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意识

世界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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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必须具备强烈的世界历史意识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学说的时候,就明确说到,这一学说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61。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自己的学说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也无数次地指出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条件和一般进程的学说,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一致的。为了防止有人将他们的理论变成一种地域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复强调他们自己理论的“世界历史性质”,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根本性的条件之上的,强调这一理论的实现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前提。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共产主义革命都只有在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86。虽然共产主义革命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通过这种“一下子”的行动来发生,而是在一个个国家和民族中依次发生和展开的,但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它都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革命斗争,与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息息相关,而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也从不把自己所进行的事业只是看作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事情,而是理所当然地视为世界历史事件。

二是可以从中国实际方面加以说明。中国的实际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实际,包括中国社会

的性质、阶级分层、经济政治发展的程度和状况等等;其次是中国革命的实际,包括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等;最后是中国文化的实际,包括中国人的价值观、政治、哲学、道德、艺术等各种思想观念。如果要真正理解和把握它们,我们就必须将它们置于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去认识和把握,如果将它们从这个整体中分割或抽取出来进行认识和理解,那就不仅不能真正理解它们,而且只能导致错误和极大的片面性。因此,要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实际,就必须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过去、现状及未来走向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譬如,我们要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将中国社会与整个世界、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否则,对中国社会性质就无法给出正确判断。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有的人撇开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来界定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从汉代以来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这显然是一种脱离了世界历史而孤立考察中国社会得出的荒谬结论。这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误判进一步导致的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等认识的极度混乱。如有人就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民族民主革命;有的则认为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的认为应当让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再来谈社会革命的问题,真是不一而足。究其根源,这些错误看法无一不与缺乏世界历史意识或世界视野有着极大关系。再拿中国文化实际来说,如果缺乏对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的优势和相对而言所具有的缺点的了解和深刻认识,我们要么就只知孤芳自赏,认为中国的文化尽是优点;要么就是全盘否定,认为中国的文化都是所谓的“封资修”的那一套,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二、毛泽东的世界历史意识及其在处理具体历史事件过程中的表现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特别是他对中国实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

认识之深刻和独到,这是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和称道的,但他强烈的世界历史意识和卓绝的世界历史眼光却并非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和认识,需要深入阐发。毛泽东早年在长沙自修学习期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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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视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和认识。那时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读书,特别喜欢阅读世界历史和地理。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不仅仔细阅读校方订的两份报纸,而且还自己订阅了一份。“把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之后,他裁下报纸两边或四周的白纸条,用绳线钉好。在那些不宽的长长的纸条上,他把在报纸上所见到的地理名字一个个都写上,然后对着地图看,而且写的是英文。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毛泽东回答说:‘我学着写英文。再则,我把世界各国所有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记熟。还有,最重要的,报纸是活的历史,读它,可以增长许多知识。’”76毛泽东不仅胸怀天下,而且擅长分析,他谈起中国以及世界上发生的事,常常是有条有理、如数家珍。“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被杀死,德国威廉二世怎样出兵,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75许多人同样看报,但无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分析得清清楚楚、透彻明白。毛泽东通过阅读报纸上登载的时事新闻来了解天下大事这一早年养成的习惯一直坚持了下来,即使是在特别艰难的十年土地革命时期,也仍然如此。那时,红军每攻下一城一地,毛泽东要做的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搜集当地的各种旧报刊杂志。他不仅要从报刊上了解敌情,而且还要从报刊上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各种新闻,一旦找不到这些,又不能得到中央寄去的刊物,毛泽东就会十分不快,反之则兴高采烈。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二月来信”所写的复信中,一面很是懊丧地说道:“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

收到”;另一面则欣喜地说道:“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毛泽东深知要领导红军取得胜利,就必须了解国内外变化和发展着的形势,只有根据这种形势制定的方针政策才是高瞻远瞩、行之有效的,否则,拘于一时一地,难免成为井底之蛙。毛泽东的世界历史意识不仅表现在他对世界的强烈认知兴趣,而且更体现在他要将中国融入世界的强烈愿望之中。也就是说,对世界历史进行认知不是目的,将中国融入世界才是目的。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当然就是要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所做的事,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是做什么的,只有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这些,他们才有可能认同、同情和理解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人民的事业才能得到全世界一切反对侵略、压迫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劳动者组织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可从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认识到这一点。

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当时党内其他领导人决定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向全世界宣传红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477-494。为此,毛泽东和这些领导人带头接待国内外记者,允许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派代表到延安进行考察访问。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一大批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贯主张,为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的思想观念和各种做法,陕甘宁边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呈现出的崭新风貌,以及边区老百姓不畏艰难、与各种困难作斗争的英勇精神等等,都通过国内外友人的笔端流向全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由红军改编而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也使世人认识到,正是这些曾被国民党丑化为“土匪”的共产党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真正脊梁,代表着中国前进和发展的方向。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保有这样一种强烈和敏锐的世界历史意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