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喋血案：邵飘萍被杀的来龙去脉

名记者喋血案：邵飘萍被杀的来龙去脉
从辛亥革命之始，民国新闻界人士形成了言论自由的共识。

民国初年，新闻管制是相当宽松的，这与当时的新闻界人士一直坚持不懈地争取言论自由是分不开的。

而后几十年，有关政府规制言论自由的具体尺度，却随着政局的波澜起伏反反复复，新闻独立的土壤越发的贫乏，但也无法遏制那些追求新闻自由者的脚步，对于他们而言，为了理想，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邵飘萍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记者、报人之一。

理想的起点
谈到近代新闻史，邵飘萍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

邵飘萍于一八八六年十月十一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出生在浙江东阳。

原名振青，飘萍是他后来改的，意寓“人生如断梗飘萍”。

邵飘萍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他从小表现出自己超人一等的学习天赋，十四岁便考中秀才，后来的学业之旅也很顺利。

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1906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

1909年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金华，在母校教历史、国文。

他除教书外，对文字十分感兴趣，经常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

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

慢慢地，邵飘萍对报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自己也办一份报纸，用手中的笔去真实地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过新闻来实现自己救国的抱负。

邵飘萍真正的事业起点，是在1911年成为《汉江日报》的主笔。

后来谈起自己从业新闻界是这么说的：“因此关系，辛亥革命之岁，遂与杭辛斋君[1]经营浙江之汉民日报。

”[2]
1912年春，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

从此，邵飘萍就开始大展身手，逐渐闻名于报界。

报界全才
邵飘萍当时被称为是报界的“全才”，各个方面都能胜任。

方汉奇先生评价邵飘萍时说其人是少有的一个新闻界的“多面手”。

他比史量才、汪汉溪多几分文采，比黄远生、刘少少又多几分组织和治事的能力，像他这样的“全才”，当时是不多见的。

[3]
任职《汉江日报》主编期间，邵飘萍干了不少惊心动魄的大事。

早在1912年1月，他就撰文声称袁世凯将来一定是一个大祸患，并把他与曹操、王莽等人相提并论，断言“袁贼不死，大乱不止”。

1913年3月20日晚，民国元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

邵飘萍撰文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

如此“不和谐”的人物自然要被“敲打”一番。

不出半年，浙江当局就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了邵飘萍。

事后
回忆这段横遭苦楚的经历，邵飘萍只是轻描淡写：“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4]
后来被营救出狱后，邵飘萍被迫出国到日本留学。

1916年回国后受到《申报》社长史量才之邀，继黄远庸之后，北上来京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在去职前的两年间，经常深入一线搜集新闻线索，短短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

由于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邵飘萍首创“北京新闻编译社”，它的功能跟今天的新华社类似，主要是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把稿件分送给各个报馆。

[5]
“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
在京时间越久，邵飘萍越感到有责任改变北京报纸受制于政治集团的无奈命运，如《北京时报》有段祺瑞的背景，《黄报》由张宗昌资助。

同时，他已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于是积极酝酿创办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创办《京报》，报社后来迁址至宣武门外魏染胡同30号。

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邵飘萍明确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和新闻理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6]
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

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他将“妙”字改为“辣”字，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

邵飘萍在办报上充分展示出他在经营报纸方面的天赋。

《京报》创办之初，在当时著名的报纸当中是晚辈，然而在他的主持下，不到十年就后来居上，成为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

这个报抵办得很活跃。

它有四多：新闻多，通讯多，评论多，副刊多。

它消息灵通，内容充实，又好发议论，很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京报》副刊的数里和质量在当时国内各报中居于上游。

除正刊外，还有近二十种副刊，经常出版的就不下十种。

比如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以及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和李大钊参加撰稿的《社会科学半月刊》等，都很受欢迎。

邵飘萍善于借重社会上的力量，不少副刊的主编人和撰稿人都是国内知名的专家、教授、学者。

对于这些副刊，他只确定根本方针，一切权力都下放给主编。

使报版办得好像一束万花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人一种丰富多彩和新颖活泼的印象。

[7]
开展新闻学教育
创办《京报》的同时，邵飘萍积极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尽管《京报》本身工作非常繁忙，邵飘萍坚持每周去上两小时的课。

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
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

一年以后，得到一年期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期证书的有32人。

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等等，其影响可谓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还在《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后来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了邵飘萍的影响。

毛泽东再后来也亲口承认：“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8] 策反郭松龄
邵飘萍与他的《京报》在历次社会公共事件中，都坚持其办报的宗旨，用事实说话，多次与政府对着干。

段祺瑞政府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

他们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出军警包围报社，声称要逮捕社长邵飘萍。

而邵飘萍也因此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在段祺瑞政府被推翻后回国重振《京报》，其“辛辣”的笔锋丝毫未变。

邵飘萍和冯玉祥关系甚笃，曾因不凡的见识让冯玉祥聘请他为高级军事顾问，并得到丰厚津贴，《京报》上常有赞扬冯玉祥革命军的文章。

邵飘萍与冯玉祥两年的亲密交往中，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即推动郭（松龄）冯联盟，口诛笔伐张作霖。

[9]
郭松龄是张作霖的心腹大将，曾为张作霖立下赫赫战功。

他与张学良关系甚好，既是张学良的老师，也是他的部下，可以说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

二人不仅相知，而且相谅。

张学良曾说，郭松龄是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二人还义结金兰；张作霖也戏言，张学良除了不能把自己的老婆给郭松龄外，有口吃的都想着他。

但郭松龄和奉系内部另一实权人物杨宇霆不和，并反对张作霖举兵入关的战略决策，他与奉系并不十分和谐。

1925年，郭松龄与夫人到日本参观军事，听到张作霖正在日本购买武器，要与南方的国民军开战，郭松龄愤慨至极，遂决定联络冯玉祥共同反奉。

在这场关乎奉军命运的大事变中，邵飘萍扮演了重要角色。

虽然他不是最早联络郭松龄和冯玉祥的人，但在郭松龄回国后与冯玉祥的联络中，邵飘萍起到了重要作用。

[10]
当郭松龄和冯玉祥决定联合之后，他不仅在报纸上称赞郭松龄为“人民救星”，张作霖为“马贼”“人民公敌”，而且在私下的交往中，“主动宣传国民革命的形势，大摆张作霖引狼入室的罪行，促使他及早下决心，与割肉饲虎的张作霖决裂”。

更派自己的如夫人祝文秀往来于北京、天津，暗中联络二人。

1925年11月22日，冯玉祥与郭松龄签署密约，23日郭通电反张，24日，冯玉祥也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劝他引咎下野，以谢国人。

为支持郭冯联盟，1925年12月7日，《京报》推出一大张两整版“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上面全是关乎时局的重要人物照片，异常醒目。

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
亲自撰写了评语，“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袅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等。

特刊一出，洛阳纸贵，京城物议沸腾。

报纸传到前线，军心甚至为之动摇。

[11]
邵飘萍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相信暴力的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三十万元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

其数额之巨，远超当年袁世凯企图收买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所出的二十万银元。

邵飘萍收到汇款后立即退回，同时宣称：“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风云突变
政治局势总是变化莫测，邵飘萍在这次政治博弈中无疑押错了宝。

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奉军开进了北京城。

[12]
随即，直奉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其中特别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

”意在以清剿“赤化分子”的名义产出与奉军做对的人，而邵飘萍作为导致郭松龄叛变的重要人物，早已上了奉军清剿的“黑名单”。

邵飘萍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他躲进了俄国使馆。

但奉军进城后即搜捕邵飘萍。

张作霖的便衣宪兵和警察厅的侦缉队，环伺于邵飘萍避居的东交民巷口外和宣外魏染胡同京报馆周围，执行张作霖“务将邵飘萍拿获”的严令。

[13] 为了拔去邵飘萍这根“眼中钉”，4月24日，张作霖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为诱饵，收买了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令其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

张翰举向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邵飘萍信以为真，结果一出现即被逮捕。

侦缉队在邵飘萍的住所搜出了冯玉祥聘请邵飘萍为军事顾问的聘书、军事电报密码一本、以及他与冯玉祥的合影等，作为邵飘萍犯罪的物证。

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14]
邵飘萍被捕当日，北京报界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报界同仁召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邵飘萍的办法。

大会讨论的结果是：推荐代表，向张学良求救。

会后，十几个大会代表乘坐四辆汽车浩浩荡荡地赶到张学良的住处——北京的石老娘胡同。

但是张学良却再三推诿，后来更是找了个借口走了，但走之前把其中曲直向求情的人说的明明白白。

虽然张学良与邵飘萍有旧，但是邵飘萍却策反与他亦师亦友的郭松龄，导致原本情如兄弟的两人分道扬镳，这让张学良在张作霖面前没法交代，而且杀邵飘萍是张作霖亲自下达的命令，张学良也无能无力。

4月26日凌晨1点多，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名并判刑:
“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

”[15]
4时30分，邵飘萍被押往天桥二道坛门刑场。

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一代新闻名家凛然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死后由京剧艺人马连良等友人筹办治丧，后遭受威胁，草草安葬于广安门外天宁寺旁荒地。

邵飘萍虽然死了，但他的《京报》并没有因此中断了传承。

1929年，在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女士的主持下，《京报》得以复刊，并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后而正式停刊。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日理万机时刻还亲自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后来，他还多次在会见外宾以及其他场合提到过邵飘萍,邵飘萍的遗孀汤修慧也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确认了邵飘萍的确是中共秘密党员[16]，入党时间是1925年，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罗章龙。

（文/刘典）
[1] 杭辛斋（1869-1924）浙江海宁人。

名慎修。

早年读书于杭州正蒙义塾，后入同文馆。

1897年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

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南社。

赴京创办《白话报》，因触怒清廷权贵被押，后解回杭州禁锢。

获释后主编《农工杂志》。

光复后与邵飘萍合办《汉民报》，任众议院议员，曾因抵制袁世凯复辟被逮押。

1917年南下参加护法运动。

病逝于沪。

[2] 《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邵飘萍史料专辑附第1辑目录》作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3] 《邵飘萍其人其事》作者：方汉奇《新闻业务》1963年01期第40-41页
[4] 《新闻报国：邵飘萍的不归路》作者：傅国涌《同舟共进》2006年06期第25-28页
[5] 《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追寻与失落》作者：刘国强、罗芳《新闻知识》2009年03期第75-77页
[6] 《以真相为筋骨、以法律为灵魂——民国名记者邵飘萍的法制新闻报道特色研究》作者：张艳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5期第102-105页
[7] 《一代名记邵飘萍——记邵飘萍的记者生涯》作者：赵丽萍《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S1期第316、318页
[8] 《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三联书店1979年版 127页
[9] 《邵飘萍与冯玉祥——兼论邵飘萍对冯玉祥政治生涯的影响》作者：盛小平《池州师专学报》 2001年02期第103-106页
[10] 《张学良为什么不肯施救邵飘萍——兼论邵飘萍的死因》作者：王润泽《新闻与写作》 2008年04期第42-43页
[11] 《邵飘萍：“一代报人”的救亡图存》作者：马和来、邵雪廉、胡国洪《金华日报》 2011年5月10日D4版
[12] 《关于邵飘萍之死》作者：姚福申《新闻研究资料》 1983年06期第180-186页
[13] 《张作霖蓄意杀害邵飘萍》作者：崔瞻《新闻三昧》1994年12期第25页
[14] 《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作者：散木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9月1日版 191页
[15] 《邵飘萍遇害始末》作者：常江《中华新闻报》2004年5月28日第七版
[16]《邵飘萍政治身份的三次认证》作者：曾宪明《党史文汇》1998年07期第3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