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一)

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一)中国文献辨伪学在20世纪走过了一条由构建学科体系到多元发展的道路。

文献辨伪在中国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学术成果，但真正构建成一门学科却是本世纪的事。

其主要标志是：在辨伪理论上，由过去传统的、较为零散的归纳总结逐渐形成科学的、系统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辨伪方法上，由过去主要是干嘉考据辨伪方法，逐渐加入了现代科学方法，包括考古学、社会学、逻辑学、计算机等等；在学科体系上，由过去附庸于其他学科之中而逐渐构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回顾本世纪中国文献辨伪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本世纪初至30年代末，是中国文献辨伪学的构建时期；第二个时期，从4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是中国文献辨伪学缓慢发展时期；第三个时期，从7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末，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多元发展，成就突出的时期。

回顾和反思中国文献辨伪学在本世纪的历史轨迹，对文献辨伪学今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文献辨伪学的构建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末，是中国文献辨伪学的构建时期。

首先应该明确，辨伪与辨伪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辨伪是指对有真伪问题的事和物（在此主要是指有真伪问题的典籍文献）进行考察鉴别。

而辨伪学则是对辨伪的研究，包括对辨伪理论、辨伪方法、辨伪历史、辨伪成果等的研究，使其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辨伪学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初步形成时期。

（一）辨伪理论的构建辨伪理论的奠基人是梁启超。

他于20年代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年）等著作。

这些著作不仅构建了新史学理论，也以求实求真的理性眼光，运用近代科学演绎、归纳等方法，构建了辨伪学理论。

在这三部书中，他对伪书的种类、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意义、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等等做了系统的阐述，进行了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总结。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提出了辨伪书的12条标准，证真书的6条标准及辨伪事的7条标准。

这些标准既有对前人如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关于辨伪方法的总结，也有他自己的创新。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中》一书中，他专设“辨伪书”一节，对“中国伪书何以如此其多”，“伪书种类和作伪动机到底有多少种”等问题逐一作了详细阐述。

他把古今伪书依其性质分为10类，每类都附例证说明。

对辨伪方法，他在总结清儒辨伪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从著录传授上”，“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从文体及文句上”，“从思想渊源上”，“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等6种方法来检查古书真伪。

他对比了“清儒”和“宋儒”的辨伪，认为“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决问题，宋儒不如清儒之慎而密。

宋儒多轻蔑古书，其辨伪动机，往往由主观的一时冲动。

清儒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

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辨伪，他有自己独到之见：“《四库提要》为官书，间不免敷衍门面，且成书在乾隆中叶，许多问题或未发生或未解决。

总之，《提要》所认为真的，未必便真，所指为伪的，不一定是伪，我敢断言。

”其论精辟而有创见。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则是梁启超的辨伪专着。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为总论，下分5章，是从理论上对辨伪的意义，伪书的来历，辨伪的历史，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做了系统总结；第2部分为分论，分别考辨了两汉以前的14部经书如《易》、《尚书》等的真伪问题。

之所以说这三部书构建了辨伪学的理论体系，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系统性。

三书不仅系统概述了自古至今的辨伪历史，系统评述了自司马迁至刘知几、柳宗元、欧阳修、吴棫、朱熹、宋濂、胡应麟、姚际恒、阎若璩、胡渭、崔述、康有为等人的辨伪功绩，而且系统阐明和归纳了辨伪的意义、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方法、伪书的种类和价值等等。

其论述贯穿古今，阶段分明，脉络清晰。

二是科学性。

三书所论述都贯穿着时代特点，即在干嘉考据的基础上注入了近代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辨伪理论和方法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和较严密的科学性。

三是开创性。

三书不仅在辨伪思想理论上有开创性，在辨伪方法上也有创新。

梁启超的这些辨伪理论，至今还闪烁着光芒。

如1996年在西安冒出的所谓“家传”简牍《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些学者就是“按照梁启超‘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思想”来考辨其真伪的（吴九龙：《〈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考伪》，《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7日）。

（二）近代辨伪方法的产生20世纪初辨伪方法的最大突破，就是王国维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是把近代的实证主义方法同传统的干嘉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强调运用传世的“纸上材料”与出土的文献文物相互印证来考辨古书古史的真伪。

这种方法突破了以往学者辨伪时或“以经证经”，或在注疏传笺上兜圈子的传统方法，第一次提出以地下出土的文献文物与传世典籍文献相印证来辨伪，从而推进了重视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重证据法”出自王国维并非偶然。

首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出土文献如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的发现，震动了中外学术界，极大开阔了学者的眼界，为王国维创造新的治学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思维模式，诚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二是他深受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扎实的国学功底，自然不甘拘泥以往传统的考据方法。

因此，可以说“二重证据法”也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他本人所说：“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古史新证》）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金文考辨《尚书》、《诗经》、《左传》、《史记》和殷商历史，运用简牍考辨汉代历史和西北地理，利用敦煌遗书考辨唐史，利用金文、铭刻研究民族历史，均取得了很大成绩，也为以后的辨伪提供了全新的方法。

“二重证据法”的创立，是辨伪方法由传统走向科学的标志。

“二重证据法”至今仍被学者奉为圭臬，70年代大量文献出土，掀起了80年代辨伪热潮，更加显示了“二重证据法”的强大生命力。

（三）辨伪思潮的兴起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辨伪浪潮，不仅出现“古史辨”派，而且产生了大量辨伪成果，从而推动了辨伪学的发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精于国学，又受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影响的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他们以“疑古”、“求真”相标榜，主张“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根据的东西”（《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第2集），冲破了“经书即信史”的传统观念，对儒家经典，对古书古史都持有怀疑态度和重新认识考辨的决心。

在他们的倡导下，历史上的疑辨运动又在近代复兴起来。

其中最突出的，则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崛起。

胡适精通国学，深受清代辨伪大学崔述、姚际恒疑古辨伪精神影响。

留美期间，又受赫胥黎“拿证据来”和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存疑主义作为自己的一种哲学信仰，强调疑古和考信，并提出了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而早在1918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导言》中，就提出了应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即从别书中取证辨伪）等5种取证方法辨伪。

对每种辨伪方法，他都予以充分说理。

如从思想上取证辨伪，胡适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每个著书立说的人总有一个思想体系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的冲突。

“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是真的”。

钱玄同更把矛头直指儒家经典和偶像人物，宣称“根本不相信孔子定‘六经’，”认为“经”不过是古代留下的“断烂朝报”而已（《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第242页）。

他主张不仅要辨伪书，还要辨伪事，提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要以辨伪为第一步”（《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1册）。

顾颉刚则在姚际恒、崔述、康有为的影响下，在胡适、钱玄同等人疑辨精神激励下，于1923年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著名论断：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时代越后，传说中的古史中心人物材料越多，形象越大。

这样作成的古史，自然包含了大量虚假的成分，必须考辨其真伪。

此说一出，惊世骇俗，反响极大。

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著名学者都支持顾颉刚的这一论点，而反对者也不少，从而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并形成了一个“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把过去儒家的辨伪变成历史学家的辨伪，把只考辨伪书发展到还要考辨伪史，使中国辨伪学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但不能不说，“‘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仍是史料问题；一接触到更加本质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问题，他们就往往显出无能为力，甚至有意规避不谈。

”（徐公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顾颉刚等人也认为：“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

”（《古史辨》第3册“自序”）所以，《古史辨》与其说是辨伪史，不如说是辨伪书。

顾颉刚也说过，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同前）。

“古史辨”派的崛起，致使怀疑、考辨古书古史真伪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并产生了大量辨伪成果，在相当程度上廓清了有关中国古书古史的荒谬传说，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预先在史料方面做了清扫尘障的工作。

胡绳说：“中国远古历史的史料笼罩在重重烟雾里，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确是提供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一把有用的钥匙，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不正视它、重视它。

”（《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四）辨伪成果的激增这一时期，疑古辨伪已成为时尚。

至30年代末，用新观点、新方法投入到古书古史论辨中的学者之众，疑古辨伪的名文卓论之多，都是空前的。

仅7册《古史辨》，就收入了从1926年至1941年国内考辨古书古史的论文多达350篇，共325万字，令人叹为观止。

可见当时学者参与古书古史考辨是多么积极踊跃。

在此期间，辨伪专着也不断问世，较著名的有黄云眉于30年代初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1932年版，1959年、1964年均再版，齐鲁书社1980年重排），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以及顾实、姚名达等人对该书的考辨给予补正。

30年代末，张心澄《伪书通考》一书问世。

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辨伪论着。

它以书名为纲，将诸儒辨伪该书之说列其下，引文均注明出处，编者案语则列于各说之末，考证内容相当丰富，也颇便查阅。

初版时，全书收录考辨之书1059种，50年代修订再版，又增加45种，共1104种，是目前所见包罗最丰富，也是最完备的一部综合性辨伪工具书。

在辨伪论文方面，《古史辨》中收录的350篇文章不少是有创见的高论，如第1册中收录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论伪史例书》、《论〈通考〉对于辨伪之功绩书》、《论伪史及〈辨伪丛刊〉》等；还有胡适《嘱点读〈伪书考〉书》，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