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主义

摘要：戴季陶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一种反动政治思潮。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宣传团体的“排他性”、“独占性”，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调和论，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斗争。

戴季陶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一种反动政治思潮。1925年，戴季陶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集中阐述了这一反动理论。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右派，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进行反共活动的主要思想武器。

一、戴季陶主义的形成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戴季陶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的伟大，也意识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抬头。戴季陶力图控制工人运动，使工人运动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发展。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提出《对改组国民党的意见》，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不能存在两党籍，以启他日之纠纷”，“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1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开始积极从事反共的煽动活动。1925年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戴季陶的《接受总理遗嘱宣言》，提出了建立以“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

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右翼反对工农运动的需要，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先后写成并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提出了一整套反动的理论和主张，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形成。

二、戴季陶主义的政治主张

( 一) 宣扬唯心主义的“道统说”

戴季陶在恢复“纯正三民主义”的幌子下，抽掉了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内容，歪曲了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提出了唯心主义道统说，把孙中山的思想置于中国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之中。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中国两千年来儒家“正统思想”的复活。2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的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戴季陶认为只有建立在“仁爱道德”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三民主义，才是“纯正的三民主义”，才是“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

戴季陶认为，孔子的基本思想就是“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个正统思想到孔孟以后便失传了，而孙中山却又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正统思想。孙中山的思想是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孙中山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为了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打着“纯正三民主义”的旗号，把孙中山立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曲解为儒家的伦理思想，从根本上阉割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

( 二)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首先，戴季陶认为，中国社会不存在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中国社会“没有明显的强大的阶级的区分”，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分。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既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取两个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阶级对立，才起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

其次，戴季陶宣扬“仁爱性能说”，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以阻止工人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是从仁爱的道德律中产生的，而不是从阶级的道德律中产生的，“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离开“仁爱”就没有革命可言。戴季陶认为，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他们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戴季陶要求工人不要罢工，农民也不要反对地主，

要用“诱发资本家仁爱性能”的办法，来解决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

再次，戴季陶打着“国家”、“民族”的幌子，用超阶级的革命观和国家观，强调阶级调和，要求阶级合作。他把各革命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篡改为各阶级联合革命。他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对立起来，抹煞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 三) 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的本体是民生主义，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民国”、“民族的全民众的国家”。由全体民众掌握政权，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但他又认为中国经济落后，文化低微，这个“民国”的政治制度，不应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行“革命专政”。现在的民众是“阿斗”、“昏百姓”，不会管理国家，必须经过军政和宪政两个时期，使人民了解民权，训练人民使用民权，然后才能普及民权。这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无限期地独揽政权的托辞，目的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专政。戴季陶所标榜的这个超阶级的“三民主义的民国”，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四) 宣扬团体有“排他性”，反对国共合作

戴季陶认为，假如一个团体没有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那么这个团体一定是一个没有主义的团体、没有生存欲望的团体，是一群乌合之众。中国国民党要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他又引申出“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3戴季陶认为，国民党改组以来，国民党内有了一个共产党，就有了两个中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和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不可能有“共信”，不可能“团结”。国共合作“成了国民党的癌肿”，是国民党“败坏至此”的根源，因此，必须把共产党排斥出去，从组织上使国民党成为纯正三民主义的革命政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固然不利，但对国民党来说，意义非凡。一方面，“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另一方面，当国民党取得政权时，“戴季陶主义”借助传统、消解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又满足了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的需要，成为他构建国民党新意识形态的基础。于是，在戴季陶的“孔孙道统论”和“民生哲学”的基础上，蒋介石等国民党实权派承袭了戴季陶这一思路，为三民主义确立了所谓的本体和哲学基础，试图将三民主义系统化，以完善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看，“戴季陶主义”的历史作用绝非我们以前认定的那么简单。

1 何香凝．《我的回忆》，见《新华月报》1 9 6 1年第1 1期。转引自东北师范大学政治函授教材《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专题讲义》，1 9 8 2年版，第 1 4 9页

2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转引自王作坤、柏福临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 9 8 8年版，第1 1 7页

3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1 9 8 2年版，第5 8页

“戴季陶主义”并非毫无价值。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基本确立，独占三民主义的解释权成为他努力的目标。1931 年1月12日，蒋介石在中央政治学校发表了《为政与求学》的演讲。蒋介石宣称“我们相信无论那一个学问家、政治家、革命家，都没有高大得过总理，远超得过总理，我们总理是集中外古今的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