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冯友兰之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关于孔子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冯友兰如是说。

关于诸子百家的由来：《史记》最后一章，司马迁援引其父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其中司马谈将他之前的几个世纪中的哲学分为六家，第一阴阳家，第二儒家，第三墨家，第四名家，第五法家，第六道家（道德家）。

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的第二位历史学家是刘歆，在《汉书·艺文志》中刘歆将诸子百家分为十类。

但其中不包括小说家，刘歆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儒起仁者之风一、关于儒家孔子出生于鲁，祖先为周朝之前的商朝后裔，商朝被周取代后，后裔被分封为宋国。

由于政治动乱，孔氏家族在孔子出生之前就失去了贵族身份，迁居鲁国。

中国古代的各派哲学家由于有了私学而兴起，而私学的出现是由于大量的“士”阶层由于政治原因流落民间，而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大量招收学生的第一人。

孔子时代的私学，讲授“六艺”，是指儒生应当学习的《诗》《书》《礼》《乐》以及《易》《春秋》这六门功课。

关于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六经是孔子所著，另一派认为孔子著《春秋》，编《诗经》和《书经》评注《易经》，修订《礼记》和《乐记》。

二、关于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我们所见到的孔子是一位老师，他希望经过他教导的学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即“成人”，他以经书包含的各种知识教诲学生。

他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向青年学生解释古代的遗产，“述而不作”。

另一方面，在解释古代的典制、思想时，孔子是以自己对道德的理解去诠释古代的经书。

在讲授《诗经》时，他强调其中的伦理价值，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三、关于正名孔子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走上轨道，井然有序，首先要做的是“正名”，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该与它的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一次，齐景公问政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每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有一定的含义。

这类事物应该做到与它们的名字的含义，也就是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

四、关于仁义对于个人的品德，孔子强调仁和义，尤其是仁。

义者宜也，即以个事物应有的样子。

它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

儒家认为“义”和“利”是截然相反的。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仁”的观念则具体的多。

一个人有他自己的义务，那是他应该去做的。

但这些义务的本质应当是“爱人”，即“仁”。

在《论语》里，有时候“仁”不仅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所有的德行。

这便是“仁人”一词的含义。

在这种场合下，“仁”的含义是“品德完美”。

五、关于忠恕《论语·颜渊》篇里记载，仲弓问仁，孔子回答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雍也》篇里记载，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忠”和“恕”的做人原则也就是“仁”的原则。

每个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度，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

六、关于知名儒家从“义”有发展出“为而无所求”的思想。

人做自己所当做的，因为这是道德本身的要求，而不是由于道德之外的任何考虑。

孔子自己的一生都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处身在一个社会政治动乱的时代，竭尽全力去改造世界，像苏格拉底那样周游列国，与各种人交谈，虽然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但他从不气馁，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

在《论语·宪问》篇里记载孔子论到自己时候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命”对孔子来讲，这个字的含义是“天命”或者“天意”，而到了后期儒家，“命”的含义其实是指宇宙间一切存在条件和一切运动的力量。

按照孔子的看法，“知命”是作为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六、孔子的心灵修养在《庄子》中，我们看到道家往往嘲笑孔子的目光只限于仁义道德，只知道道德价值，却不知道还有超越道德的价值。

其实不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二从心所欲，不逾规。

”孔子所谓“学”，不是我们今天的“学”，是说自己懂得了立志学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还说：“立于礼”，又“不知礼无以立也。

”这就是三十而立的含义，意思是说到了三十岁，懂得行事为人的准则。

他说四十不惑，《论语·子罕》篇“知者不惑”可以知道，他回顾自己，到了四十岁时，懂得了人生的智慧。

但是，从五十岁开始，他懂得了天命和顺命。

换句话说，他进一步懂得了再道德以上的价值，与苏格拉底有些相似，苏格拉底觉得自己是承受了天命来唤醒希腊人，孔子也觉得自己承受了一种神圣的呼唤。

当时有人评价他“天下之五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孔子在做他的工作时，自己也意识到他是在遵行天命，收到上天的呵护，换句话说，他意识到那比道德更高的价值。

七、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生前，他主要是作为一名教师的身份出现，但在去世以后，渐渐被尊为“唯一”的夫子，地位凌驾于所有的教师之上，司马迁尊孔子为“至圣”，他的地位又被提高了。

当时有些儒家甚至认为，孔子受命于天，继承周朝之后，开辟了一个新的朝代，这个朝代没有皇朝，也没有帝王，但孔子成了无冕之“素王”。

这种错误的观点一直到新儒家那里才得到根本的扭转。

墨挟侠者之气在周代，帝王公侯都拥有自己的军事专家，这些人是世袭的武士，是当时军队中的骨干，周朝后期统治权力解体，这些军事家丧失了权利和爵位，散落全国，只求有人雇佣，得以维持生计，他们被称为“侠”或者“游侠”。

《史记》中称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墨学中，有一大部分便是这种武士道德的延伸。

墨家具有严密的组织形式，足以进行军事行动。

首领称为“钜子”（大师），对本团成员，具有生杀大权。

墨子及其追随者与当时的其他游侠有两点不同，首先，其他游侠谁雇佣就为谁卖命，而墨家反对任何侵略战争，他们只为防御性战争效劳。

其次，通常的“侠”只是墨守武士的职业道德，墨子则对武士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化的解释，因此，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流派。

一、墨子对儒家的批判墨子为儒家列出四条罪状，（1）儒家不相信天或者鬼，导致了“天鬼不悦”。

（2）儒家过度强求礼，尤其是厚葬，对民间财力是极大浪费。

（3）儒家“盛为声乐以愚民”，让少数贵族奢侈享受。

（4）儒家主张宿命，使得百姓怠惰顺命。

二、墨子与兼爱思想墨子对“仁”没有提出异议，提出“兼爱”思想，并系统地区别了“兼”与“别”，普通人大多认为爱是有“区分”的，而墨家认为我应当像关心朋友和朋友的父亲母亲。

结果是，他为朋友竭尽全力。

同事，墨子提出了衡量是非的“三表”，第一，人做事是否根据天和神灵的意志，与古代圣王的事业一致，这是事物之本。

其次，所做作为必须是百姓能耳闻目睹，加以验证的事，这是事物之原。

第三，有政府实施，看是否对国家，百姓有利，这是事物之用。

这样，墨子以功利主义的论辩证明“兼爱”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仁人以利世为宗旨，就必须以“兼爱”作为处世为人的标准。

三、天志和明鬼如何劝说世人彼此相爱？墨子认为，实行兼爱是济世利人的唯一道路，人唯有实行兼爱才是一个仁人。

墨子认为世界的利益就包括了其中每个人的利益，为世界谋利就是为自己谋利益。

墨子说过：“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为了使得人们兼爱，墨子还采用一些宗教和政治的教诲。

他将世间有神，神爱世人、神的心意就是要世人彼此相爱。

神经常监察世人的言行，特别是君主的言行。

凡是不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受到神的降灾惩罚，凡是遵行神意的人，神就报以好运。

四、墨家和儒家对待神灵以及敬拜神灵的态度似乎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墨家既信奉鬼神，却反对丧葬和祭祀祖先时要献大量的祭牲的繁文缛节；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信有鬼神。

例如，公孟子是儒家人物，他说“‘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

’”但其实，他们对于神灵并无自相矛盾的地方，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由于信奉鬼神，而是由于重视祖先。

儒家重视仪礼，是一种诗情，而不是出于宗教。

同样，墨子论证鬼神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实施其兼爱之主张，而不是对超自然有多少特别的兴趣。

五、墨子关于国家的起源理论墨子认为，为了让民众兼爱，不仅需要宗教的规范，还要有政治的规范。

《墨子》中的《尚同》篇就阐述了国家的起源理论。

墨子认为，国家权威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民众，另一来自天志。

对于人民大众为什么自愿选择绝对的权威来君临统治大众，墨子的回答是：人民大众接受这个权威，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在《尚同》中篇里，墨子又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乱治也。

”意即国家和君主乃是按照神的意志而设立的。

墨子有名言曰：“上同而不下比”，意思是说，对最高领导，要事事同意，而不要跟随下面的人。

按照墨子的理论，国家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必定是绝对化的。

主义，墨子主张，必须划一是非标准（一义）。

根据墨子的主张，“是”就是“交相兼”，“非”就是“交相别”。

墨子指望通过这样的政治规范，在加上宗教规范，可以使天下之人都实行兼爱。

有关中国哲学的背景一、地理环境《论语》里，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这段话表明，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思想的不同由来。

在中文中，有两个词语常常被用来表达“世界”，一个是“普天之下”，一个是“西海之内”。

而希腊人不明白居住在“四海之内”，怎么就是住在“普天之下”。

二、经济背景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无论和平时期或者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

春秋之时，很多小国都把“耕战之术”作为国家的要务。

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人思维的保守和不求变，同时，商人受到轻视，而任何“耕读世家”，往往引以为傲。

三、“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向，朝着反方向的另一极移动。

用黑格尔的观点表述，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对它自己的否定。

而这种观点正好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主题，也是儒家阐发《易经》时的一个主题。

即《易经》中对于“复”的阐释。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根据这个理论提醒自己“局安思危”，在极端困难中也不失望，相信福祸的辩证关系，更相信否极泰来的道理。

三、中国人对于自然的理想化道家和儒家不同，因为他们对农民生活中的不同方面加以理论化。

道家谴责文明，鼓吹返璞归真；并把儿童的天真烂漫理想化，而鄙视知识。

他们将属于自然和属于人的东西严格区分，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人为的。

四、家族制度农民靠土地生活，而土地是无法挪动的。

这促进了家族制的确立和巩固，由此发展起来的宗法制度，以主要以“家邦”为基础，以“伦理”代替宗教来划定和规范人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儒家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家族制度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