简洁明快的口号来阐述他提倡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它对长期遭受等级束缚的日本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声春雷，在他们的心中造成极大的震撼力。

福泽在他的《劝学篇》指出人的贫富、强弱、智愚差别与人天生享有的自由平等之权没有任何联系，“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丝毫无轻重之别的”。

(7)他批评封建时代的武士阶级对人民所享有的特权是毫无道理的，损害了人民的天然权利。

因此，他提出“独立自尊”的原则，强调“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希望以此塑造日本的国民性格，这一点是值得赞许的；同时对当时日本遭受外国不平等条约待遇时争取民族独立具有特别的意义。

福泽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批判日本封建幕府时代的身份、门第、主人等愚昧的道义纲领。

在当时的日本这种等级分差的观念在日本人民思想中渗透地十分深刻。

福泽指出武士阶级拥有的特权的丑陋。

武士阶级完全是一个腐朽的寄生阶级，整日里作威作福，甚至还拥有“格杀勿论”的生杀予夺的大权。

福泽对此痛心疾首，发出“这岂不是不合理已极吗？”(8)的疑问。

福泽以自由平等为武器，猛烈地抨击了日本封建社会的这种等级制度，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对反封建起了进步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福泽的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是反幕藩体制的一种革命主张。

另外，福泽还在自由平等的大旗下积极倡导男女平等。

这一点充分反映了福泽人性中的巨大魅力，是其庞杂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

福泽认为人类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本来人类产生之初，就是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

”(9)所以，他说生为男人或者女人，都应当是自由自在的，男女之间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同的，“天下既不可一日无男，也不可一日无女”（10）。

福泽不仅在社会生活中主张男女平等，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应作到男女平等。

他反对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一点在男女地位严重失调的日本真可谓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进入19世纪80年代福泽的思想逐渐由激进转向保守，这主要表现在福泽全面提出了所谓的“官民调和”论。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自由民权民主运动到了80年代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趋势，人民要求摆脱天皇制国家带来的束缚，接连不断地发动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福泽不仅自己退出自由民权运动，还压制其他的民权主义的运动。

1875年，明六社在福泽的建议下宣布解散，自由民权活动的喉舌《明六杂志》也于是年11月停刊。

福泽开始由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向明治专制政府的辩护士转变。

国际上到19世纪8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到了顶点并开始向垄断过渡，各国为转移国内矛盾，加紧殖民扩张，列强之间矛盾重重，国际舞台上时时在演绎着弱肉强食的活剧。

日本由于明治维新实力增强，自然也卷人了这股殖民地争夺的狂潮之中。

但此时的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实力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此情况下，日本的资产阶级更需要国内有稳定的秩序。

福泽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此时已经在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国权”主义者，因此他对这种国内外的变化发展焦虑不安。

所以，他在1881年的《时事小言》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官民调和”论，到了1882年他创办了《时事新报》，公开鼓吹“官民调和”论。

福泽一方面呼吁政府要根据形势果断开设国会，另一方面又呼吁民间要以国权扩张为重，要求人民斗争要从属于天皇制国家的利益，自由民权的“正道”要服从国权的“权道”，注意争取民主的限度。

福泽的“官民调和”论的思想以“内竞外安”为其中心，围绕着“内竞外安”来阐明他的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福泽在《时事小言》中指出：“天然的自由民权论是正道，人为的国权论是权道。

”（11）他认为自由平等确实是人们应当竭力去争取的东西，但在目前的社会中却行不通，在实际的国际交往中，真正起决定作用仍是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强弱。

所以，福泽认为应当暂且抛开所谓的“正论”，“我敢从权道”。

在此认识上，福泽认为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应当为“权道”的国家大义让路，要有一定限度，适可而止。

他提出了“内竞外安”，但也充分反映了他也认识到内部稳定的重要性，所以他呼吁政府早开议会。

但总的来说，自由平等在福泽的眼中已被“国权扩张”的国际竞争压抑了。

在具体如何做到“内竞外安”这一点上，福泽面临的问题是开设国会。

他认为自由民权运动主要是反对明治政权的藩阀专制，开设国会，此问题一日不予解决，内部一日不可安定，内部一日不安定，国权也一日不得以伸张。

因此，福泽的策略是及早开设国会，以消除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根源。

福泽认为开设国会的首要目的是“改变政体，以多数人为政府的基础”（12），而不是改变具体政务。

但福泽的开设国会“以多数人为政府的基础”，并非要以广大劳动人民为政权基础，而是日本新兴的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官”是旧有的藩阀官僚，“民”是新兴的地主资产阶级。

尽管如此，先前提倡自由民主的福泽谕吉已经失去了其资产阶级自由斗士的蓬勃和锐气。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福泽“官民调和”论中隐含着的积极因素，那就是他积极批判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着的官尊民卑的固疾。

福泽曾经在1884年“华族令”颁布之后，对其大加鞭挞，认为这将进一步加剧官尊民卑。

他愤然道：“维新之初，口念四民平等……仅过十多年，就涂上大名公卿之古色，实在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