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俳句

日本俳句、和歌对小诗派的影响

小诗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俳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是上世纪初叶中国诗人对汉语诗歌形式多样化探索的结果。

中国小诗运动在1921年至1925年曾盛行一时，1922年前后小诗盛行，主要作者除了冰心之外，还有宗白华、刘大白、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朱自清、沈尹默、郑振铎、王统照及湖畔派诗人，他们都写过小诗，但影响最大的是冰心，成为小诗派的代表诗人。代表作品有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由于小诗派不少作者脱离时代，诗作没有反映现实生活，艺术上直白浅露，1925年后，小诗逐渐衰落。

小诗的定义可以界定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个诗节，五行以内，讲究韵味，注意意象刻画和意境营造，表现刹那间的情感，寄寓人生的哲思，言简意赅，韵味悠长，生动形象，细腻有味，诗意隽永。

小诗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个诗节，五行以内，言简意赅。小诗是一种短诗，从规模上讲，它限制在一个诗节，五行以内。它要用尽可能少的语句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但是，并不是说只要符合这个规模要求的短诗就是小诗了，小诗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特征要求。

第二、讲究音律，韵味悠长。小诗要讲究音律。只有讲究音律，才能使小诗产生音乐美，才能韵味悠长。这个要求，不仅表现在韵脚上，

还表现在小诗内部的节奏感上，这就要求小诗创作者要充分运用好排比、反复、顶真等修辞手法。

第三、注意意象刻画和意境营造，生动形象。注意意象刻画和意境营造，是小诗的重要特点。小诗拒绝空洞的呼喊，拒绝单纯的词语的堆砌。如果连一个深刻刻画的意象都没有，这样的诗不是小诗。小诗用意象构造优美的意境，生动形象，呈现给读者诗情画意。

第四、心灵外化，细腻有味，诗意隽永。小诗通过意象刻画、意境营造以具有音乐美感的三五诗行表现诗人刹那间的情感，寄寓诗人人生的哲思，心灵外化，细腻有味，诗意隽永。读一首小诗，就是一程情感共鸣的心灵感动之旅，就是一程心智触动的心灵感化之旅。

季羡林先生在1986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日本，“为什么独独新诗不发达呢？介绍到中国来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是长篇、短篇小说，戏剧和散文有一点，古代俳句数量颇多，但是几乎一首日本新诗都没有。在日本本国新诗歌也不受到重视，没有听说有什么重要的新诗人，这个问题不是也同样有趣而值得探讨吗？”

在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中，这确实是一个“有趣而值得探讨”的问题。其实，在日本现代文学中，新诗(白话自由诗)不是不发达，重要的著名的新诗人很多(如北村透谷、岛崎藤村、北原白秋等)，译介过来的日本新诗也不少，特别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坛曾大量地翻译过日本新诗。仅在1920年，周作人、郑伯奇、郭绍虞等人就分别翻译并发表了贺川丰彦、生田春月、崛口大学、石川啄木、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白话新诗。

然而，这些日本新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的确远不能与日本的和歌(亦称“短歌”)、俳句相比。大量事实表明，日本的和歌俳句对1921年至1923年间中国“小诗”(四行以内的无韵自由诗)的生成和流行起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日本的白话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则不是那么明显。原因很简单，日本的白话自由诗和中国的新诗一样是西方的舶来品，中日两国新诗的同来源都是西方，即使日本新诗对中国有影响，那也是次要的间接的；和日本新诗不同，和歌、俳句则是日本独特的诗体，它们对中国小诗的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在中日文学交流中就特别引人注目。当时或稍后的许多诗人、学者对和歌俳句如何影响中国都有过描述。如余冠英曾说过：“五四”时期，“模仿…俳句‟的小诗极多”。成仿吾说过：“周作人介绍了他的所谓日本的小诗，居然有数不清的人去模仿。”“五四”时期著名的小诗作者，就有郭沫若、康白情，俞平伯，徐玉诺、沈尹默、冰心、宗白华、应修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谢旦如、谢采江、钟敬文等。当然，这些诗人并非都受到了日本的和歌俳句的影响，和歌俳句也并不是中国小诗形成的唯一条件。对此，周作人曾经指出：“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它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和日本，……”这种看法已为后人所广泛接受。如冯文炳认为：“那时写小诗，一方面是翻译过来的日本的短歌和俳句的影响，一方面是印度泰谷尔诗的影响。”后来又有人进一步发挥周作人的观点，认为小诗的“来源有三：一是日本的俳句与和歌，二是印度泰戈尔的《飞鸟集》，三是中国古代的小诗”。由于所受影响的不同，中国小诗大体形成了三派。一派较多地受日本和歌

俳句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具体的、写实的、感受的、天真自然的，代表作是湖畔诗社的《湖畔》和“海音社”的《短歌丛书》；一派较多地受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抽象的、冥想的、理智的、老成持重的，其代表诗作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还有一派主要受中国古诗的影响，如宗白华的《流云》和俞平伯的《冬夜》等，宗白华就曾说过：“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和日本的俳句毫不相干，泰戈尔的影响也不大。”当然，这三源只是大体的划分，事实上，对绝大多数诗人来说，日本的和歌俳句、泰戈尔的《飞鸟集》和中国古诗的影响是兼而有之，互相渗透，而不是截然无涉的。有一个事实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泰戈尔的《飞鸟集》本身就是在日本俳句的影响下写成的。1916年泰戈尔访问日本时接触并了解了日本的古典俳句，尤其对日本“俳圣”松尾芭蕉的名句《古池》赞叹不已。泰戈尔的传记作者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写道：“这些罕见的短诗可能在他(泰戈尔)身上产生了影响。他应(日本)男女青年的要求，在他们的扇子或签名簿上写上一些东西，……这些零星的词句和短文，后来收集成册，以题为《迷途之鸟》（现通译《飞鸟集》——引者)和《习作》出版。”所以说，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受了日本俳句的影响。

日本的和歌、俳句在“五四”时期之所以广泛地影响中国，具有某些必然的内在原因。首先，“五四”时期新文学家们对日本和歌俳句的兴趣和关注，是直接承续着清末民初黄遵宪等“诗界革命”的先驱者的。黄遵宪早在《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两部著作中就介绍了日本的和歌。《日本杂事诗》有诗云：“弦弦掩抑奈人何，假字哀吟…伊吕波‟，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