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兴起

后现代企业治理理论的兴起

一、西方后现代企业治理研究概述

后现代治理思潮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尽管它迅速风靡西方，并向全世界蔓延，但后现代治理理论也同后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哲学、文化理论一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歧异性。真正建立在后现代理论话语基础之上的后现代治理文献迄今为止尚属凤毛麟角，后现代治理既没有统一的理论，更远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但后现代治理理论研究依旧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依照罗珉对西方后现代治理研究的考察结果，后现代治理研究涉及治理哲学、人性假设、组织文化、组织结构、组织的变革与进展、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与跨文化治理等。其中关于人性的假设和关于治理主体的看法，是后现代治理的要紧研究对象和基础。后现代治理理论学者对人性问题是围绕着“文化人”这一命题（proposition）来展开的。在他们看来，将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引入治理学之中，无疑推动了治

理理论的进展。也确实是讲，后现代治理不满于“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的社会人”等假设，而将人看作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后现代治理与后现代哲学和文化学一样，将现代社会对人本质的异化为颠覆对象，试图在治理中还原人的本质。后现代治理对人的看法无疑是源自后现代哲学的。后现代治理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人不是“真正的人”，而是社会结构的附属品，其存在的方式是权利。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还被工业化文明的成果所压迫，人成为治理制度的制造物，是被现代文明的产品所异化而存在的。而在后现代社会，治理原则、治理艺术、治理制度的游戏规则差不多完全不同于从前，知识变成一种“权力话语”罗珉指出，后现代治理关于治理主体的观点和主张是多元的，它坚持认为理性的个人作为自治的治理主体并不存在。在资本主社会里，由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导作用，治理主体是被治理理论制造出来的。

资本主义以治理为工具制造了一个现代企业组织形式，资本原始积存所使用的制服、奴役、掠夺、暴力等手段，通过治理而获得理性化。……而后现代治理学则指出，治理权利

正是现代人的陷阱。……由于治理主体是被制造的，是被所谓的理性所塑造出来的，因此，西方治理传统中治理的主体不是“我们”或者“职工”，而是资本权力或者治理精英。……

……在专门多西方企业，治理是通过企业治理当局的解释来运用的，解释者不是企业的职工，而是企业治理当局。在专门多情况下，企业治理当局确实是治理者个人，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人，个人的倾向（Oriented）和偏好(Preference)可能会导致他在解读治理时搀杂个人情绪。

……泰罗制治理的普遍性理念掩盖了治理主体代表权力的本质，关于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来讲，普遍性的治理专门可能是压迫性的，因此后现代治理学呼吁治理的多元化和对个不群体的容忍。

通过以上罗珉对西方后现代治理关于治理主体观点的阐述，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后现代治理对主体与理性的理解是与后现代哲学一脉相承的。在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等人那儿，资本主义的主体是人本主义的产

物。而由于人本主义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割裂了人与历史、以后以及与他人和神圣实体的关系，因此，人本主义导致现代社会虚假的理性体系，这种只承认“堂皇叙事”，不承认“边缘叙事”的理性实质上是一种癫狂。这种理性的癫狂既是现代社会政治悲剧的根源，也是现代经济与治理悲剧的根源。

后现代治理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治理实践中颠覆绝对理性，构筑相对理性以及颠覆一元主体，构筑多元主体，已成为21世纪治理学进展的根基与必由之路。

二、世界后现代治理研究现状：言论汇合与评介

彼得•德鲁克的后现代治理思想

首开后现代治理研究之先河的是彼得•德鲁克，尽管他并没有使用后现代治理概念。在他1957年出版的《以后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德鲁克不仅在治理学界，而且几乎在整个人类思想界都领先使用了“后现代”概念，使其不愧为20世纪不朽的思想大师。

由于德鲁克坚决对以后作出任何设计，因此他并没有将后现代这一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他把后现代世界称作“尚未命

名的时代”。

在《以后的里程碑》一书中，德鲁克要紧分析了后现代世界的转向――即以后的四个里程碑。他所指出的这四个里程碑直到今天仍然矗立着，同时奠定了后现代企业的社会基础。因此，不管德鲁克是否使用了“后现代企业”概念，作为晚期现代治理学派的要紧代表，他的著作都为后现代企业理论铺就了道路。

德鲁克所指出的后现代世界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基于生物学的世界观代替了基于机械学的笛卡尔世界观。他认为，“信息时代”是建立在人类生物学而不是机械学的基础之上。早在计算机革命到来之前，德鲁克就敏锐地看到了需要一种适应新技术的新模式。他写到：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昨日的旧“现代”不再行之有效，……而新的“后现代”尚缺乏定义、表现方式和手段，然而它已有效地操纵了我们的行动和行动的后果。

德鲁克的第二个里程碑，是他所发觉的、从进步到创新的转变中所包含的对“秩序的新理解”。进步是自启蒙理性以来的历史神话，这种观点已不能适应新的历史需要。进步的理论过于玄虚――即历史像在骑着马飞奔，而人类却徒步而行。

德鲁克对进步的理解与大卫•格里芬关于现代性的第三个精神向度――“进步神话的描述恰恰是吻合的。德鲁克屏弃“进步”，而推崇“创新”，他认为，创新却是因人发生的、有目的、有组织、但具有内在风险性的变化。德鲁克所倡导的创新已成为今天那个后现代社会要紧活动模式。社会如此，企业亦如此。

德鲁克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更加庞大的组织。这意味着团队协作精神将更显重要。德鲁克还十分关注大公司中越来越多的专业工作者。关于知识工作者治理的问题，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则有更多深入的分析。这些都为后现代企业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德鲁克所指出的后现代世界的第四个里程碑是教育。后现代是一个“教育大爆炸的时代”。德鲁克认为，使受教育者具有更大生产力，这是时代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为此，我们应该屏弃古希腊那种迂腐和自命不凡，而重视受教育者的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德鲁克有关教育的观点，关于后现代企业创建学习型组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德鲁克呼吁，在后现代社会，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在《以后的里程碑》末尾，德鲁克写道：“必须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