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的成才之道

邵飘萍的成才之道

【摘要】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他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为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后人誉之为“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棘手，快笔如刀”等等。更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高度评价。

【关键词】邵飘萍；新闻思想；办报活动；历史贡献

【正文】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

一、邵飘萍的新闻思想和办报活动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那么, 什么是报业的独立：即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信仰是独立的：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它判断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 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认为, 新闻事业传递消息应该是“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 是“国民舆论代表”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报业, 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新闻舆论也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

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

报业经济, 应该摆脱资本的控制, 经济独立的途径是扩大报纸的发行量, 使“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报社公职人员同样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思想和纯正的道德品质。记者是“布衣之宰相, 无冕之王”持正确的立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二是唤醒民众。他认为, 挽救纷乱时局的力量是国民,“时局纷乱极点, 乃是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 , 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旧中国, 历来是实行封建言论专制的, 无所谓思想民主、言论自由。但是, 辛亥革命以后, 相当部分的资产阶级报刊,或沦为反动党派、军阀派系的报纸或者磨灭了以往激烈的政

论锋芒, 扼杀了以往追求领导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邵飘萍于1922年10月5日在《京报》创刊时, 提出了“监督政府” , 教育民众的办报方针。他的办报思想在顺应新文化潮流、冲击封建言论专制方面,作用是积极的。

(二) 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这样的思想无论对于我们的新闻研究，还是新闻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

邵飘萍告诫学生，记者的第一要素为品性。他认为报纸的重要职能是“报告新闻”，而新闻必须“以真实为骨干，以兴味为血肉”［2］，“凡是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3］只有“以事实和真理”教育读者，才能取信于读者。

邵飘萍还十分重视记者采访能力的培养。他自己就具有十分高超的采访艺术，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

（三）致力于新闻事业改革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从开始办报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闻改革，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邵飘萍的采访思想和采访技能，曾经使新闻界同行为之叹服。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在总结采访经验时，邵飘萍提出记者必须细致、机警、敏捷，有很强的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在新闻通讯写作上，邵飘萍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他的文章生动活泼，耐人寻味。在编辑工作上，邵飘萍也有不少改革。他非常注意标题和版面的安排。他所主办的《京报》，栏目众多，新闻通讯和评论结合紧密，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报纸死板的情况下，《京报》的异军突起，对报纸编辑工作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四）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击最高当局，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推动历史的发展。1915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面交袁世凯，并且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这一消息首先在外国报纸上披露，邵飘萍得知后，立即驰报国内。国内民众悲愤交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宏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并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五四前夕，邵飘萍出席北大的会议，向青年学生介绍了巴黎和会的经过和决议，激动的说：“中华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并举行五四运动，邵飘萍是发起者之一。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旗帜鲜明地反对段棋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的滔天罪行……，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大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4]

二．邵飘萍的贡献。

邵飘萍之于中国的贡献主要在新闻和政治两个方面，在新闻方面，他创办《京报》，提出“每顺世界进步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的《京报》持论之精神；抨击时政，不平则鸣，坚持“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在新闻学术方面，他提出报纸应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对新闻学说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