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与“后自由主义”

伯林与“后自由主义”

伯林与“后自由主义”

本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艾赛亚。柏林（IsaiahBerlin，一九○九——

一九九七）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以八十八岁高龄离别人世。这位常被誉为英国最博学的思想家，没有留下任何一部系统性的代表作，他的所有著作几乎都是零散文章的结集，这在必定程度上与他强烈的"反体系"立场有关

，因为事实上

柏林一直拒绝写作大部头的系统著作。不但如此，柏林本人经常表明当世学界过高估量了他，说他本身的写作从无计划，更从未想过青史留名的问题，而是更多像一个出租车司机，哪里有叫唤就去哪里。但不管怎样，英美学界数十年来对他确实评价甚高，认为柏林的特点在于擅长以一篇文章点出重大课题，用寥寥数十页廓清别人用数百页篇幅说不清的问题。

柏林于一九○九年六月六日生于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犹太家庭。六岁随家

迁往彼得堡，两年后亲眼目睹了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先后爆发。一九二一年他随家移民到英国，并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一九三二年他成为牛津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犹太人教员，并成为所谓"牛津哲学"即今日人称"日常语言哲学"

的最早发起人，事实上这个学派肇端于柏林和奥斯汀（JohnAustin）当时共同

主持的哲学讨论班，稍后则形成为柏林家的每周四哲学聚会，直到大战爆发被打断。

但五十年代开始，正当牛津学派渐成英美哲学主流之时，柏林却颁布发表放弃哲学。原因据说是有一次他坐在飞机上，看到天上的浮云全然无碍于飞机的飞行，他忽然觉得，分析哲学就像天上的浮云，实在无关人间兴亡事，因此决定转向思想史研究。不过事实上柏林对思想史的爱好并非在五十年代才开始。他本就对人文领域有广泛的爱好，最早颁发的文章乃是讨论威尔第的歌剧（以后常年任英国皇家歌剧院监事），一九三九年颁发的《马克思的生涯》已有思想史研究的性质。但一九五一年他颁发名篇《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单行本以《刺猬与狐狸》

名世）后，顿时名声大噪，从此奠定了他在思想史领域的大师地位。

柏林独具一格的人文自由主义思路（humanisticliberalism），正是以其

思想史研究为基础，确切地说，是在他对西方思想传统的长期批判反省中形成的。作为西方学界公认的思想史研究泰斗，柏林意味深长地将他本身最重要的思

想史研究论集命名为《反潮流》（AgaittheCurrent）。我同意借用这

个书名强调，柏林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反潮流的自由主义"，因为柏林的自

由主义植根于他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主流思潮的不懈批判。

柏林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维柯（Vico，一六八八——一

七四四）和赫尔德（Herder一七四四——一八○三）等对西方启蒙主流的深刻批

判提到欧洲思想史的中心地位（特殊参见其《维柯与赫尔德》、《反潮流》、《

人这块歪材料》三书）。柏林认为，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具有不可救药

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而维柯和赫尔德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打破了一元论的统治，高倡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但不幸的是，维柯和赫尔德的洞见从未得到应有的真正重视，占据西方现代思想主流的仍然是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

柏林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致力于把维柯和赫尔德提出的价值多元论和文化

多元论提升到自由主义基础和核心的高度。柏林的所有论述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懈地批判各种形式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不懈地论证今日被称为"柏林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plurality andtheincommeurabilityofvalues），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

及其不可通约性（themultiplicityandtheincommeurabilityofdifferent culturesandcivilizatio）。

柏林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二千

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他所谓的"爱奥尼亚谬误"（Ionian Fallacy），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这就是力图为千差万别的事物找到统一性的

基础，发现出所谓"始基"或所有事物的最后按照和共同基础。这一"爱奥尼亚

谬误"一脉相承地贯穿于中古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直至现代。其本色是对多元的惧怕，对差异的惧怕、对不确定性的惧怕、对不和谐的惧怕。这种惧怕反过来也就表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