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以乐和心”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吕氏春秋》“以乐和心”思想及其现代启示作者：修建军

来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2期

［摘要］《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作，是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和提高。该书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对儒家的“以乐和心”思想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概括，阐明了“乐”可修德，使人达到心灵的和谐，并且可以潜移默化地达到移风易俗、实现社会和谐的思想主旨。

［关键词］《吕氏春秋》；儒家；和心；乐教

［中图分类号］B2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2-0027-05

《吕氏春秋》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杂家”著作，该书对于先秦时期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和吸收。以往学术界对于《吕氏春秋》缺乏公正的认识和评价。这种情况在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贡献。尤其是《吕氏春秋》中对于儒家“以乐和心”思想的总结和发挥，不仅能够使我们全面了解先秦儒家以音乐教化来达成人的心灵和谐，从而逐步实现社会和谐的思想，而且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建构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一、《吕氏春秋》其书

《吕氏春秋》，“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汉书·艺文志》)。成书于战国末年，在秦统一天下已成定局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思想的统一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广泛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学说，试图将各家之长交融在一起。《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并对“杂家”的特点做了如下概括：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者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学术界对于“杂家”称谓的准确性一向是有争议的。这种争议源于对“杂家”之“杂”的误解。或认为“杂”就是杂乱无章、杂糅诸学，或认为“杂”就是一个庞杂的体系。那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杂”的准确含义。《说文》：“杂，五彩相合也。”段注：“与蔽字义略同，所谓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也。引申为凡参错之称。亦借为聚集字。”追根求源，“聚集”应是“杂家”之“杂”的本来意义所在。清人汪中曾说：“《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学兼有之。……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艺文志》将其列之杂家，良有以也。”（《吕氏春秋述考》）我们认为汪中的结论是比较准确的。

吕氏门下，食客竟至三千，可谓众士济济了！但这些所谓的食客，不可能是纯儒、纯道、纯墨、纯法、纯阴阳家的人物。吕不韦本人是一个靠政治投机成功而在秦国拥有仲父之亲与相

位之尊，是当时秦国一时无两的权贵大臣，他本身是没有什么学派基础和学术偏见的，因而才有可能形成像《吕氏春秋》这样一部兼容并包了先秦诸子思想的著作。而“杂家”之称，便是对这种兼容并包特点最恰当的概括，意味着先秦诸子思想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来了一个大聚合。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在序文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这也是说明《吕氏春秋》一书对诸子学说进行综合的特点，所以说，《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列入“杂家”，是客观地概括了该书的特征的，并不含有褒贬的意思。同时准确概括了《吕氏春秋》综合诸子之学，却没有完全消化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甚至存在各种对立观点并存的这样一个特点。

吕不韦是靠政治投机而登上秦国的政治舞台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视吕不韦为一位不可多得的有政治远见的政治思想家。《吕氏春秋·不二》篇指出：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这说明，作者已经认识到了异说纷纭各行其是，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的。主张要使国治，就必须“执一”、“不二”，而其要则在于“齐万不同”。如何“齐”呢？是扼杀一切异己吗？

众所周知，秦国自商鞅辅佐孝公变法以来，法家理论便成为秦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历经六世，都是执行的这一路线，尚法轻贤与注重强力是其突出特征。我们说吕不韦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思想家，也因为他能够在一个有着深厚的法家思想底蕴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一任于法”是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的。而且在制订施政纲领时，也没有一如法家那样，而是实行了兼采各家之长的策略。当然对于各家之长，也没有“统统拿来”，是“有一定的权衡，有严正的去取” ［1］401 ，“它对于各家虽然兼收并蓄，但却有一定的标准。主要的是对于儒家道家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而对于墨家法家则出以批判。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本书的一个原则，也可以说是吕不韦这位古人作为政治家或文化批评家的生命。”［1］400《吕氏春秋》对诸子之学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取舍，应是基于作者对诸子学说特点的清醒认识与掌握，该书之《不二》篇对诸子之学作了这样的概括：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廉，疑即“兼”之皆字，依许维遹说），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

《不二》篇对诸子之学是平等看待的，但“听群众人议”必然导致国家的危亡，因而试图完成统一思想的历史使命。由于比较清醒地把握了诸子之学的特点，所以《吕氏春秋》中承认真理不可能为哪家所独有。《用众》篇指出：

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说明了诸子百家在对立的斗争中，又互相渗透和补充，这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事实上，到战国中后期，各家学说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别家的思想，开始呈现出“驳杂不纯”的特点。《吕氏春秋》就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杂”家著作，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最大的综合者，由于种种原因，书中难免有抵牾之处，但作为完全形式的“杂家”的出现，《吕氏春秋》毕竟尚处于创始阶段，而任何理论学说的形成以至于完备，都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认为《吕氏春秋》是“杂”而有章的，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杂家”著作［2］，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该书特别重视礼乐教化，与儒家如出一辙。如正名、修身、孝悌、仁政尚贤等等，还有以儒家思想去改造、补充其他诸子思想的情况。可以说，《吕氏春秋》比较全面地吸收了先秦时期尤其是儒家的音乐理论和思想，而且音乐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在《吕氏春秋》中得到了全面的发挥和发展。其“以乐和心”的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吕氏春秋》“以乐和心”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吕氏春秋》中，有专门谈论音乐的篇章，如《制乐》、《大乐》、《侈音》、《适音》、《古乐》、《音律》、《音初》、《明理》等等。作者认为音乐与政治、与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吕氏春秋》对于和范畴的阐发，也大多体现在其音乐思想之中。在谈到音乐的起源时，《大乐》篇指出：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混混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吕氏春秋》把音乐的产生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在同篇当中，对“道”与“太一”作了这样的概括：

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

在《圜道》篇中也指出：

一也者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