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传统价值观现代化转变的差异及启示

中日两国传统价值观现代化转变的差异及启示

作者：于海君

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4期

［摘要］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形势下,中日两国传统价值观念各自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两国彼此的不同国情导致了两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变出现了五个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使两国的历史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探讨中日两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变的差异及其影响,得到的重要启示是:中日两国必须探索具有本国特色和充满理性精神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正确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国;日本;传统价值观念;现代化转变;差异;启示

［中图分类号］K25;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1）04-0069-06

［收稿日期］ 2011-03-14

［作者简介］于海君（1960-）,男,辽宁铁岭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传统的与现代的价值观念对照

价值观念是在一定社会和一定时代,人们评价各种行为、事物及在一定环境中确定目标取向的准则。东西方社会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传统和现代两种价值观念。

（一）传统价值观念的涵义及特点

传统价值观念是建立在社会小生产体系和自然经济之上的人们评价各种行为、事物及在一定环境中确定目标取向的准则。中日两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具有如下主要特点［1］。

一是突出人伦修养和等级界限。儒家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五类关系称为“五伦”,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其“礼”就是规定人们上下论等和各安其分的“三纲五常”。

二是重农抑商和贵义贱利。儒家认为,民有“恒产”才能有“恒心”,即农业才是民众的“恒产”,因此,必须坚持“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价值取向,并且践行重农抑商的宗旨。儒家还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君子”的价值取向就是贵义贱利。

三是重视经验传承而迷信权威。在农业社会经济和小生产的条件下,社会生活知识集中掌握在“圣贤”手中,人们“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就是反复解释“圣贤”之说,这些“圣贤”之说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金科玉律,也是选拔人才和考核官吏的依据。这就在崇拜圣贤中走到了迷信权威的极端。

四是强调家族主义。传统社会中“家族”占有优越地位,家族的血统、门第、个人所处的辈分、出生顺序基本上决定了个人的地位、权利、成就机会等。在此形势下,个人的身体、生命、生活都隶属于家族,一切都要听命于家族的安排,致使个人自我意识淡化,丧失了主体地位。

五是维护华夷天下秩序。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最早出自《周礼·夏官·职方氏》的记载:周王“邦畿千里”,其外分别有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环绕之。后来,尊崇“周礼”的儒家学说就特别强调“华夷天下”秩序。孔子因而把周朝“中国”、“华族”周边的居民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秦汉以后,中国内地把周朝的分封制变为郡县制后,儒家也相应地把“蛮夷”概念的外延从中国周边推及遥远的西方,并通过强化这种传统的“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来体现其“天下”观念,维护所谓的“华夷天下”的秩序。

（二）现代价值观念的涵义及特点

现代价值观念是建立在社会大生产体系和市场经济之上的人们评价各种行为、事物及在一定环境中确定目标取向的准则。现代价值观念起源于西方,并随着西学东渐而传播到东北亚地区。自从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不断成长,西方各国思想界历经多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西方社会封建时代传统的神本主义、禁欲主义和等级界限,形成了崇尚人的个性发展,突出人们之间平等精神的民主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现代价值观念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2］

一是追求工商业利益。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不断成长,西方社会形成了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经济力量。这个力量在对外积极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对内积极推动本国政府实行工业立国、商业立国的政策,极力追求工商业利益。在他们的眼里,义和利在现实生活中是统一的,不是分离的。

二是重视实验创新而挑战权威。文艺复兴后,西方思想界和科学界的先进分子对基督教神学的怀疑越来越多。他们通过实验观察和逻辑论证,把那些传统的权威学说归于谬误。于是,他们更加勇敢地挑战权威观念,重视缜密实验,积累科学知识,以不断的新发现来实现知识创新。

三是强调民族主义的国家实体。现代西方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又一个民族实体（nation）,基于这种民族的利益指向,逐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价值取向。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念,就是指居住在一个确定的领土范围内,拥有相同的语言、传统,为一个统一的政府所领导的人类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也称为“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

四是维护民族主权的国际体系。西方国家是在17世纪经过30年战争开始其现代国际关系格局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划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确立了国际之间大小国家平等和宗教信仰民族化等项原则。从此,中世纪以来欧洲基督教会神权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维护民族国家主权和扩张民族国家利益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的最高原则。

二、中日传统价值观念向现代化转变中的差异

在“西学东渐”与“西强东侵”的形势下,中日两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被迫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在中日两国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两国不同的国情导致了两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变呈现出以下五大差异。

（一）中日两国的现代价值观念的生长空间有很大差别

1.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现代价值观念的自由生长空间甚小

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属于中央集权的文化专制主义体制,故此,中国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具有持续2000多年的强韧性,而且具有居高临下、固步自封和惟我独尊的强大保守性。换言之,中国因长期领先于世界和持续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形成了极强的“中心”、“本位”、“优越”意识,缺乏尊重、学习、拿来外国先进文化和大规模改造本土文化的自觉性。因此,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20年里,清朝举国上下陷入了传统势力全面守旧的“万马齐喑”状态,几乎没有一个主政者提及“师夷长技”之事。在遭受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之后,才出现了部分地选择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洋务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才出现了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维新与革命。可见,由于上述原因,致使中国传统社会中现代价值观念的自由生长空间甚小。

2. 在日本传统社会中,现代价值观念的自由生长空间较大

日本是处于“天朝（中华）礼治体系”［3］边缘地带的、与中国联系时有时无的、自主行动相对自由的一个“属国”。德川幕府时期,中日传统的“宗藩”关系可以说是有名无实。日本主政者锁国而不锁利,既与东亚的中国通商,又与西洋的荷兰通商。同时,对待西方文化禁教而不禁学,即允许国人学习和吸收除西教以外的西学知识,由此表现出了其吸收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与实利性的价值取向。日本传统社会何以能够容许这种选择呢？有学者从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概括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三个特征: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原发性,日本传统文化为继发性”;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生创造性”,日本传统文化具有“移植模仿性”;其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保守性”,日本传统文化具有“随机应变性”。［4］日本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在若干重要方面是极不相同的。”甚至,“就连与儒教同时传入日本的道教也发生了质变,转化成日本的神道,恰好像在欧洲,对同一经典教义进行不同的解释,新教从天主教中分化出来,造反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职业理论——即韦伯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虽然本来出自相同的经典教义,但因理解的方法不同,结果在日本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