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墨子的经济伦理思想

简论墨子的经济伦理思想

摘要：墨子，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史称墨翟，时人尊称为“子墨子”。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与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并称为“世之显学”，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墨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保存在《墨子》一书中。

关键词：墨子；经济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67-02

一、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十分广泛，据《吕氏春秋·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韩非子·显学》也说过：“孔子墨子俱道尧舜”。在《墨子》一书中，墨子常常引用儒家经典去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此可见，墨子的经济伦理想很大程度也受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后来，墨子脱离儒学，建立起当时与儒家学说相抗衡的墨家学派。对于墨子的这一思想转向，《淮南子·要略训》则认为，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用夏政”则可以看出墨子思想深受夏禹之道的影响。《庄子·天下》中记载墨子学派效仿夏禹的情况说：“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藳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

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司马谈评价墨家时也说过：“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由此可见，“禹之道”是构成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直接思想资源。此外，春秋时期齐学的富国利民思想与三晋政治家的按功论爵主张等也对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重视物质生产的生产伦理思想

墨子极为重视劳动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作用，他认识到人不劳动就不能获得生存，而劳动正是人与动物本质区别之所在：“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屡；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纤，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墨子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天生就有羽毛作为衣裳，蹄爪作为鞋裤，水草作为食物，它们的生存不需要“耕稼树艺”和“纺绩织纴”。而人类则大大不同，人必须要靠自我的劳动才能生存下去，如果不劳动的话，就会死去。墨子这种把人类与动物的

区别用是否进行生产劳动划分开来的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不仅如此墨子还认为，生产衣食之财的物质生产劳动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劳动是根本，是实现民有所食、君有所养的基本手段，“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墨子·七患》)这里的“五谷”指的是人民大众和君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是维持人类生存日常必需品。墨子认为，人民如果失去了依赖的“五谷”，君主就会没有生活供养，人民没有吃的，就不会听从君主的役使。

墨子从劳动的角度来分辨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强调劳动对人类生存的本源意义，从而赋予了劳动以崇高的伦理地位。既然人必须要劳动才能生存，那么如何去提高劳动生产力呢？墨子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力首先要增加劳动者的数量，其次是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然而，增加人口数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各国之间连年战争，赋税繁重等等因素造成了大量劳动者的死亡，墨子觉得统治者应该实施“圣王之道”，即“德政”，停止战争，减轻赋税。当然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国民财富一定增加，经济要发展，还必须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他反对不劳而获，反对“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懒汉思想。他鼓励人们积极从事劳动生产，其中包括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等等。只有人人都努力劳动，天下才能富足，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可能安居乐业。

（二）勤俭节用的消费伦理思想

墨子的消费伦理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节用”、“非乐”、“节葬”。不同与孔子“罕言利”的思想，墨子主张言利，肯定人们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但他同时指出这种追求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与之相反，他倡导勤俭节用的消费观，反对奢侈浪费，在《墨子》一书中，节用论的消费伦理思想贯穿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始终，构成了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非乐”和“节葬”是对“节用”思想的延伸和应用。

在墨子看来，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人们大力从事物质生产劳动，而且对于已经取得的劳动成果也不能过度消费。墨子的节用思想首先建立在对日常消费品的区分上，他把消费品分为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两种。墨子认为只有满足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消费才是正当的合理的消费，不然，便是不正当的有害的消费。具体来说：在饮食方面，墨子认为，“食者，国之宝也”，粮食是任何人不能缺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粮食的消费仅限于对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以维持简单地劳动再生产。《墨子·辞过》中记载：“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中》也说道：“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昧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墨子认为，所谓的“五昧之调”、“芬香之和”、“珍怪异物”等都是对饮食的挑剔和讲究，是超乎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属于奢侈性的消费。要满足这种消费会造成大量财富的浪费。在衣着方面，墨子认为：“为衣服之法：冬则练

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綌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衣服能够保暖遮丑就行，不必追求华美亮丽，否则不仅造成浪费，而且会助长歪风邪气。在住的方面，墨子强调古代圣王所居住的地方简单实用，并不是为了美观，而“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往往是“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缕之饰”。这样的做法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应该极力反对。还有在制造交通工具方面，力求实用，不求华美，否则也是劳民伤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墨子也反对礼乐，他认为礼乐是一种“淫人”的行为，对于“兴天下之利”毫无益处。墨子的“非乐”不是因为他不懂乐，不知乐，他不否认音乐等文化活动可以带给人美的享受，而是因为繁饰礼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完全是为了国计民生，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墨子指出，统治者为了自己享乐，“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这样一来会使很多劳动者脱离农业生产，而被迫去为统治者的享乐服务，长此以往，则“仓廪府库不实”，“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社会动乱，民不聊生。有鉴于此，墨子强调：“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不可不禁而止也。”（《墨子·非乐上》）看来，墨子不仅要非乐，而且还要禁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

在“节葬”的问题上，墨子明确反对“厚葬久丧”。在墨子生活的时代，统治者实行厚葬久丧的丧葬制度，认为这是尽孝道，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