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运动”以来新诗和旧诗的发展趋势

浅谈“五四运动”以来新诗和旧诗的发展趋势

古典诗歌历来都是代表传统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古典文学发展的顶峰。鸦片战争过后，在旧体诗饱受压迫的同时，新体诗应运而生，“五四运动”后迎来它发展的大好时光。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新诗和旧诗都经历了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命运，如今，它们又在社会的呼声中重回大众视野。文章主要浅析自“五四运动”后，诗歌随时代变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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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诗的“落没”与新诗的“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近代中国开始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但这时也有很多外国先进思想理念传入，许多像康有为、梁启超等这样的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路。而这时，曾在中国传统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诗歌的创作也逐渐走向僵化，“滥调陈词”“无病呻吟”等相当普遍，且经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文字狱”等高压政策，到了清末民初时古典诗歌已经不符合当时人们所追求的对自由、民主的表达，因此，古典诗歌难以适应当时社会时代的变迁。古典旧诗开始没落，而新诗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黄遵宪在《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诗：“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真传。”不难看出人们对新诗的推崇。“五四运动”过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爱国人士找到了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时新文化运动也在蓬勃兴起，以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目标，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1917年2月，胡适的《白话诗八首》的发表标志着新诗的诞生，1920年《新青年》出版的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新体诗歌形态的艰难过程。郭沫若的《女神》是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它的发表则为新诗确立了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新诗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力压旧诗，呈现繁荣的趋势，成为中国的主导诗歌。如《凤凰涅槃》：“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凤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这段诗借凤凰浴火重生的古老传说，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敢于打破陈规、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这里面的凤凰不仅是作者的化身，也是中华民族新生的象征，是呼唤民族觉醒的精神史诗。一般来说，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文化会受到占优势地位的民族文化的影响。比如，盛唐时期，汉民族文化吸引了很多国家派使者前来学习，学习礼仪、文学等，如日本的遣唐使，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于是随着世界经济市场的发展，外国诗歌对新诗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诗人在吸收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究，形成了不同的诗派，如以冯雪峰、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以卞之琳、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等，这些诗派或大或小，成就不一，都反映了当时混乱的年代诗人们对民主、自由、平等的向往和救亡图存的思想。其中戴望舒的《雨巷》：“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就深受19世纪末法国艺术流派的影响，用暗喻、隐喻、象征

等手法表现内心的情感，不同于郭沫若气势磅礴、绚丽夺目、大开大合的气势，戴望舒的诗不但有外国诗歌的影响，也深蕴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婉约、清丽韵致，是中西結合，新诗旧诗交锋的完美融合，他因此也被称为“雨巷诗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百花齐放”与“文革”时期的“萧瑟时代”

旧诗一方面仍然遭受着新诗的高压屠戮，一方面又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手下坚韧腾跃，这里就不得不提毛泽东对旧诗的贡献。据粗略估算，毛泽东一生大概写了70多首旧体诗，如《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是对抗战名将戴安澜将军的盛赞和深切的怀念，用古典挽诗的朴实庄重、悲壮意远写出了他对戴安澜将军为抗日献出宝贵生命的诚挚哀悼和无限的敬意！毛泽东诗歌的发表和有关诗歌发展格局的论述公布，也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写道：“诗应当以新体诗为主题，旧体诗也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不易学，这些话仅给你们参考。”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诗歌发展的想法，即以新诗为主，旧诗也要发展，毕竟是上下五千年传承的文化瑰宝，不能断。此后除了像陈毅这样写旧体诗的诗人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还有郭沫若、何其芳这样的新诗人也投入过旧诗的怀抱，使旧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焕发出新的光芒。新诗也在旧诗中找到了新的营养来源，化古为今，推陈出新，中国诗歌一时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是引发“文革”的导火线，从1966年开始全国开始卷入“文革”的浪潮中，造成无数的文物破坏，无数文人被打压批斗、思想受到禁锢，政治法律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混乱，终日人心惶惶。一般来说，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产物，特别是“文革”时期，大部分优秀作品被安上各种罪名而遭到大批判，少部分的刊物也带上了极为严重的政治色彩，被称为“遵命文学”，公开出版的诗歌主要是由工农兵创作，基本上都是口号标语类型的打油诗，几乎没有诗歌特有的艺术境界和情怀。与此同时，由人民群众发起的“地下文学”也相应兴起，也可以称为“地下诗学”，因为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诗歌，流传最广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染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这些满怀激情充满希望的话语出现在青年们迷茫的时刻，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惊醒和呼唤的作用，因此这首诗广为流传，就算是现在这首诗也发挥着它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与新时代的“迷茫”

在经历“文革”摧残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诗人在经历长久的思想禁锢和心灵扭曲之后，迎来了新的曙光。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文学创作，诗歌也如雨后春笋涌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的兴起给中国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因为在艺术表现上多用象征、含蓄、隐喻、暗示等手法，给人一种“烟笼寒水月笼沙”的美感，同时又带有隐约、不透明的讽刺、嘲笑等氛围，因此也被称为“古怪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