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失序的文化吊诡

真善美失序的文化吊诡作为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圈人士是文化领域的代表。

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体现了文化领域的真与善，演艺圈人士体现了文化领域的美。

当下中国的道德评价标准从道德系统逐渐转向知识系统，道德系统所崇尚的品行操守逐渐淡化了其公共影响力而成为私人领域中个体的情感选择。

同时，在文艺圈的艺术生产中，由于缺乏道德的支撑，无德无知反而成为有些人一夜成名的捷径。

真善美失序的吊诡世态呼唤着德性的回归。

真善美三者需要在心灵本真感动的基础上，用道德提升自己，以法律规范人我，在和而不同的状态中，促使文化人格趋于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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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代表了文化领域的真与善，而文艺圈人士则代表了文化领域的美。

他们的道德信用关涉到整个文化界的道德水准，并对广大公众的道德生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然而，中国目前关于道德的认识正处于各种诠释系统的转变过程中，显现出古今中西不同传统的文化特征。

这些不同系统对于当下中国道德信用的评判体系存在着较为模糊的适用空间，知识分子与文艺圈人士处于这种文化氛围的变化中，难以选择一种可以确立的道德系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易于迷失自我。

因此，厘清当下人们对道德的理解，并确立道德证成的各种条件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与文艺圈人士在公众的道德生活上才能引领风气之先，树立起良好的道德信用，而广大公众也能在此群体性的伦理关系中得以保存住文化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所。

一、是真还是善：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变化知识分子一词使用得相当广泛，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有不同的陈述，并被赋予了颇具差异性的价值意义。

①卡尔·曼海姆提供了一种最为宽泛的解释，他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社会群体，其任务在于为其社会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解释。

我们称他们为‘知识阶层’”②。

在一般的意义上看，知识分子具有高于社会普遍状况的学识，他们对于世界的解读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揭示被认为更为接近事物变化的本质。

因此，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民众与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其他社会阶层，他们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

在一个价值一元的时代，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是共同的或类似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他们对于世界的解释以及相应的定位与变革就容易趋于一致；而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知识分子具有多元的文化知识背景，故在定位与变革的主张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这些冲突或者可以通过对话得以沟通，或者对抗到底而无法消融。

當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中，它既有传统社会一元价值的文化背景，又兼具现代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知识分子对社会影响支撑点的转移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来自于其掌握的对于世界的解释与判断的能力。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这种解释与判断的支撑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移。

在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来自于对于儒家一元论的价值世界——天道的领悟。

鉴于儒家思想本身的特征，对于天道的领悟需要如实地体现在个人的道德操守上，而对于科学知识的研究则属于次要的地位。

在儒家社会中，无论是社会普通大众还是集权的君王，都需要认同天道。

天道本身不会说话，故他们需要在天道代言人的教导下纠正自己错误的言行。

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个体的道德操守而与天道为一，并凭借这股力量而敢于冒犯或纠正任何违反天道的事物。

儒家知识分子俨然成为天道的代言人、道德的担当者，正是由于自身的操守，他们才能在社会上获得最大的影响力。

可以说，传统社会具有一元价值观的世界背景，而儒家知识分子通过道德操守而获得影响世俗的话语权，并且侧重在伦理层面对世俗社会施加影响。

随着儒家思想的没落，现代性思想开始兴起。

现代性思想充满了科学主义的气味，追求价值的中立，注重事物的实然状态。

数学统计的社会学研究方法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让事实本身说话成了区别于道德价值的另外一种价值。

于是，传统的价值仅仅成为科学世界中人文社会学科内的一种已经过时的观点，它与中国古代其他思想，如道家、佛教的思想一样，已然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丧失了指导社会的权威力量。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专门知识，所有学科为着效率而组织起来。

学者成为专家，他们仅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所精通，对其他事情则不甚了了。

知识分子丧失了整体的充满价值判断的世界观，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与逻辑的世界观。

他们冷静地研究各自领域的知识，并且需要尽可能地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客观对待，以防止自己牵入其中。

当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埋首于客观规律的探索，由此而淡化了人文价值诉求。

由于仅仅在自己的领域内进行深入研究，故他们对于其他领域漠不关心或力不能及，因此对社会的发展提不出全面的建议。

任何具有价值意味的建议都可能建基于不同领域的研究基础上，由于那些领域彼此不同，故针对现实提出的建议也可能完全相反。

在这种相反的状态下，没有理由判定那些建议孰优孰劣。

由于知识的分化，科学判断只能在某一领域中或以某一指标为依据作出限定范围内的最优化选择，而人文判断则被理解为判断主体趋利避害的生物本性的间接体现。

在现代社会中，一元论价值观已经瓦解，世界变成中性的客观自然物。

任何价值观都丧失了唯我独尊的辉煌，必须嵌合在此中性的世界框架中才能获得一席之地。

科学主义成为普世的理念。

于是，主观的价值衰落，而客观的知识得以兴起。

人与人之间缺少建基于共通的形上学基础上的情感浸润，而分解为独立的原子化的个体。

每个个体都可以具有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这是他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不侵犯其他原子式的个体的自由即可。

因此，多元价值的存在就成为必然。

固然，多元价值观可以有融合为一的可能，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必然能够达成的。

更多的情况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基本没有交集与商谈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的交际就无法以价值论为前提，而需要寻求一个更为客观普遍的基础，于是，客观化的知识图景成为现代社会群体交往的基石。

知识分子不再是道德操守的承担者，而是客观知识与普遍规律的发现者。

2.道德与知识的争锋如果说道德的存在是基于人类普遍共有的应然的诉求，道德的实现需要人去奋斗与践履，那么知识的存在就是人类通过不断发展的手段揭示出自然界本身实然隐藏的客观规则，并利用此规则去改造事物。

因此，对于社会的实然状态的评判就会产生出两个不同的系统。

在道德系统下，实然的状态并非尽善尽美，即使社会运作在技术规律方面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由于在人性要求上未能促使人類达到完善，那么实然的状态就需要改进。

实然状态既在此道德标准下受到谴责，又在此道德标准的召唤下得到发展。

在科学系统下，实然的状态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但其基于的标准并不是一种“于心未安”的道德召唤，而是对于更为精确的客观规律的探求。

现实的实然状态之所以有待完善，是因为实然状态的设计者并没有真实地把握到客观规律，从而在其执行过程中渗入了更多的主观臆测，导致了事物发展与客观规律之间发生了人为的偏差。

正是在发现偏差的意义上，现实的行为状态可以受到谴责；在纠正偏差的意义上，现实的行为状态可以获得发展。

道德系统与科学系统作为两个评价标准，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分别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基本特征。

由于评价标准的不同，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影响力及其支撑点也不同。

在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知识的掌握者与道德伦理的实践者被视为知识分子，他们以自身的道德伦理知识与操守而获得社会地位，产生社会影响，他们的判断标准更多的是道德判断。

而具体技术知识的掌握者仅仅处于工匠的地步，并不具备多少社会影响。

即使在一个需要科学技术知识的水利工程面前，工匠仅仅提供相关数据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分析，儒家知识分子则思考这项工程的实施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

在现代社会，道德问题逐渐划归为个人领域，公共领域则成为科学理性驰骋的场所。

不仅自然科学需要定性定量分析，社会科学也需要定性定量分析。

专业知识的掌握者与运用者成为知识分子，他们以优于其他人的专业技能而产生社会影响，其说服民众的方式并不主要依靠道德力量，而是依靠他的专业知识。

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在个人私生活上可以毫无道德可言，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专业能力，故而也不影响他们的社会影响。

由道德系统转向知识系统，这样的变局导致了知识分子影响力的支撑点由道德操守转向知识掌握。

道德型的知识分子转向为知识型的知识分子。

中国目前的状态兼具道德系统与科学系统。

道德系统的影响来自于传统，固然国人与传统已经发生较深的断裂，也不一定赞同天道生生不息的价值观，但这种传统思维惯性仍然影响了当下的国人。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及待人以诚信等伦理意义仍旧被大家视作道德的体现。

科学系统的影响来自于近代以来西学的影响。

洋务运动对“西用”的吸收，“五四”运动对“赛先生”的推崇，改革开放后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都表明了科学系统在中国不断深化的进程。

当下中国社会的评判标准混杂着道德系统与科学系统的两重判断，人们对于知识分子也具有道德和科学双重要求，知识分子社会影响的支撑点需兼具道德操守与专业知识两个方面。

但是，这样的要求对于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显得压力过大。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由于他们接受更为全面的信息，故相较一般大众而言，更能意识到科学系统的优长。

而对于一般大众而言，一方面，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故对于知识分子的专业解读不甚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习俗的潜移默化，故更偏重以道德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

即使在知识分子的群体中也有相应的分化。

对于接受中学为主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偏向于道德系统而忽略科学系统；对于接受西学为主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偏向于科学系统而忽略道德系统。

上述这些隔阂很容易产生相关问题。

比如，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专业解读不信任，怀疑他的诚意，并认为他们是替利益集团讲话；同时，大众反而容易被道德话语所煽动，产生群体性的“以理杀人”的倾向。

在知识分子内部，也有道德与知识的相互敌视。

比如，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医的围剿、中国大陆新儒家对于西方政治文明的批判等。

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在道德型的知识分子以道德系统来批判现实并指出未来发展方向之际，他受到知识系统的质疑，而大大削弱了社会影响力；在知识型的知识分子以知识系统来批判现实并指出未来发展方向之际，他受到道德系统的质疑，而大大削弱了社会影响力。

如何协调并处理这些难题，则成为当下中国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美去了哪里：文艺圈人士及其作品的道德影响从理想状态看，知识分子依靠道德与知识来获得社会影响力，从而有意识地批评与改造社会。

道德是善的力量，知识是真的力量，只要人具有追求善、追求真的愿望，知识分子影响社会的力量之源就不会枯竭。

而演艺圈人士则与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并不以追求善或者追求真来作为自己影响力的来源，他们是美的创造者与体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