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的办报活动及历史贡献

邵飘萍的办报活动及历史贡献吴一龙【摘要】：邵飘萍是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新闻记者、报刊事业家、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他“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为唯一嗜好，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终生恪守的信条，不畏强权，敢于坚持真理与正义，为进步的新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心血以至生命。

【关键词】：邵飘萍报人京报新闻教育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阿平、飘萍等。

1911年参与创办《汉民日报》，开始职业报人生涯。

1914年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

1916年，担任上海《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同年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

1918年创办《京报》。

1926年，被反动军阀杀害。

身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熠熠闪亮的明星，邵飘萍的新闻业绩是卓越的：他首创新闻编译社，为中国最早通讯社之一；创办《京报》，为北京最进步之日报；培育人才，著书立言，为中国新闻教育之发端。

他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歌颂者和宣传者。

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1］一、邵飘萍的新闻信念在邵飘萍的报人生涯中，他始终坚持“以新闻记者终其身”的信念，坚持致力于“改造报业”、“革新社会”的高尚事业。

邵飘萍天赋聪明，少年时已是当地有名的神童学子。

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

读书期间，他遍览《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维新派报刊，并被梁启超一篇篇清新可诵、文笔犀利、鼓动性很强的政论文深深感染，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1908年春，杭州各高校举行联合运动会，在此期间，邵飘萍与同学陈布雷、张任天办《一日报》，这是邵飘萍初次尝试办报。

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后在浙江金华中学执教。

他虽然人在学校，但主要工作是为上海报纸写通讯，并且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投寄有关杭州和金华的地方通讯。

辛亥革命后，邵飘萍立志以报纸作为报效国家的武器，辞去教职到杭州寻找办报机会，并被筹组《汉民日报》的杭辛斋聘为主笔，正式进入报界，开始了他以身殉报的报业生涯。

1911年11月8日，《汉民日报》在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的积极筹备下如期出版。

在《汉民日报》出版的近两年时间里，邵飘萍撰写了大量的论说、时评和随笔，大张旗鼓地反对封建主义，宣传民主思想，对袁世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为此，邵飘萍常常受到亲袁势力的威吓与迫害。

1913年8月，他们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了报馆，逮捕了邵飘萍。

不过，这段“忽忽三载，被捕三次，下狱九月”的办报经历并没有抑制邵飘萍的热情———“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2］获释后的邵飘萍于1914年东渡日本研习法律，他与潘公弼、马文车三人在日本组设“东京通讯社”，为京、沪、杭著名报纸写“东京特别通讯”，重点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在日本开展反袁运动的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

1915年，日本变本加厉，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邵飘萍从外国报纸获悉真相后，迅速将这一消息传回了国内。

在邵飘萍揭露“二十一条”时，李大钊也在日本。

当时李大钊拟写了一份《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揭露行动，使国内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怒潮，也使邵飘萍与李大钊一起享誉中外舆论界。

1915年冬，国内反袁声浪高涨，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归国。

邵飘萍毅然放弃学业，投入护国讨袁的决战。

邵飘萍回国后为《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执笔，他用“阿平”(“阿平者，平不平也！”作笔名，发表了许多声讨袁世凯的社论、时评。

从1916年1月4日发表《顺逆辩》到同年6月7日发表《呜呼袁世凯》，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有署名为“阿平”的社论36篇、时评134篇。

他身处全国的舆论中心，高举反袁大旗，为护国义师导向，不遗余力地为扫除帝制、重建共和鼓与呼。

1916年，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死去。

是年7月，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

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纸，把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划为若干等级，北京为一等，其地位相当于报馆主笔。

在担任《申报》驻京特派员期间，他写下了251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把历史的风云都留在了自己的笔下。

二、邵飘萍的新闻史邵飘萍始终坚守独立进步的新闻立场，在新闻实践中思考和探求民族振兴的道路，为我国新闻事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6年7月，邵飘萍创办了当时北京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

当时外国通讯社左右着我国政闻，编译社成立后，每日都有一二条引人注目的特殊新闻，常被中外报刊所采用，北京各报纸面貌得以整改。

到1924年，北京的通讯社达到20多家，政府要闻无一遗漏，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在京的垄断地位。

这一变化与进步，不能不归功于邵飘萍的引领。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它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

他强调报纸要在思想、经济和组织上保持独立。

在这种办报思想的指导下，1918年10月，邵飘萍独立创办了《京报》。

他亲手书写“铁肩辣手”，悬于编辑部办公室，勉励同人齐心协力办好《京报》。

邵飘萍参照日本、京沪各大报的设计来设置版面：一、四版为广告；二版分评论、特别记载、国内外要闻诸栏；三版为各省新闻、北京琐闻、政府命令，以及“显微镜”栏目等。

它的宗旨和言论很快赢得了广大读者，报纸的最高发行量达到六千份，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由于经营管理得当，创刊仅两年就自建了两层楼的宿舍，是当时新闻界唯一的一所自建馆舍。

《京报》附设的昭明印刷所，除了承印《京报》外，还接受其他出版印刷业务，经济效益也很好。

在办报过程中，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上的力量。

只有十几个编辑工作人员的《京报》，除了日出两大张外，还先后出版《京报副刊》(民国四大副刊之一)、《莽原》等23个副刊，孙伏园、鲁迅都先后应邀成为副刊的主编。

《京报》的成功经验，曾经引起当时国内新闻界的普遍重视。

邵飘萍创刊《京报》时提出了“监督政府，教育民众”的宗旨，他把《京报》办成了一张爱国反帝的报纸。

1919年8月，邵飘萍曾因“五四”时期的多方活动及对学生青年的重大影响而遭北京政府通缉，京报馆被查封。

邵去上海避难，后经张季鸾的推荐，进入日本《朝日新闻》社工作。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即刻辞去朝日新闻社工作，返回北京。

一回国，他就四处奔走，复活《京报》。

复刊那天，他写下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样的古语来昭示他绝不与任何反动势力妥协的决心。

流亡日本期间，邵飘萍写下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预言“今后见社会主义之成功，其影响于世界，将较诸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威力尤著”。

［3］从日本回国后，邵飘萍开始出版他的著作。

在“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邵飘萍是以专著系统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新俄国的第一人。

在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日那天，邵飘萍公开发行了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纪念特刊》，上面刊登了马克思和燕妮的头像，以及马克思的传记、专著等。

特刊免费赠送读者，为引起读者注意，还在当天的报纸上刊登广告予以推荐。

他以广告的形式刊登每一期《向导》的详细目录，而且告诉读者“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先锋、领导民众运动理论与实践，人人必读的《向导》周刊已出至一百二十余期。

每周的论文是实际政治的预言！每周的内容是民众运动的寒暑表！”［4］他的昭明印刷所协助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非宗教运动”，为其承印书籍；在“二七”大罢工中，他充当呐喊的旗手，使高君宇等人撰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及时出版；五卅运动发生后，《京报》持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报道，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巨、影响之大，居全国报纸之首。

他以笔为旗，以报纸为阵地，在中国历史大转变之时，担负起在北方宣传革命的神圣职责。

邵飘萍的活动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他主办的《京报》名列“须扑灭的报章”之首，《京报副刊》名列“须扑灭的副刊”之首，他的名字也列入被通缉的黑名单中，直至被反动军阀杀害。

三、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活动邵飘萍是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开拓者，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经验，奠定了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和业务基础，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

1918年，邵飘萍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

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人物，如编辑党报《向导》的高君宇，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的谭平山、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的罗章龙等。

当然，其中还有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

正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促使毛泽东在回到湖南后创办了《湘江评论》。

继北京大学之后，1923年平民大学添设新闻学，聘邵飘萍为主任教员，他的学生中有《新民报》的“三张一赵”的张友鸾，《世界日报》的名篇写手左笑鸿，《天津商报》采访部主任吴隼等。

一年后，国立政法大学也聘请他任教该校政治科开设的新闻科。

邵飘萍想方设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为学生们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

邵飘萍告诫学生，记者的第一要素为品性。

他认为报纸的重要职能是“报告新闻”，而新闻必须“以真实为骨干，以兴味为血肉”［5］，“凡是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

［6］只有“以事实和真理”教育读者，才能取信于读者。

他反对当时新闻界流行的“有闻必录”的做法。

他说“有闻必录”究其根源，是无责任心的表示。

他主张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自己的角色中，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

邵飘萍在实践、教学中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采访思想：他提倡记者深入到采访第一线；提倡记者要有必需的修养(如丰富的知识、坚韧的意志、细密的作风以及必要的技巧)。

［7］正因如此，他自己常常能采写到一些使报界为之啧舌的内幕新闻和独家新闻。

他的采访技巧连张季鸾都赞叹不已：“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功。

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8］根据讲课的内容加上对欧美日本学者专著的参考，以及从业近20年的经历感受，邵飘萍撰写了《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本著作。

他的新闻学著作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徐宝璜的《新闻学》并称为中国本土新闻学的开山之作。

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城，张作霖下令立即捉杀邵飘萍，躲入俄国使馆的邵飘萍被友人张翰举出卖被捕。

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9］未受公开审判，即秘密予以死刑，其所谓之罪是：“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