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的春运问题

社会学视角下的春运问题

摘要：春运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中出现的新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劳动力市场不断开放，城乡差距的拉大也促使人们在理性思考后选择进入城市，成为社会流动人员。传统文化观念深入人心，随着春节的到来，大多数农民工开始集中返乡探亲，由此形成春运难题。根据春运背后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从协调区域发展、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利用传统文化分流等角度出发，结合现实，以期找到有效的缓解春运压力的方法。

关键词：春运社会转型社会流动传统文化

春运是中国大陆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及堵塞的现象。春运问题真正呈现在人们视野之中，并且迅速引人瞩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批四川的民工开始涌向广州等大城市，随后河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1】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尤其在春节期间,交通运输压力骤增。中国中央电视台将春运形容为“全球罕见的人口流动现象”。春运期间客流量非常大，近十年来，每年的春运的客流量都超过大陆的总人口。春运一般发生在春节节前15天及节后25天左右，因此每年春运约40天。一般意义上的春运，是指中国大陆的省际、省内交通，一般不包括大陆与港澳之间的交通、海峡两岸间交通以及国际交通。春运是近几十年来才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能在短时间内可以引发多种社会问题，这些都使得人们对春运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也不禁探索春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有效的缓解压力。

一、春运的实质

在春运运送的人员中，民工、学生、探亲者构成了其客流量的主体。据相关媒体报道，民工流占据了春运客流总量的30%到40%，

在某些农民工集中的地区，所占比例一度达到80%，学生的比例也达到了30%左右。【2】学生到外地求学，每逢寒暑假都会集中返家，而寒假的假期时间与春运时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也加剧了春运的压力。同时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而作为春运运送主体的民工，无论是从中国当前发展的阶段还

是从人口流动的现状理解，农民工由于返乡探亲形成熙熙攘攘的民工流都有其必然性和内在原因。

吉登斯在论述现代化时曾指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将时间和空间组织起来，从而连接在场与缺场的条件完全不同于各种传统社会，时间与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高度延伸，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关系脱离了具体的互动环境,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时间范围内被重新建构。【3】

然而，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4】正如农民工在春节期间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回家团聚，而现代的交通技术的发展也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条件。吉登斯指出了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春运这一现象无疑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融合：一方面是蕴含着深厚意义的“家”的概念与春节期间朝圣般的回归，另一方面是现代工具理性扩展对安土重迁观念的扬弃和对利益的无可阻挡的追求。【5】所以，在社会学的视角下，春运既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又具有传统文化的内涵。春运问题的实质是现代与传统对立统一的结果。

二、春运背后的深层原因

1、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流动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此引发了两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第一个便是大规模的城乡移民运动，另一个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其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导致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而农民工就是其中一个数量很大且仍在不断增加的一个社会群体。

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存在着，这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和乡村分离开来，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这种情况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要想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因时制宜的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一种特殊的工业化模式，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增长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有限，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政府此时不得不限制农村人口进城，设置了严格的户

籍管理制度，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导致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与国际惯例有很大出入。1978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政府的工业化策略和经济发展战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得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开始日渐突出。这些人口由农业流向非农业已成为客观要求。但是当时限制人口和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户口制度还相当严格，这些农民只得在农村地区开办一些小型的加工企业，与此同时，农村个体、联户办企业也开始兴起并发展壮大。费孝通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受这种现象的启发，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这种模式受到了政府的肯定。随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社会流动扔保持在预期的范围内。在当时，乡镇企业确实是一种有效的避免城乡移民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然而，随着80年代末中国经济出现的波动，全国性的治理整顿，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明显不如以前，提供的就业岗位也减少很多。剩余劳动力的流向又成为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的发展最终还是没能突破这个规律，即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乡移民潮流。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公报，20世纪80年代末期，农村外出流动劳动力初步形成规模，约为2600万（1988年）和3000万（1989年），到90年代中期，农村流动劳动力数量翻了一倍多，达到6200万（1994年）。到90年代中后期，民工潮的规模继续增大，以致每年春节前后，位于交通枢纽处的汽车站、火车站、港口码头都涌动着返乡的农民工，春节过后，又有无数的农民工从广袤的乡村出来集中到大城市。此时，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仍然很大，户籍制度依旧起着重要作用，农民工进城务工扔存在层层阻力，但流动人口数量却不容置疑的增加着。

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好的融入国际经济社会，国内市场经济制度业已形成，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不少大中城市迅速发展，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支持其发展。在此种情形下，政府对待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官方舆论对于流动人口现象的评价也趋向正面，城市政府的政策导向也变得宽容起来，开始容纳和引导流动人口。所以，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在此之后稳步增长。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包容性提高，传统社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