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维诗歌语言的想象力【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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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目:论潘维诗歌语言的想象力

专业:汉语言文学

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综述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或争论焦点)

潘维(1964—),浙江湖州人。出生于安吉孝丰镇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儿时多病,受到家族里众多女性的宠爱。74年,10岁那一年,随父母迁居长兴。15岁时开始写诗,是受到唐诗宋词的影响,写一些押了韵的句子,可以搏得邻居小姐姐异样的眼光。这,也许是一个诗人的发生学的最初源头。“让一艘大轮船拖走所有讨厌的数学题目吧!”根据潘维初中同班同学吴元丁博士的回忆,潘维当时逃离初二毕业班的直接导火索是他的数学老师的一次解题中的批评。在解一道平面几何题里,潘提出了与老师不一样的思路,而老师自己讲不清楚,于是判学生胡思乱想,潘维勃然大怒,掀翻课桌,抛开课本,冲出了平行线、圆切线、辅助线,冲出课本、学校与老师喋喋不休的引领。后来,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统一无非是让愚昧扩大一点罢了”体制化了的教育如同另类的“法西斯”,迫使潘维像任性的诗句那样冲出格律、教条与多数人的篱笆。当是时也,潘维还是个“玻璃孩子”,一头扎进了他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的父亲书柜里的《高等数学》的微分、积分、复变矩阵的迷宫。很快,他就放弃了做一个东方莱布尼茨的自学梦想。一贯的基本主题为少女、时间里的江南和作为审美化生存的诗歌。为当代汉语诗歌贡献了非凡的才华,在呈现江南水乡之生命体验的诗篇里展现得尤其精彩,是汉语诗坛公认的“江南天王”,被誉为“现代汉语之美硕果仅存的高地”。著有诗集《诗五十首》《隋朝石棺内的女孩》《潘维诗选》等。现居杭州,为影视公司制片人。

诗歌的想象力是一位诗人的诗歌得以存活的灵魂,假如失去了想象力的依托,那么这样的文字就不再被称为诗歌了,变成了仅仅具有信息传递功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表达得再华丽,它也仅仅能够作为散文的意义而存在。潘维要做的就是为其独特的想象力灵魂配上语言这个躯体,使其诗歌变得有血有肉。潘维主张捍卫汉语诗学的尊严,虽然真正进入汉语诗界的人并不是很多,很多人还没有进入汉语写作,因为汉语有它内部的世界,每个人心性不一样,关注的部分也不一样,所以潘维语言中他表达了整个江南。

潘维始终将自己的写作提法称为“江南写作”,他反对南方写作称谓,认为前者似乎更具体。江南是有既定概念的,南方没有界定的概念,但是江南是有的,它首先是阴性的东西,江南的传统的形成,还是宋以后的一些文化因素导致的,江南文化比较完美,基本上完成得非常好,包括日常的生活状态,在封建系统里是完成得特别纯粹的,至少在他的理解里是特别纯粹的一个时间状态。我们所要研究的真正在这样一幅流动的液体江南中,潘维如何用自身充满想象力的语言捍卫这片汉语诗学的阴柔土地。

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

关于潘维,对其的研究材料显然没有古代文人骚客那么繁盛,故而对其的研究才更具有实际的意义。对潘维诗歌的研究基本可分为这几个方向:分析他的成长经历、性格和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即(想象力的源泉);从审美的角度分析其语言的艺术风格;潘维诗歌与其他诗人风格的比较研究。

(一)在《潘维评传》当中注重的就是潘维的成长与诗歌创作间的关系。潘维,1964年出生于浙江省安吉县孝丰镇一个大家族中,在众多女性的宠爱中成长。1974年,10岁那一年,随父母迁居长兴。15岁时开始写诗,是受到唐诗宋词的影响,写一些押了韵的句子,可以搏得邻居小姐姐异样的眼光。这,也许是一个诗人的发生学的最初源头。“让一艘大轮船拖走所有讨厌的数学题目吧!”根据潘维初中同班同学吴元丁博士的回忆,潘维当时逃离初二毕业班的直接导火索是他的数学老师的一次解题中的批评。在解一道平面几何题里,潘提出了与老师不一样的思路,而老师自己讲不清楚,于是判学生胡思乱想,潘维勃然大怒,掀翻课桌,抛开课本,冲出了平行线、圆切线、辅助线,冲出课本、学校与老师喋喋不休的引领。后来,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统一无非是让愚昧扩大一点罢了”体制化了的教育如同另类的“法西斯”,迫使潘维像任性的诗句那样冲出格律、教条与多数人的篱笆。当是时也,潘维还是个“玻璃孩子”,一头扎进了他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的父亲书柜里的《高等数学》的微分、积分、复变矩阵的迷宫。很快,他就放弃了做一个东方莱布尼茨的自学梦想。因为,他那萌动着“性爱幻觉”与“政治幻觉”(刘翔语)的内心听到了何其芳的召唤:“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呵,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我听得清你树叶和夜风的私语,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何其芳《预言》

诗人怀着对大师近乎羞怯的敬畏,佩戴着“树叶”的徽标,以“酿酒的孩童”的身份,投入到语言田野上的倾听、凝视与如饥似渴的鲸吞之中。这种阅读生活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灼烫的鞭痕”:

“我,潘维,一个吸血鬼,将你的生命输入我的血管里”——《致艾米莉·荻金森》“追随兰波直到阴郁的天边/直到庸人充塞的城池/直到患寒热病的青春岁月/直到蓝色野蛮的黎明/直到发明新的星,新的肉,新的力”——《追随兰波直到阴郁的天边》“潘维,一个第三世界的孩子,出身平民/走到他小小的尸骨前,然后停住/问道:这是什么闪耀/每一阵寒冷之后/便剩下贫穷、坚定和主义”——《潘维悼念麦克迪尔米德》一种个人化的低沉、碎裂、虚无与宿命驱动诗人进入了深刻的反思之中,“玻璃孩子”为自己从前“无意中仿效了皇帝”的“浪漫”深感“耻辱”。以逃学开始诗歌之旅的“肉欲分子”(刘翔语)开始了又一次逃学。这一次,诗人逃离的对象是唯美主义的篱笆,是纯粹感性的高地,是“哀歌一样明亮”的歌谣话语方式。他逃入了早年基本放弃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沼泽。在《生命中流行鼠疫》中,他甚至不无偏见地宣称,“懂得社会以来,一切就都染上了鼠疫。”冷漠、厌倦、衰老、癌症、沉沦、无意义国度、舌头下的浪费等话语构成了诗人情感谱系。他的孤独不再明亮、轻逸、灵性四溢,而是一种类似于多多“大地有着被狼吃掉最后一个孩子的寂静”

迄今为止,人们一般都将潘维视作一个与北岛一代毫无关联的“玻璃孩子”,一个后现代解构主义诗人,一个淹没在90年代多中心、多元化个人化写作潮流中富有才气、但缺乏现实关怀与历史责任感的诗人。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现象性误读。这种误读与其说是精英文化本身的边缘化的客观结果,不如说是90年代后诗歌界本身浮躁、趋利、自我异化的主观必然,其中蕴含着诗界的莫大的悲哀。

因此,在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模仿克洛岱尔并以极其骄傲的口吻说,1982年那次几乎没有遭遇任何阻碍的天遣式的逃学,使中国的大学校园失去了一个学富五车的“博士、教授、博导”,使潘维的家人失去了一个传统意义上光宗耀祖的家族传人,使他发誓“一辈子都不愿干长兴县县长这个苦差使”却深陷于多雨多病情感的家乡失去了一个可以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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