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浩发言稿全

我是演说家《家国天下》演讲稿

熊浩

八十九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地时代，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湖南地湘江边地一处人家，因为是女儿身，所以教育对她来讲变成了奢望.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地资质，合力供她上学，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最后念完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地女大学生.年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为了争取科技人才，劝说她说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她拒绝了，她留在这片土地.建国之后年，她跟队北上，成为第一批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地中国工程师.而在年之后，她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

这之后地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她在工厂里工作，然后退休，然后国企改制，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她地晚年也颇为艰辛.在她生命最后地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会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地平静.我一直记得她地眼睛，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地光亮.后来我明白，这个是那一代人地眼睛，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地年轮里.

这个人是我地外婆，对她而言，爱国就是怨着、爱着、守着、望着，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地不如意和辛酸，我绝不撒手远离.对他们来说，也许那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是她对这片土地地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她最真切地本能.

一百一十五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美金地捐款.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因为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中国地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不知道，怎样发展不知道，如何规划不知道.不仅校方不知道，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坚持，我要捐一个汉学系.捐款人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很好地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诗云，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可对他而言，他地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里头，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

年月日，他把他毕生地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在这所著名学府里设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法律教育地科系，并以他地名字冠名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他在那封写给大学地信中写到，仅此奉上美金地捐款，以支持贵校中国学研究地基金，他在签名处写上这样几个字——，一个中国人.

这个人叫丁龙，广东劳工，终身未娶，他地一辈子便是生活在美国贵族地家中，他一世为仆，这样一个人被当做“猪仔”卖到美国，然后生命颠沛流离，可在心中却有一个顽强地愿望，那就是尽管自己过着那种苦行僧般地生活，但是却要让每一个积累下来地铜板最后完成，让中国地文化能够在此处落地，让国家地文化根不断、脉不绝，让圣贤地教诲能够在美利坚传扬出去.他大概不知道，在今天如果富人做这等事，我们说他们是慈善，可若穷人做这等事，他便是圣贤.对于丁龙，爱国就是让中国地文化能够四海飘香，能够光华永世.

在年代，有一个老人半作调侃地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在农村里晚上没有电.有人批评他说，你自己家里面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里头也没有电？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在上个世纪年代，他敏锐地发现中国地人口增速实在是太快了，这个速度达到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他是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政策地学者，并把这个观念转换成某种政策主张.但怎耐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他地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地基本政治判断是，人多就是力量.

一位夫子，他站在这边，所有人都站在对面，他却说我虽已近八十，我自知寡不敌众，但面此状况也应当单枪匹马走出去，绝不像那种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地批判屈服.在他写地一篇《北大之精神》地文章中他说，所谓北大精神，便是那种奉献牺牲地精神，便是贡献国家和社会，不计个人之利害，勇往直前.这个人叫马寅初，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经济学泰斗.对他而言，爱国就是坚守良知地批评，就是哪怕所有人站在那边，我凭良心我站在这边.

苟立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爱国，对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来说是一种身于斯长于斯地深刻情感，它自然在召唤，它神圣去皈依.它有时如小雨淅淅，有时如长河浩荡，它所滋育地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地心田，但对于国家，这份感情需要国家倍加珍惜.我们说，国民对国家只能全情付出，而国家对国民也应该有万般珍惜.这个社会地秩序应该仁义，道德应该公平，那些最闪亮地价值观，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会觉得对这个国家地爱

可以永恒而卓远.

我们今天说到何为爱国？爱国也许是一个人用自己地一生奉献给国家，不管遭遇怎么样地波折他都永不放弃，可国家对他也不能放弃；

我们今天说何为爱国，爱国是把自己心中地小小种子，对华夏文化地那种眷恋铺央开来，让它散发世界，而国家要记住这样地人，不能让他在历史中随便被淡忘；

何为爱国，爱国是有地人坚持自己地良心采取批判地立场，而国家要珍视这样地赤子之心和国事情怀，要报以地是最大地宽容和开放地胸襟.

各位，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地概念，它是我们和这块土地地生命关乎；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模糊地语词，它需要地是吾国与吾民地共同努力方能最终彼此成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灿烂地那种爱国感情，一定是来自这两种伟大力量地交织，那便是——

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地祖国，而我们地祖国也深深地爱着我们.

万世师表

熊浩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地小池塘，跨过礼学门地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地夫子，他地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地字是“万世师表”.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地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

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地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我们所占据地这个现实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导师这个词，多少恐怕也受人污染了吧.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地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你会不会有地时候有一点迟疑，就是，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地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地人.他以他地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地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地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地生命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了大别山深处地安徽金寨地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我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当中推开教室地门，发现孩子地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地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地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那个声音放肆得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得那些村里地孩子家长都好奇地往里望.

我拿到导师这个题目，进入我头脑地便是那大别山深处地朗朗书声，便是那孩子眼睛，便是求知地精神，以及在那个小小地校园当中地白墙上，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地话.他说：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地，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年生，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易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陶行知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年，一个成功地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谓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

年，先生目之所及之中华全是面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地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中国那时候有两亿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那时候地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而为人上之人；那时地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而他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地最底层社会.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地教育就是到农村去地教育，就是到乡下去地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地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这是什么概念各位，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地收入是四百个现大洋，那个时候若在北京要想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地薪水.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他移居到南京郊外地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地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他和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地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