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汤亭亭《女勇士》中的创伤叙事

浅议汤亭亭《女勇士》中的创伤叙事

作者：赵越

来源：《出版广角》2015年第13期

【摘要】《女勇士》是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第一部作品。作者在《女勇士》中通过创伤叙事对女性身体进行了动态建构，为摆脱创伤影响提供了有效的心理距离，将不可叙述的事情用隐喻的叙事策略表现出来。同时，读书通过作者与读者的反应来消解创伤体验，并通过对抗记忆重构历史，重塑我国女性形象，引领华裔女性走出创伤。

【关键词】汤亭亭;女勇士;创伤叙事;女性身体

【作者单位】赵越，哈尔滨学院。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身体社会学视阈下的汤亭亭作品研究”成果之一。

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作为其代表作，震撼了当时的美国文学界，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地位，而且与其后续出版的《中国佬》《孙行者》《第五和平书》等一起赢得了当时评论界的好评。之后，众多学者从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等方面解析《女勇士》，关注华裔女性的种族、文化、社会身份以及作品中呈现出的多种叙事策略。学者詹妮弗·格里菲思（Jennifer Griffiths）认为，《女勇士》代表了华裔女性的写作水平，这部作品体现的是创伤的再现与和解;学者胡晓玲从创伤叙事角度，探讨了女性的情感欲望。可见，创伤叙事是少数族裔特别是边缘化的女性写作的内驱动力。汤亭亭在访谈中曾说道：“我在作品里力求捕捉讲故事的流动性。”《女勇士》不仅符合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而且作者试图用中国的思维模式再现华裔的成长历程。

一、《女勇士》的创伤叙事策略

1.创伤叙事通常呈现出时间的延迟和非线性的叙述进程。创伤事件与创伤叙述有时间延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叙述者对记忆的修改和见证。《女勇士》中的故事与汤亭亭生活的时代跨度很大，书中看似并无关联的故事，充满了共同的集体创伤与焦虑。从“无名姑姑”（1924年的第一代移民）、母亲勇兰、姨妈月兰以及“我”的童年故事展开，叙述者真实再现的是情感，至于历史事件是否真实已经不作为重要考虑因素。

正如同创伤记忆的特点是非线性的，汤亭亭在回顾、书写时，也呈现出复线的叙事模式。她总是试图从创伤的叙事中，用想象的经历超越记忆——如在“白虎山学道”和“羌笛野曲”中，华裔女性终于突破压抑的心理。汤亭亭为读者提供一个创伤与解脱的心理距离，欲借创伤叙事的延迟性，消除创伤的毁灭性影响。

2.叙述者通过倾听创伤回忆的叙述呈现出存在的确定性。《女勇士》中，故事的听者是不确定的，所以该书在叙事过程中并没有主观设定听者。在创伤与体验中，不确定听者的内心反应与重构消解了创伤本身。同时，叙述者在心理上抗拒或隔绝创伤，这种对创伤的反应消除了部分创伤的影响和传承。作品中到处可见一个叛逆女孩与母亲说教的强烈对抗。汤亭亭在重现创伤的同时，也在力求隔绝和消解它。

3.创伤叙事创造了“对抗记忆”。汤亭亭在谈创作时曾说，把花木兰和岳飞故事糅合是为了体现女性的力量，并在作品中混合使用东西方神话。作为华裔女性，她揭示出充满创伤的历史，并用主体创伤叙事来重新构建历史。在叙事进程中，她糅合虚构的情节对抗历史，正如在“羌笛野曲”中的“割舌筋”情节，把华裔对语言的集体创伤与焦虑重新再现，并从中自我复原成为集体建构的历史记忆。在叙事角度上，她植入了现代话语的力量，使创伤在叙事进程中被评论和改写，使受创伤者在不同意识层面出现，汤亭亭通过讲述与传达的过程，走出创伤。

二、女性身体表达出的创伤记忆

身体不仅是人类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基础，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女勇士》就是通过“无名姑姑”身体表达出创伤记忆的。

学者亨克（Suzette A Henke）、维茨（Deborah Horvitz）、鲁特（Maria Root）等都曾深入研究创伤与女性身体写作的内涵，探究了文化传承中女性作为故事叙述者的必要性，并提出：在对故事重复的传承中，说者和听者都能够产生“重复的愉悦”感受。汤亭亭在《女勇士》中用女性身体叙述来呈现创伤的记忆，并在叙述过程中对创伤进行再现、植入现代话语建构，试图把女性身体从集体焦虑与暴力符号中解脱出来。在该书序言中，汤亭亭表示，这两本书掏空了她的家史和故事，书中内容是通过她的童年回忆逐渐展开的，通过母亲的口述故事，带给现代华裔女性的是来自遥远的、传统的创伤记忆。汤亭亭在书的开头写道：“作为华裔美国人，当你们希望了解在你们身上还有哪些中国特征时，你们怎样把童年、贫困、愚蠢、家庭、用故事教育你们成长的母亲等特殊性与中国事物区分开来？”

鲁特（Root）认为，通过回忆家族故事并向下一代传承的方式以及下一代人的反应与行为，体现“未解决的创伤”，产生冲突或超越叙述者的意图。汤亭亭在重述“无名姑姑”的故事时就超越了传承故事的内容。由于“无名姑姑”所处的年代，父权社会中的女性无从反抗男性的压迫，恐惧、被控制，是她通奸的无奈之举。“无名姑姑”生活在一个拘谨的时代，美是奢侈的，她却渴望通过“梳妆打扮” “别具一格的发髻” “不会对这种普通的美丽感到满足”，在“把性欲表征隐藏起来”的社会中，她“渴望着有个情人”。

汤亭亭在“无名姑姑”创伤叙事的进程中，糅杂了部分虚构的内容，在创伤记忆中加入了后代叙述者的声音。“无名姑姑”死后成为淹死鬼，伺机把人拉下水，从这一点来看，作品中“无名姑姑”从女性受害者变成了有力量的复仇者。通过叙述的力量，作者试图把女性身体从创伤记忆中解脱出来。

三、疾病与创伤叙事

《女勇士》不仅将“身体叙事”的身体作为认识自我的前提，也将女性所遭受的疾病等作为衡量世界、展示世界的另一个角度，通过女性的这类遭遇，更准确地呈现了所处大环境和女性命运的关系。汤亭亭书中的女性受到的创伤，从精神心理疾病诊断能够追溯到华裔的真实生存状况，这在身体上又以疾病的形式体现出来。但这种着眼于创伤与疾病的探讨，应加入叙事理论的相关探讨。疾病或创伤叙事是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的基本特征之一，意识流、疾病或创伤叙述，颠覆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线性情节关。”

书中众多华裔女性以疯癫、失语症或其他疾病形象呈现，在看似无关的故事叙事过程中，极度渲染和彰显着疾病的象征性。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华裔女性受到的是种族、性别、父权的多重压迫，“我”不明白如何能具有美国女性的美丽，即对无法成为“天使”的华裔女性，呈现出多维度的解读。

汤亭亭刻画了许多患歇斯底里症的女性形象。“在我们附近的几个街区，有十多个疯女人和疯姑娘”;如西宫门外的月兰、疯玛丽、皮亚杰，可能连“我”也是疯女人。汤亭亭说：“我认为讲不讲话是正常人与疯子的区别所在。疯子从来不会解释自己的行为。”汤亭亭的女主人公就时常遭受失语症困扰的痛苦。从“无名姑姑” 的通奸虚构情节到自杀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姑姑”没有申辩，没有控诉，没有声音;月兰姨妈来美寻夫，见到丈夫后就疯了;“我”从进幼儿园开始，就沉默了;还有我的妹妹、别人家的华人女孩，老师要“我们”进行语言障碍治疗，可是到了医生面前，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诸如此类的种种描写，恰恰说明了这种所谓的疾病并非是病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一种压迫。

这样的疾病叙述，在“羌笛野曲”人物蔡琰的歌声中被消解，代表华裔女性终将走出“黑色”生存状态的压迫。创伤叙事的意图在于，叙述者在重述的过程中使创伤释放、修复和再现新的形象。这种叙述手法，值得现代女性文学作家学习和借鉴。

《女勇士》作为华裔美国女作家探索女性价值的一本自传体小说，作者运用创伤叙事的手法，煞费苦心地发出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没发出的声音，揭示了在中美两种文化冲击下女性的生存状态。正如作者所说，作品的力量在于体现了女性的理想和愤怒。站在今天的视角下看《女勇士》这部作品，其对文化差异的撞击力度之大，以及作者对女性遭受创伤之重的描述，都极大地促进了美籍华人文学的发展，值得现代的女性文学作家去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