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孔子思想存在的局限性

简述孔子思想存在的局限性

从传承说谈孔子思想，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孔子生前和百年后的命途和景况截然不同。生前，孔子可谓意气风发，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吾继周”，效仿周公辅成王之经典，辅助鲁王或其他诸侯王成王者基业，不避艰难，屡受讥讽而不顾，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岂知，王侯都图霸主业，岂顾礼让仁德事。难觅政治知音，转向道德文化研究及教书育人之事。学生三千，得意门生七十二，也教孔子风光几许。虽道孔子命途不那么如意和坦顺，却能远离磨难，远离坎坷，人生命途也算可以过去了。

百年后，孔子的学说，连同所创建的儒学，命途多蹇，风波连连，至今仍未停息。何期盖棺，在历史文化方面作清楚的结论，不得而知。

<一>、秦始皇焚书坑儒，四百陆拾儒生蒙难，官场学界儒生流落民间。.

<二>，汉初黄老无为之治失效后，人世间财富有了积累而出现富了怎么办时，从汉景时代进入汉武时代后，矛盾激化到无法走下去，独尊儒术的国策配合着汉武有为政治而出现，开始了儒学理论实践的时代。可惜，环境巳非周公辅成王的环境。春秋时代，孔子不可为而为之，只能有始而不见其效，不见其终。处在汉武专制压迫下，董仲舒也是有其心而无其力，遇其时而无法建其功，主动进取转为被动适全。道德境觉、价值体系、文化理论也随之发生异变，也随着汉武时代的结束而终结，转向魏晋玄学，南北朝佛学，这是儒学第一次复兴

运动的始与末。

<三>、盛唐后，专制日落，思想界儒、道、佛互补，士大夫阶层不是入佛就是入道，思想混乱，政治危机，推动了儒学第二次复兴运动。儒学的主导地位，由理学转心学，再转气本说的演变过程，终于培育出重实用、实效的辩证法思维阶段。在重新注释、阐解儒家经典，实质完成了传统儒学的更高复归，儒学演变的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完成。

<四>、满清入关，专制延续，明清文化成果流失，文化中断。虽有戴震等思想家接续，却人气低微，学术成果远远不及明清儒学，难以挽救文化颓势。后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出现分离。当西方文化进入，五四运动爆发，中西文化论战。其实，文化论战，是分离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论战，在思想界内出现两种现象：一是部分学者帮助西方文化进攻中国文化，岂知，文化乃深藏于民众意识里，血肉相连，非纯军事，纯经济，无胜负定论，只有兴衰可见，不可取而代之。一是部分学者维护着传统文化，抗衡西方文化，这犹如服装界内，以唐装对撼西装，大见其拙。从自然时代过来的传统文化，即使是原本的传统文化，未经商品经济洗礼，与西方文化对比，也相映见拙，何况是分离的传统文化，更见其拙了。

<五>、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建国后，进入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主马、列、毛；灭封、资、修；批林批孔批周公。表面看来，传统文化消失，其实不然，传统文化有优劣两种文化，永远处在彼长此消，彼消此长的持续运作中。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实质是宋明道学伦

理异化的历史重续；改革开放，提倡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本来，有汉初文景之治及汉武有为的历史资料作借鉴，以避免社会分配不公事象延续及恶化，避免出现道德沦落及精神家园的丧失。结果，历史重复，也直接引出了文化热。文化热，实质也是儒学的复兴运动。

孔学及儒学五次风波的历史事实，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

<一>、当政治及思想双重危机出现，社会必然出现儒学复兴运动，这表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儒学，不可能丧失儒学。丧失了儒学，民族道德文化的沦落，精神家园的失落就成为事实。它摧残着中华文化，摧残着人民的意识心灵，导致社会的文明倒退。

<二>、我们理解的儒学传统，是原本的儒学，并以经过脱胎换骨，成熟壮健的更高阶段儒学，并非已发生分离、异化的儒学；我们需要的儒学，也不是原本的，已成熟壮健的儒学，这只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的中介点。我们需要是跨越中介点，与现代化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儒学。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现代儒学，那么，孔学、儒学的风波及复兴运动将历史性、阶段性地持续下去。

承认上述两个问题的客观性和迫切感，那么，从传承学角度研究孔子学说，显得十分重要了。

从传承说研究孔子学说，笔者见解有三：

<一>、从道德人格、品格、知识素质、身体力行、及精神境界等方面，孔子是一个接近于完善之人，足以成为古今世人之道德楷模；儒学的最高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导文化。这两点应该成为结论。如

果对结论予于漠视、怀疑、持否定态度，那就连最起码的共同语言也消失了。

<二>、在孔子时代，孔子的学说是高水平的文化，思维触觉也是敏锐的。孔子学说是研究人伦道理关系的系统学说，可以归纳三个方面：

<1>、仁，即爱人。爱人的意识境界及范围是从亲亲为仁向汛爱众的无限扩延。显然，孔子继承了三代以后的民族传统，立足于血缘、宗族制度的历史事实及文化渊源，创建其思想体系，此点，非常符合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直至现在，依然为人民所普遍认同，有着存在的根基和价值。相反，墨子的“兼相爰、交相利”的观点迅速湮没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表明：文化传统与民族特点是文化优劣取舍的两个重要因素。

<2>、礼，即角色的行为规范。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处在人际、人伦关系中的角色，都在仁的理念指引下履行各自的行为规范，达成仁礼统一。若仁礼不调，就会弄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仁与礼是道德体系的两个方面。仁的道德心的整体性，系统综合化，归属社会的意识形态；礼的行为规范的整体性、系统综合性，归属社会运作的形态和秩序。孔子对礼是高度重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为仁。’’从建设理想社会的角度，孔子提出礼的层次性规范化理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代表国家行政人员及研究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规范性行为是义：忠于职守，清廉为政，学问

泽人。他们的义，在于谋取社会民生之大义和大利。小人，从事社会生产劳动阶层的人员，他们立足本职去谋利，实质为社会增添财富。国家富足，民生康裕，直接动力源是小人利。在一定规范条件下的小人利，也是社会民生的大义和大利。提出礼的层次规范化理论，在文化史上孔子是第一人，理论上的应用、社会实践的历史沿流，已成儒学不易之义理，直至现今，仍然有存在之光辉。礼的层次规范化原理只会出现在孔子及儒学的理论中，决不会出现在老庄的道家体系中，也不会出现在佛教体系里，世界观体系及精神境觉决定其思想体系的优劣。

<3>、忠恕。仁与礼依傍、立足于物质的根本条件和人际环境的基本条件去贯通、去铺展，这就是忠恕之道。忠，忠于自己的本性本能，情与欲是本性本能的两个要素。恕，作推己及人之功夫。以已的本性本能之实存，推想他人、世人有同样的本性和本能的实在；以己之情欲之实存，推想他人、世人有同样的情欲实在。这是道德心态的坚实基础。孟子说恻隐之心，就是情思和情念，没有情，忠恕无法启动。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以有道无道的礼治环境作为欲望正当与否的道德评判，这与忠恕理念联结。没有欲望，忠恕也无法启动。以情欲两大要素启动的忠恕之道，是人伦道德的坚实基础，成为儒学道德观的传统义理。汉后儒家都是实践着、变化着的儒家，凡推崇情欲要素为忠恕动力源，都是儒学传统的承传；凡漠视、否定情欲要素为忠恕动力源的，都是儒学传统的异化。

<三>、孔子思想的时代局限。孔子从仁礼理念到忠恕理念的联结合体，希望建立一个由内到外，推己及人的道德体系，证验着孔子思想的现实性和超前性，思维的敏捷性。至于为何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出现君子弃于义、小人离于利的现象，如何理顺人心、调理规范，孔子无法回答。在同时代，即使比孔子聪明百倍的哲人，也无法解答，这就是孔子的时代局限，历史与逻辑统一性原理告诉我们，需要后儒补充和深化。对孔子思想局限性作归类分析，综合有三：

<1>、某些理念性和原理性欠于完整性、系统性、深刻性，有待后儒补充完成。比如：孔子的层次规范性理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首先，它需要一个解决生存需求和安居乐业的先决条件，孟子提出恒心恒产理念，补充了孔子理论的欠缺；其次，君子小人的规范性，也因功能条件需要遵循分工原理和原则，荀子提出“君子小人各因其材质就其位”的人事原则，从天命一一性命之间的有机联结，揭示着角色规范与分工原理之间的关联性。这样，孔子的君子义、小人利的理念，孟子的恒心恒产理论，荀子的“君子小人各因材质就其位”的分工理念，演变为发展中的理论系统，成为礼义层次规范化原理之理性雏形。到明清之际，王船山言：“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之为性之至理。”仁义礼智信(五常) 贯通到乾刚健，坤柔顺的本体运作中，已包涵着、解决了君子义、小人利及恒心恒产的理论和实践，不然，无法实现“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之为性之至理”，从性

命同源的角度深究至理，实质巳从运动、变化、发展的角度深化了“君子小人各因其材质就其位”的理念。这是王船山的礼义层次规范化原理，这个原理与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融贯一体，象数互生，表明着礼义规范化运动是一种价值性和目标性的运动，发挥着功能性和见验于绩效性。此点，王船山的理论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孔、孟、荀的理论水平。从孟、荀对孔子学说的补充，王船山整体性综合理论所展现的思维水准，都证验着孔子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2>体系欠缺系统化、整体性和深刻性，需要后儒补充和发展而完成。孔子以仁礼理念和忠恕理念的融合去建构道德体糸，孟子体系重点两方面建树：一是民本政治；二是精神哲学。荀子则在批判道家自然观，一是建立儒家的自然观：天地人参的自然观；以人为本，人世间的自然观。二是从孔孟重心在道德心的研究转向重心礼义规范的整体性研究一一即人际环境或外在环境的研究，提出礼治天下，合群明分的王制思想，提出“君舟民水”的民本思想，等等。从孔、孟、荀的思想循序，归结为儒学的发展系统，一个较为完整的先儒体系的完成，荀子是先儒体系的最后完成者。从先儒的发展系统，完整体系的确认，清楚地感悟到孔子思想体系的时代局限性。

<3>、儒学发现阶段所映现孔子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孔、孟、荀时代是论理时代，他们可以设计出民众理想的精神世界模式，社会理想模式，如何实践和实现？为什么不能实现？他们无法解答，交予后来人。后儒是实践着、变化着的儒家。在汉武独尊儒术，第一次儒家复兴运动终结，儒、道、佛三教互相争呜、互补阶段后，进入到儒学

第二次运动，出现了形上唯理的宋儒阶段和辩证法鲜明的明清儒学阶段。荀子提出合群明分，一是分工，“君子小人各因材质就其位，”有天命一一性命之学理。先儒提出“天命之谓性”，孟子言：“命焉，有性矣，君子不谓命也。”孟子的精神哲学的扎实根基就是性命之学。按孟子的理解，天命常变动，所以，君子不因命之实在而纯任自然，任随命运流转，相反，应作不懈之努力，以提升君子品格、素质、境界为己任，适全于天命之变动。故此，有养“浩然之气”说、、“生于患难，死于安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说，等等。宋明道学变化为“天命之谓理”，显然巳违背了先儒思想。对君子及他人的能动性予于束缚和限定，服膺所谓的天理，即天命。明清王船山言：“天命之性其原，气质之性其都”，对“天命之谓性”的观念作更透彻、更周全的阐释。二是分配，孔子以有道无道的境况作富贵贫贱的道德评判，后儒归入理欲范畴。宋明道学主“存天理，去人欲”，视理欲矛盾对立，水火不容。王船山言：“无理则欲滥，无欲则理亦废。”“以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以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只为仁恕之别。”王船山以辩证法思想去阐释理欲矛盾，阐解义利、质文、情理等矛盾范畴，远远地超出了孔、孟、荀的思想水平和境界。王船山说：“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人也、天也、物也，皆自然之化也。”对荀子的自然观作更科学性解释。王船山又说：“我性自天，不能自亏；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对孟子的精神哲学作更明确性、透彻性说明。…...先儒论理时代经过宋明唯理时代而进入明清之际重实用、实效的辩证法时代，

儒学也以此辉煌成果而进入更高阶段，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全过程。以肯定阶段的孔学与否定之否定的明清儒学比较，犹如孩童与大人般，孔子学说的时代局限性更明显了。

如果上述观点属于正确，那么，自近代到现代，谈论儒学，必论孔子，无可厚非。在研究传统儒学走向现代化的问题上，若将孔学视为儒学全部，言必孔子，那就大错特错了。

<1>、孔子的君子义、小人利的理论，若与孟子的恒心恒产理论，荀子的“君子小人各因材质就其位”的分工思想脱钩，孔子的礼义层次规范化原理就不完整了。若与王船山的理论比对，那就显得稚嫩和肤浅了。

<2>、在思想体系方面，即使将孟子思想归入，如后儒所说的孔孟之道，荀子移出儒家行列，那么，儒家没有自然观，先儒的仁礼理念，忠恕之道失去了物质条件的根基；没有荀子的礼治天下，合群明分的思想，唯理主义的纯道德论、精神学流行于世，显然不符合儒学义理的；没有荀子“君舟民水”的民本理念，“君相之权藉一一士庶之穷通生死一一治乱循环之数亦大。”根本无法在先儒体系中体观出来，民本思想也走向“屈民以伸君”、“纲常万年”的异化之路。后儒所力挺的孔孟之道，已违背了承传原理，违背了历史与逻辑统一性原理，是儒学研究走上歧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3>从发展阶段方面，如果说，先儒体系处在论理阶段，明清儒学是变化了和实践着的儒者，经过几度风霜，历尽坎坷而走向成熟，走向辉煌，成为先儒体系的更高阶段，它是儒学走向现代化的根基。

我们没有可能弃却最为成熟、辉煌成果的明清儒学，走向返朴归真、停留幼稚、肤浅的孔学水平去理解儒学，去建设现代儒学，断断不可！！！

从传承学研究孔子学说，希望从历史与逻辑统一性原理角度，恰如其份地对孔子作出中肯的评价和定位。从道德精神方面，孔子无疑以高尚人格、趋向完善而成为古今世人之楷模；在孔子时代，孔子的思想水平和能力也是一流，高深而敏捷，因而孔子成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这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然而，从近代到现代，力挺传统文化阵营，出自善心善意，过份抬高孔子，对孔子的时代局限性认识不足，对明清儒学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未予充分重视，认真研究，导致我们对孔学及儒学之研究方法出现错谬，对孔学和儒学产生种种曲解和误解，我们对孔学和儒学的研究处在低水平状态。现代化进程需要完善的社会科学体系，国学文化是社会科学体系之灵魂，无论在道德意识学、心理行为学方面，还是国家行政学、社会本体学、管理学方面，同等重要。“国学兴衰，匹夫有责。”在国学研究水平与现代化息息相关的时代，所有热爱国学文化的仁士，都期望着国学研究走出迷途，纠正错谬，消除失误，倡导学术自由，百家争呜，开拓国学研究的新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