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还原真实的鲁迅

让历史还原真实的鲁迅

我对鲁迅一直很好奇。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人是毛泽东。”“半个人”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说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的前夕，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时又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能上毛泽东的封神榜，并被抬得如此之高，鲁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庆东的教授，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传人，师从红色理论家钱理群，潜心研究鲁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视请去“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并感情真挚地写过一本《正说鲁迅》的书，但我很奇怪，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鲁迅，对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态度，鲁迅的“学生”毛泽东，更是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差点没把曲阜孔家夷为平地。而这丝毫不影响孔教授为鲁迅歌功颂德、吹鼓抬轿。由此可见鲁迅的魔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奇。

新月社的干将，曾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鲁迅竟有精神病症，这是我的第三个好奇。

身为一代新文化主将，平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懂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头顶上有着无数眩目的光环。但我更想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鲁迅是如何给我们展现民族“导师”的一面，而这不得不从鲁迅的生平聊起。

闲来无事聊聊鲁迅

鲁迅（1881－1936），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鲁迅家本是世家大族，在其祖父周福清手上时，周家还有千亩良田和多达几千平方米的宅院，按建国后的阶级划分，周家是典型的大地主剥削阶级。不难想像鲁迅当年的富贵。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于1871年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获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时期，这可就相当于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证。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没能跟上时代变化，仍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当清流派，因此在官场很吃不开。几年下来，只混到个七品知县的小官，不久还被人参了一本，连这小官都丢了。回家后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飞跃，变卖家中田产，不惜重金，捐了个内阁中书。但捐来的官没能马上上任，称之为候补，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后终于当上了这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亲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当地的五个富户跑来找到周福清，想通过这位京官打通关节、贿赂主考，给

自家子弟谋个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只是个秀才，一直都过不了乡试关，于是与这五家一起给主考送去了一万两银子。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银子，史料有点争论，一说他一毛没拔，只是顺带写上了儿子的名字，一说周福清也凑了份子。不过这个分歧无关宏旨，这里主要写鲁迅不是写他爷爷。

不想这事计划周密，却实施不严，曝光了。案情通了天，光绪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下旨严惩。幸好周福清得到消息快，马上跑去主动交代问题，有了这个投案自首、坦白从宽的情节，再加上浙江官员的求情开脱（当时的中央权势减弱，地方渐有了拥权自重的诸候态势，朝廷也不得不重视地方意见），最后判了个斩监候（死缓），秋后再决定斩不斩，三年不斩就转为无期。

这一来周家倾刻走向没落，三年间每到秋后斩杀犯人的时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银子，到处打点，以求推后周福清的行刑。还好周家底子厚，终于熬过了这三年，周福清转为无期徒刑，7年后，刑部大赦，65岁的周福清终于释放回家。这里之所以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绍，原因是每次读到周老太爷的事迹，老让我看到鲁迅的影子，而且这也是鲁迅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无法忽略。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这场变故中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周伯宜心理承受力较差，内火攻心，外加惊吓，竟一病不起。随着周家的败落，亲友邻居唯恐避之不及，周家所有的重担，骤然压到了十三岁的鲁迅肩上，照应狱中的祖父，照料病中的父亲，成了鲁迅的基本生活内容。少年鲁迅过早的感受了世间的人情冷暧，无疑这种经历是非常痛苦的，成年后，鲁迅不无恨意地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周家的败落远没有鲁迅表现地那样沉重，家里大宅依旧，还有几十亩良田，若干仆人，其中就有他念念不忘地长妈妈。三兄弟不用为生计奔忙，都能安心于读书。鲁迅二十九岁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挣钱养家，这期间，母亲还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可见周家并没有脱离原有的阶级成分。坦白地说，鲁迅的痛苦更多的来源于，周家大少爷的风光不再，突然之间受了以前从没受过的白眼和冷遇。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数月后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清末政府逢战必败，时人总结教训，认为是国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结果，于是洋务派在全国大肆创办军校，以图武力兴国。但在当时一帮顽固派的反对下，深恐丢了祖宗的法宝，中西体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类军校大都办得四不像，挂羊头卖狗肉。

在此期间鲁迅的学习认真刻苦，毕业时考了前三名，成为公派留学日本的五个人之一。甲午战争后，国人很奇怪日本的迅速崛起，也把留学日本作为学习先进知识的去处，这想法

无疑是正确的，远比时下“逢日必反”的论调高明许多。向敌人学习没什么可耻，最可怕的是沉迷于盛世遗梦，对他国毫不知晓。反观日本，因白江口之败，全面学习唐朝。被美国打败，就全力学习美国。这种观念对比映衬了现在中日两国的差距。

1902年鲁迅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不久加入光复会。一次，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持行刺杀任务，鲁迅断然拒绝，理由是家中还有老母要养，随即退会。在此之前鲁迅还写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看来也不过说说罢了。但后人硬要认为这诗是鲁迅一生战斗的开始，不免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

两年后鲁迅转科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之所以去仙台学医，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不过很快鲁迅又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按鲁迅的解释，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决定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的宣言。但让人奇怪的是，鲁迅并没有愤而回国从事他的文学“呐喊”，却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间或写些练笔的文章，但这些作品，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实在靠不上边。1909年回国后，鲁迅还是没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而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读佛经，抄写古碑贴，练起了书法。

直到1918年受钱玄同之邀，才为《新青年》写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记》。从立志到出手，鲁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这时间长得让人匪夷所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正是中国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期间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发生。鲁迅却没有丝毫举动，只是当了个麻木的“看客”。显然，鲁迅看幻灯片而立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鲁迅低估了学医的难度，凭其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学业。当然无论如何，弃医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绝对是个明智的决定，只是下决定的理由，没他自己说得那么伟大罢了。

在出国前，母亲鲁瑞为鲁迅定下了一门亲事。亲家姓朱，是绍兴城里的一户殷实人家，祖上也有人做过官，与周家刚好门当户对。朱家的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个深受礼教熏陶的女孩，裹脚不识文字，且比鲁迅大了三岁。

对这门亲事，鲁迅的态度暧昧。之前只提出让女方“放足和读点书”，而没有表现出斗士的一面，严词拒绝这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国后，鲁迅在与日本下女的接触中眼界大开，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对家中的这门亲事有了些牢骚，为此还写诗送给老友许寿棠：“灵台无计逃神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