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体系

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特点是什么？
德国的统一破坏了欧洲的均势，促成了欧洲列强之间地位的急剧变化，导致欧洲的重心逐渐向柏林转移。

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变引起邻国的焦虑和恐慌。

深谙地缘政治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认识到，欧洲均势的任何改变都会激起列强的联合抵制。

鉴此，俾斯麦从1871年接任帝国宰相到1890年被迫辞职的二十年间，自我节制，极力改变锋芒逼人的形象，以稳建温和的风格扮演维持现状的角色，稳定欧洲的秩序，缓和紧张局势。

本文拟就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出台的背景，外交政策的目标、策略的演变、作用以及弱点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军事力量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是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兴起的，因此，对欧洲的政治和外交格局的冲击格外严重。

德国统一后，国势与日俱增，边缘地区的列强所感受的压力也随着日益加重，因而列强互相接近结盟对付新生德国的可能性也日渐增大。

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缺乏稳定的外交基础，活动余地相当狭小。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的话，德国是天生被包围了的国家。

俾斯麦对德国客观环境的局限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位于欧洲中部。

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进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进攻的可能。

此外，根据世界历史整个发展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

”（注：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德国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1987，第168页。

）俄国外交官彼得·舒瓦洛夫伯爵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俾斯麦因德国地位易受威胁而忧虑，不断受到敌对列强“结盟的恶梦”（注：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中译本），第二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的纠缠。

显而易见，如何设法消除敌对同盟围堵的潜在危险，便成为俾斯麦外交政策的中心课题。

1870年，普鲁士在军事上战胜了法国，但是，翌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并未能与法国真正达成和解。

德国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图在地理战略上削弱法国。

从此，德法两国结下难解之仇。

诚然，法国没有实力单枪匹马同德国再进行较量，但是，强烈的复仇心理驱使着法国随时准备着与任何同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

因此，俾斯麦便失去了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

边缘地区的列强，除法国之外，有英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

英国虽然受到强大而统一的德国兴起的影响，但毕竟不如法国和奥匈帝国那么直接。

英国这个殖民帝国依然保持着工业、商业和海军的优势。

它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动向。

如果德国的作为超出英国容忍的限度，英国必定会联合欧陆列强制衡德国。

奥匈帝国是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受害者，实力较弱。

俾斯麦基于外交战略考虑对奥匈帝国颇为重视。

早在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就决意以“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德国，保留奥匈帝国。

如果摧毁它组建“大德意志帝国”的话，几百万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便成为公民，无疑会对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构成莫大的威胁。

就是在这个“小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天主教势力业已强大到让俾斯麦难以对付，最后只得退让，中止了“文化斗争”。

更何况外加这几百万天主教徒呢？再者，这个“大德意志帝国”必将夹在渴望复仇的法国和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之间，只得终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保留奥匈帝国作为缓冲国，俾斯麦始终认为是意义重大的一项举措。

19世纪后半期，欧洲列强竞相扩张。

奥国没有强大的海军以进行海外殖民活动，便只好向东南面的巴尔干半岛伸展势力，因而与俄国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

由于奥国对俄国持有强烈的戒惧之心，自然有与德国保持友善关系的愿望。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新统一的德国最大的威胁该是东邻俄国，因为普俄两国瓜分波兰之后，俄国可以从波兰边境有效地发动危及柏林的入侵。

幸好普鲁士与俄国一直保持着友善关系，俄国在普法战争期间陈兵奥国边境支持普鲁士，两国皇帝的关系显得相当亲密。

但是俄国首相哥尔查科夫看见俄国的保护国普鲁士从战火中一跃成为中欧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难免因妒忌而不满。

毋庸置疑，毫无顾忌地追求国家利益的俄国，也是制衡德国越轨行为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维也纳体系
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新均势体系
背景拿破仑用战争向欧洲输出革命，欧洲的封建君主非常惧怕，他们联合对抗法国。

虽然当时已处于蒸汽时代，工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发展潮流。

但是由于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力量，拿破仑战败。

在制裁法国的基础上，战胜的欧洲封建君主们召开了维也纳会议，确定了欧洲的封建统治秩序和国家体系。

我们称之为维也纳体系。

维也纳体系后，英国重新控制了欧洲，并且达成了欧洲势力均衡，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维也纳体系在欧洲反法同盟围剿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这一体系重新恢复了欧洲范围内的制衡，并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维护了这一地区的和平。

1871年，自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就处于分裂的的德国终于走上了统一之路，素有“铁血宰相”之称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运用其政治、外交和军事才能为德国在欧洲列强之中崛起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并建立了以德国为核心的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结束了欧洲制衡的均势格局的“黄金时代”。

这一次欧洲国际体系的转变具有时代的特色，也包含了世界国际体系转变的一定规律。

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体系的转变规律就是体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由有序稳定到无序失衡，再由无序失衡到新的有序稳定，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过程，但每一个新的有序稳定都在更高一级上实现的国际体系的发展。

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国际体系的发展也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在曲折中前进，在循环中上升的。

用文学的语言形容就更为简练：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深究这个中的根本动因，就在于体系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变化。

从维也纳体系打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者转变中，乃至近代欧洲各个体系相继建立与衰败中，我们都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

以这种总体的方法为指导，来探讨维也纳体系到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转变，不仅可以分析出其个中因素，还能起到统观全局的作用。

一、科技发展是这一转变的经济因素。

十九世纪70年代欧洲掀起了大规模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电力的应用、内燃机的出现以更大的优势取代了蒸汽机为动力时代。

自由资本主义也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正在形成，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也在全球各处生根、开花、结果。

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均衡，使得欧洲格局发生了变化，后起的资本主义新秀德国在此时跃居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之首，而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法则退居次席，德国的工业产值甚至已接近这两国之和，而在海外殖民地方面，先行一步的英法依然掌控这世界大部分的地区，这种国家实力与全球权益的不平衡必然会产生和激化矛盾，以德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新兴国家必然根据国家实力来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那么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也就顺理成章。

由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实力的转变也正是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转变时必须注意的经济条件。

二、与历史发展潮流相悖是这一转变的社会因素
整个世界都出在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逃离不了这一范畴。

维也纳体系的建立本身就违反了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反民主民族革命的一个维护旧体制的反动体系。

拿破仑帝国覆灭以后，欧洲各国君主力求将欧洲恢复到大革命之前的均势格局，领土的调整，正统主义原则的恢复，最终实现的欧洲的暂时和平，并建立了欧洲中心的世界殖民体系。

这从根本上就决定了这一体系本质的反社会性，而这一体系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主义桎梏之间存在的矛盾。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兴起更是维也纳体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新的、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国际体系必然会紧随其后，应运而生。

此时，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利益为正原则来指导欧洲国际关系的维也纳体系，已同这一时期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了。

德国在实现统一以后，对于就得欧洲封建枷锁必定是深恶痛绝，国内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也必然要求更加自由的社会大环境，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提出与建立就是对这一历史潮流的呼应和对维也纳体系的最大挑战。

再者，自由资本主义已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前行，维也纳体系的“正统主义原则”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基础。

三、地缘关系是这一转变的地理因素
统一后的德国地处中欧，两面被法、俄夹击，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俾斯麦开始了其处心积虑的阴谋，营造新的欧洲秩序。

刘德斌教授将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核心思想归纳为：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霸权地位。

也正是这种地缘上产生的矛盾使德国确立了联奥、拉俄、亲英、发法的外交战略。

俾斯麦个人的外交才能也在这种解决地缘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四、体系约束力不足是这一转变的内在机制缺陷
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初，其对内的约束机制主要是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神圣同盟是反民主民族主义的，英国并没有参加这一同盟，其内在原因就是英国内部采取了保守的民主革命，使其国家性质与这一同盟的原则格格不入。

英国参加反法战争与欧洲大国协调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防止欧洲大陆出现一国独霸的局面，平衡欧洲权力的分配。

欧陆各君主专制国家除了要恪守保持大国均势，维持欧洲现状，还要防止民主民族革命对这一时期的欧洲现行制度的破坏。

于是就出现了力图英国自由主义与欧陆封建专制相结合的历史谬误，也正是这两者利益的差异导致其并未奏效。

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时在维也纳体系中存在，而二者对待很多问题的态度都不同，以致两种主义在体系中都起着作用，他们之间的对立和原则的分歧也恰恰表明了体系内部不同利益的纷争。

德国也正是利用了体系机制上的缺失，在迂回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起来。

总之，从维也纳体系到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转变过程中，矛盾的不断变化起了不可消除的作用，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于文化意识领域的纷争与角斗都是促成旧体系解体，新体系建立的因素。

无论是维也纳体系还是大陆联盟体系，乃至于后来的凡尔赛体系都是地区国家实力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要求。

由此我们可以判定，任何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际格局的形成与调整都不是单一因素所决定的，都是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