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起源

文艺复兴的起源十三世纪以后，西欧的学术发展有一段停顿时期。

黑死病与百年战争带来了经济与社会紊乱，安定的生活与平静的研究都不可能，把经院哲学带到顶峰的心灵活动，好象也有衰竭之势。

虽然如此，人类的学术观点，仍处在不断改变的过程中。

在整个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可以找出各种思想的细流，这些细流汹涌地汇合起来的时候，就形成文艺复兴的洪流。

前章已经讲过，由于邓斯·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的哲学的影响，经院哲学的思想已有逐渐解体之势，而奥卡姆由教皇的监狱脱逃，依附于巴瓦里亚的路易皇帝，尤足表现教会的权力遇到重大的反抗，而民族的权力不管好歹已经不顾教会当局的大一统主义的传统确立起来。

文艺复兴的精神首先出现在早先受到摧残现在又逐渐恢复元气的意大利。

也许在罗马建筑遗迹中生活的人们很容易重新对古籍发生热爱。

一个强悍的北方种族已经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殖民地，变成了上层阶级。

这个阶级没有因为意大利各城邦的内战而灭绝，虽然当时及后来内战都使得贵族大伤元气。

但在别的国度，北方种族还要更纯粹一些，所以意大利在学术上先进的原因，应该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十三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巴马的塞利姆本（Salimbene of Parma）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指出，意大利与其他国家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的地方。

他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只有城市的人在城里居住，“武士与贵妇们”则住在他们的庄园上，以便管理他们的闭关自守的封建领地；但是，在意大利，上层阶级却在城里拥有住宅，大部时间是在城里度过的。

土地的主人常住在他们的领地上固然可以使乡村得到一些好处，可是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乡居生活使人们没有多少机会交流思想，推动智慧的发展与创造。

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北部，有闲的智识阶级的城居生活，却为文艺复兴的诞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

文艺复兴绝不限于文学。

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一次空前未有的智识发酵，虽然文学是最早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文艺复兴的前驱者是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年）。

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一种与构成但丁诗歌基础的中世纪经院哲学迥然不同的精神。

彼特拉克首先倡导恢复良好的古典拉丁语，以代替经院哲学派的非正规拉丁语；更重要的是，他竭力要恢复要求理想自由的古典思想的真精神。

彼特拉克的调子走在他的时代的前面，但十五世纪初年由于人们对古典文献的兴趣不断增加，有许多希腊人从东方来到意大利，他们能用现代语教授古语。

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加速了这个过程，于是许多好教师带着手稿，来到他们新建的家里。

手稿的搜求成了时髦的风尚；意大利和北欧的礼拜堂与修道院的图书馆都被搜掠一空，豪商贵族则命令他们东方的代理人不惜重资来收买藏在东方或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散失了的希腊书籍。

这样，古代哲学和科学的语言，经过八九百年之后，就重为西方学者所熟悉。

比这种语言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所包藏的自由探讨的精神以及“古典学问”在几百年的中古精神以后给欧洲重新带来的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的动力。

虽然由于当时的思想方式习惯于宗教的权威，人们在世俗文献方面也容易接受权威，而且过度看重希腊哲学家的学说也是有危险的，但人文主义者毕竟为科学的未来的振兴铺平了道路，并且在开扩人们的心胸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只有心胸开阔了，才有可能建立科学。

假使没有他们，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就很难摆脱神学成见的学术束缚；没有他们，外界的阻碍也许竟无法克服。

人文主义由在意大利跟随新学大师们学习的人带到北欧。

最早的一位是约翰·弥勒（Johann Muller，1436－1476年），他生于哥尼斯堡（Konigsberg），以后被人称为雷纪奥蒙塔拉斯（Regio－montanus）。

他首先把科学和人文主义结合起来。

他把托勒密和其他希腊人的著作翻译成拉丁语，1471年在纽伦堡（Nurnberg）建立了一座现象台，他制造了靠重力推动的钟和几具天文仪器。

他的天文年历是现代航海年鉴的前驱，曾为西班牙及葡萄牙探险家所使用。

至今在英国，威尔斯和奥特里·圣马利（Wells andottery St Mary）教堂里还保存有几具中世纪的计时钟。

但德国文艺复兴的主流却通过研究圣经，促成了宗教改革。

德国在学术上有了新的精力与兴趣，但没有采纳意大利人的自我修养的理想，也没有采纳意大利人的高雅的异教精神。

在法国，意大利的精神比较契合，所以那里的运动，比在条顿国家更富于人文主义和审美色彩。

北欧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是爱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年）。

他生于鹿特丹（Rotterdam）而名闻各国。

在他看来，人文主义主要是用知识的教养影响去和当代的恶习作斗争的手段：修道院的文盲、教会的不法行为、经院派的炫学以及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的堕落等，都在他所谓主要恶习之列。

经院派的神学家任意曲解片断经文，爱拉斯谟却起来把圣经的真义和早期教父们的教训，传授给人。

在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里，梵蒂冈竟成了推动人们研究古代文化的中心。

这种局面在教皇列奥十世（Leo X，1513－1521年）时达到最高峰。

1527年，帝国军队占领了罗马，这个学术和艺术生活的新世界就遭到毁坏，不久教庭就改变从前的开明领导的政策，在它不能理解或控制的时候就盲目地加以反对，以致成为现代学术道路上的障碍。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末，中国已经发明了纸，据说这是蔡伦的功绩，而木板印刷则出现于八世纪。

造纸的技术随着后期十字军输入欧洲，约一百年后活字版的发明就使旧式模板印刷变成了实际而有用的技术，因而代替了在羊皮纸上抄写的笨拙方法，使书籍得以广泛流传。

同时，人们对地理的发现又再一次发生了热烈兴趣。

一位军事工程师达·丰塔纳（Giovanni da Fontana），在描写十五世纪中叶的“自然界的万物”的时候叙述了许多地理事实与奇谈。

尽管当时的航海技术还处于原始状态，欧洲所认识的地球的面积仍然很快地增加起来。

使用十字标竿或圆形星盘来测量太阳中天的高度，可以粗略地算出观测地点的纬度，但对经度还无法作满意的测定。

英国的第一幅海道图，据说是1489年的地图。

葡萄牙人，在阿拉伯和犹太天文学的指导下，首先开始探险。

由于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倡导，他们在1419年发现了亚迪尔岛（Azo－res），以后又发现非洲西海洋，先是要感化异教徒，并寻找一条不受穆斯林干扰的通往印度的道路，后来是为了猎取奴隶与黄金。

1497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首先到达了印度。

亨利王子在圣·维森提角（Cape St Vincent）附近的萨格雷斯（Sagres）建立了一所观象台，以便编制更精确的太阳赤纬表。

葡萄牙人获得成功以后，其他国家的人也都纷纷起来竞争。

希腊人关于大地是球形的学说，几世纪以来为天体演化说学者所熟知，现在更成了公认的信念。

从这个信念出发，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一个想法：由大西洋向西行驶便可到达亚洲东岸，印度和中国的丰富的商品便可由海道直接到达欧洲。

事实上，希腊人自己早就提出过这个见解，其中就有波赛东尼奥。

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成功的人物与时机终于到来。

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生于意大利北部利古里亚（Ligu rian）海岸的科戈勒托（Cogoletto）港。

他克服了许多障碍之后，终于得到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萨伯拉（Isabella）的赞助，从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帕洛斯（Palos）港出发，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了巴哈马（Bahamas）群岛。

二十四年之后，麦哲伦（Magalhaes即Magellan）的船只费时三年转来，环绕地球航行一周，证明了大地实在是球形的。

早期环游地球的航行家不幸总是由东到西，因而总是遇到逆风。

如由西到东那就容易多了。

这些发现新地的伟大航行，开扩了当时人们的心胸。

这虽然是最直接的效果而却不是唯一的效果。

由于与新地贸易的扩展，本国的工商业得到很大的刺激，于是欧洲的物资和人民的总财富都增加了。

这种增加由两方面而来。

首先是新市场与新的供应来源所造成的显著的财富增长及其直接间接的经济影响。

其次，从新近的经验来看这里也牵涉到货币的因素。

货币是一种筹码，它本身不是财富；但流通货币的总数的变动，常会影响物价，而造成重大经济变化。

贸易与工业的发展，常常因为通货和信用不能随之扩大，而受到阻碍。

通货缺乏可以造成总的物价水平的下降，这种情况与通过改进制造方法造成的物价的真正低廉不同，它使工业不景气因而阻遏文化与学术的发展。

但是，自从新大陆开发以后，由于新大陆盛产黄金和白银（各国都是选定其中一种作为货币的本位），通货数量就远远超过扩大贸易所必需的程度。

货币因多而贱，于是物价上升。

当物价上升时，工商两业都能获利。

不但如此，工业上的固定费用（按货币计算的费用）就不那么大了；例如在十六世纪时，随着例行地皮租金按货物和劳务计算的实际价值的不断下降，这种租金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因此，制造与贸易变得同样有利可图。

财富与随着财富而来的研究学问的闲暇时间也就扩大到在中古时代物资有限的情况下所不能达到的更大的社会范围内。

值得指出的是，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即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世纪。

这三个时期都是地理上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的时期。

在希腊，这种生活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之上，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生活是靠了得自印度群岛的资源，十九世纪时，这种生活是靠了工业革命。

在希腊，学术全盛时期来临以后不久就出现了政治的解体，而且这个民族的人数相对来说，始终是很少的。

近代文艺复兴之后，有四百年时间，欧洲各国的力量大大增长，人口也增加不已，于是才智之士参加学术事业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因此，研究科学的人就比古代希腊哲学家多得难以数计。

我们在称赞现代科学的成就时，记住这个事实也许是有好处的。

不但如此，我们很难断定这一知识增进的过程是不是可以继续不断；事实上我们很难说，在可能出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之下，是不是会有充足的聪明才智之士涌现出来，来使这个过程继续下去。

常有人说，在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促成文艺复兴的几种倾向找出来，并且给予应有的评价之后，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到，用几个明显的原因去解释心理态度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的惊人变化，实在不能算是完全成功。

克雷顿（Creighton）主教就这样说过：“把促成这种变化的一切因素与见解聚拢在一起，观察者仍然觉得在这一切背后，还有一种生气活泼的精神，这种精神我们只能很不完全地捕捉住。

它有力量把其余的因素掺和在一起，使其突然成为一个整体。

这种现代精神以可惊的速度形成，我们还不能充分地解释其过程。

”要答复这些论点，也许可以指出三点。

第一，黄金的流入，和由此造成的总的物价水平的不断上升，对于文化的刺激影响，还不曾被人充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