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群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陕西作家群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秦腔》评语：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2008年11月2号晚，在风景如画的浙江乌镇，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落下大幕。

陕西作家贾平凹凭借长篇小说《秦腔》一举获奖。

至此，连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七届茅盾文学奖中已经有三届出现了陕西作家的身影。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陕西籍作家是毋庸置疑的重量级人物。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等长篇小说是新中国建国后到文革前十七年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王汶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曾经点燃过几代人的文学激情。

然而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的风雨飘摇后，陕西文坛一度青黄不接、一片寂寥。

时间来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欣喜地感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降临。

作为当时陕西省内唯一的文学杂志，《延河》承担起了振兴陕西文学的重任。

时任《延河》杂志编辑的著名评论家李星回忆说：“当时为了给刊物挖掘好作品，《延河》杂志的编辑们几乎踏遍整个陕西，寻找能写的人。

终于在1981年1月，推出了两期陕西作家专号。

”“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京夫、邹志安等这批作家、小说家全部推出来了，在全国第一次打出地域性的作家群。

”陕西地形南北狭长，不同的人文历史和地理气候截然区分出三大自然区域，孕育了风格各异的几个作家群。

陕北的粗犷豪放、关中的深沉厚重，陕西作家们用不同的文学气质书写着他们脚下的土地和所处的时代。

文艺评论家李星：“陕西作家好多都是农村出来的，他们恰恰在这个时候打出了自己的强项，就是他对农村很熟悉，最先敏锐地感受到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带来的变化，这跟陕西文学一直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有关。

”这是1984年作家路遥根据自己的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

影片开头近二十秒，一个人在荒凉的黄土高坡上锄地耕作的长镜头，形象勾勒出城乡交叉地带青年高加林不甘心被贫瘠落后的黄土地束缚，希望走出人生，走出一条人生新路的矛盾彷徨心理。

文艺评论家李星：“中国社会变动，农村返乡知识青年已经不能忍受农村那种落后、闭塞、压抑，我在看文章时，我说主人公高加林是农村改革的一直报春燕子，他不安于现状，他要改变这种现状。

”就在路遥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被各地读者争相阅读的时候，小说《白鹿原》正在作家陈忠实的脑子里无声地酝酿着。

五、六年创作时间中，陈忠实写得很慢很苦闷，他几乎谢绝了所有的交际活动，猫在西安东郊的农村老家一门心思写作。

他曾经对妻子说：“这回要是弄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安息的巨作，就永远留在乡下喂鸡。

”这是秦腔现代戏《白鹿原》的片段音乐。

故事以渭北高原白、鹿两家的兴衰为主线，讲述百年时间四代人的命运，描画了一部浩瀚绵长的西部历史画卷。

1992年7月，《白鹿原》出版，立刻引来文坛轰动，人民排队购书，盛况空前。

《白鹿原》的成功，其实只是当年陕西文坛兵强马壮的一个缩影。

1993年5月前后，《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陈海的《热爱生命》、京夫的《八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五部长篇巨著，先后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

人们清晰地感到一股强劲的文坛疾风，正从西向东吹遍中国文坛。

当时《光明日报》以《陕军东征》为题，历数了陕西作家群的实力。

文坛陕军这一名词从那一天起在文学圈内异常响亮。

这一时期，除了长篇小说之外，陕西文学在其它领域也是硕果累累。

刘成章的散文《仰望彩云》、冷梦的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红柯的《春牛》、叶广芩的京味小说《梦里何时到鹊桥》分别获得鲁迅文学奖，陕西作家还频频登上其他各种奖项的领奖台。

在文学陕军的主将中，贾平凹无疑是最具争议的作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剧烈变化，许多知识分子陷入了迷茫和焦虑。

小说《废都》恰逢其时地塑造了文人庒之蝶的形象。

小说出版短短几个月之后，书中人物性格颓废的一面和小说善感的格调就引来了极大非议，一时间讨伐之声四起。

贾平凹：“《废都》的阴影一直笼罩了我十多年，你啥也做不成，只有低头在那写东西。

”充满灵性执着的贾平凹终于埋头写出了他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秦腔》。

小说真实反映了农村社会变革的艰难与悖论、农村新老两代人的心灵痛苦和生命冲突。

贾平凹说，他动用了自己最后一块资源储备，为故乡竖了一块文字碑。

文艺评论家肖云儒：“他整个作品综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农民命运的断代史，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的断代史。

”正是有了植根于黄土地的文学创作和乡土情思，正是有了直面现实问题的敏感预知和深入思索，正是有了作家在整体文学不景气之时甘于寂寞的执着求索，陕西作家用他们的文化底蕴、个人魅力和深厚写作根底，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4年是陕西省作协成立50周年。

陕西作家群的中坚力量再度发力。

冷梦的报告文学《高西沟记事》、冯骥奇的《村子》、杨红柯的《西去的旗手》、叶广芩的《青木川》等长篇小说以集体亮相的方式再次舞起文坛陕军的旗帜。

于此同时，陕西省作协还成立了文学院，负责文学青年的发现和培养，采用签约制的方式打破从前文学创作的铁饭碗。

陕西省作协书记雷涛：“过去的专业作家那就一定要是公务员，你必须是这个体制内的。

现在签约就打破了这个旧的框框，你是社会哪一个层面的人，只要你在文学创作上有潜力、有成就，我们都可以签。

”今天，签约作家制在陕西发掘文学新人方面已经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一批14个签约作家已经陆续推出了作品，在花花绿绿的商业浪潮中，用严肃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当前的中国文学不断增添着经典之作。

谢收听本期节目，再见！发信人: coolmid (421号文件|每天熟读一百遍), 信区: Shaanxi标题: 从黄土地走向世界——陕西作家群崛起动因初探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Mon Mar 14 01:50:43 2005), 站内（刘运祺湖南邵阳师范学校，４２２０００）摘要：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陕西作家群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首先，陕西是一块文化富矿，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经济发展滞后诸方面优势与劣势并存，深深地影响着作家们的秉赋、气质与文品，并使他们形成共识。

如忧患意识，境界与哲理意蕴。

女神崇拜，“向内求善”的审美追求，写实手法与故事性。

其次，从现实角度看，陕西作家兼容中外文化，大胆实践，刻意求新，勇于开拓和进取，因此成绩斐然。

陕西作家群的成功，给中国走向低谷的文坛，放了一颗信号弹——震醒了社会，轰动了世界。

关键词：陕西作家崛起积淀文化哲理兼容１９９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几家权威出版社，相继推出了《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废都》、《热爱命运》等五部大作，它们全是陕西作家的新著。

这几部作品，使静寂的文坛，出现了近几年除股票交易之外所没有的热闹。

“陕军”怎么突然强大起来了？！本文就是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对陕西作家群的影响笔者认为，陕西作家队伍的发展壮大，占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关中深厚的古老历史文化积淀和作家特定的生存条件。

（一）、陕西作家群的生存环境与恋土情结正如评论家王愚所说，陕西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又是一块文化传统丰厚的土地。

历史上的陕西是文化之邦。

《易经》、《尚书》、《礼记》、《史记》都诞生在这块土地上；西安曾是十二个皇朝的都城，是九州方园人才荟萃之地。

虽然这些历史上的人、事早已沉戟千古，但他们的成败、得失、功过，是深埋在浩瀚的历史烟海中的珍宝；“丝绸之路”与大运河，又为古代中外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通途与契机。

至今西部民族的坚韧、顽强、古朴、粗犷、仍可窥见古代民族融合的印记。

但是，元代以后，西安作为京兆的地位彻底失落，从此陷入了冷落、萧条。

一种沉重的历史失落感在这块土地上积压下来。

陕作家群就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

他们在荒凉、贫瘠、封闭、落后相交互，丰富的古文化与经济满足后诸方面优势与劣势并存的区域间生息着。

八百里秦川的平坦浑厚，黄土地的博大浑朴，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都带着与生俱来的豪爽豁达和朴拙。

当时代的列车隆隆向前飞奔，改革的春风在陕南陕北大地上引起微澜的时候，作家们的心灵也同样产生过向往都市文明与怀念故土的强烈矛盾。

他们没有被涌动的商潮卷走，而是矢志不渝地把根扎在黄土上，扎在区域文化中，把一方山水和风土民情作为描写对象。

因此，奔涌在他们心底，流溢于笔端的是一种强烈的恋乡恋土情结。

陈忠实的《白鹿原》所描绘的正是十二朝古都所在地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的世俗风情和世纪史；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所写的就是“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１）］的陕北高原的文化风俗；京夫在《八里情仇》里所展现的是汉水旁、巴山下的陕南风光；程海的《热爱命运》虽然主要着眼于心灵流程，但关中平原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俨然是献给读者的一幅油画；贾平凹的《废都》则是唯一写西安现实生活的，长期积压在人们心中的沉重的历史失落感，经他感悟而衍化成一种“废都意识”［（２）］，小说虽不是贾平凹出生的商洛山区的风物民情，但这种广义的乡土情愫，却显得更深沉、厚重。

这些长篇，几乎对陕西境作了全景式的观照，作家们并以此为依托，来展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民族发展史，文化演变史，革命斗争史。

（二）、古老文化传统的影响陕西是华夏土地上的一块文化富矿。

这大片富矿对辛勤耕耘的陕西作家群的秉赋、气质，文品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并很自然地形成一定的共识。

１、忧患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生于忧患的民族。

从《易·系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到《诗经》文人讽谕诗的“我生靡乐”、“忧心如焚”［（３）］，及至屈原《离骚》抒政治之忧愤，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这些都说明“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且早已有之，它根源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

近年来，忧患意识逐渐淡化。

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很少见到有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疾苦，能打动人、感化人的作品出现。

而陕西作家群则不同，他们继承了周文王、司马迁等先哲遗留下来的传统，生活的琴弦始终萦绕坚实的黄土地而拨动，音符更多地依附着这块土地上生生息息的人从前的衣、食、住、行而跳跃。

在他们的作品里，不仅保持着忧国忧民的民族精魂，同时还注入了新的时代意识——关心社会变革，探讨民族变革的新途。

例如《废都》就表现出经烈的“生存焦虑”［（４）］。

《白鹿原》以共产党员白灵被自己人活埋、《最后一个匈奴》里中共党员杨作新的惨死，对３０年代党内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是以往的文学作品讳莫如深很少涉及过的领域。

对“文革”的痛定思痛，《八里情仇》等作品则写得更为深沉。

贾平凹《浮躁》中那条“浮躁”的州河，虽然是象征着今天变革时期民族的一种文化心态，象征着我们民族的文化流程，但同时对改革的前途地进行了有益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