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中人物杂糅身份的形成

《女勇士》中人物杂糅身份的形成

作者：魏琴

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19期

摘要：杂糅，即不同文化，地域，习俗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从而可能会形成的文化，身份，特质等的相撞，拼接，排斥或融合。打破禁锢就是从学着发声的实际行动开始，因为声音是个体或群体表达自己，重建自己的工具。这为广大读者提供了阅读作品时拓展想象的巨大空间。通过它，华裔人群期待能与其他族裔间多些相似性并彼此包容，从而打破固有身份，突破边界限制。

关键词：身份杂糅它者女勇士

华裔女性作家身处两种文化时会面对杂糅身份的挑战。《女勇士》的作者汤婷婷本人也因是少数族裔女性而承受着自身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双重排挤和边缘化。她用丰富的语言呈现了自传体的写作风格，讲述着母亲们的移民故事，并借此向社会和各族裔呐喊出华裔女性打破沉默与禁锢和找到归属感的强烈诉求，从而获得杂糅身份。

“你不能把我要讲给你的话，告诉任何人。”（女勇士，3）是小说中第一个故事的开场白。无名姑姑的丈夫丢下妻子跨越重洋去了美国，因为她承认了通奸，她的家庭在她即将生产的那天被村民袭击，她不得不在猪圈生产并带着新生儿投井自尽。读者从始至终都没有在小说中发现任何关于她境地的话语。无名姑姑就是传统中国女性恪守三从四德的缩影。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无论她的丈夫做了什么，甚至最终抛弃了她，她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静静的听从安排。事实上，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果她就丧失了自身的话语权，也就不能够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了。也能用自己的方式向那些抛弃并践踏她的人们复仇。“她是含恨自杀，溺死在水井里的。中国人总是非常害怕淹死鬼。那是水鬼，眼泪汪汪，拖着水淋淋的长头发，皮肤水肿，在水边静静地等着，伺机把人拉下水做它的替身。”（女勇士，15）性别压迫和话语权的丧失促使女孩违背了母亲让其保持沉默的意愿。她成为了第一个站出来“为她（无名姑姑）破费纸张”（女勇士，15）的人;她要在男权社会中陈述姑姑的悲惨经历;她要以全新的方式重建一个独立的自我。

下一个故事西宫门外讲述了另一名温和又顺从中国传统女性月兰姑姑的遭遇，自认为不能和她平等有效交流的丈夫弃她而去在美国另结新欢，拿着负心丈夫每月寄来的可怜生活费的月兰姑姑选择了独自一人生活并保持沉默，自动放弃了话语权与身份。几年后，受到妹妹勇兰等人的鼓励，她又踏上了美国的寻夫之路，但内心里还是以三从四德来要求自己，所以就有了如下没有勇气和自信的话语。“月兰说：‘我有点怕，我想回香港去。我来没告诉他，你想他会生气吗？他没抛弃我，他给我寄了那么多钱。。。我不能给他添乱，一定不。可是他什么都给我们了，我还需要什么？哦，不，这我可做不来，一点也不行，那太可怕了。’”（女勇士，

112）月兰姑姑性格的软弱以及语言表达和勇气的缺失就被早已另结新欢的丈夫所利用，成为她被冷落的主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她不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并舍弃这段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丈夫每月寄来的生活费，月兰在家中也就没有任何地位而言。回国会不久，她就死在精神病院中。她悲惨命运也证实了夫权社会中女性话语权丧失的结果。所有她承受的压迫和争取独立身份的意识导致了其最后的崩溃。因此，耳闻目睹两位姑姑的境地让女孩看到性别意识的重要从而觉醒并最终自发的抵制沉默，身份也从固定走向杂糅。女孩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夫权社会中成为一名女勇士并获得发声权，因为沉默是带有破坏个体个性的威胁的。打破沉默和畅所欲言是得到女性权利的方式之一，同时还是建立自己身份的有效途径。在强迫学校中同样沉默的一位女孩说话后，她本人就因某种神秘的疾病在床上修养了十八个月，病愈之后，她本人就开始用语言来解释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正如她自己所言：“也许正是我的舌筋被割活泛了，我在心里想出了大约200件事想对母亲讲，那样她就会真正了解我，我的喉咙也不会憋得疼了。”（女勇士，180）女孩认为如果能彼此理解，她的母亲就会更喜爱她，她也不会在感到孤独和被排斥了，所以，在于母亲争吵时她无法自控的爆发了并说出了内心隐藏已久的想法。“…这时我的喉咙终于爆发了，我站起身来，口若悬河。我直盯着我的父母喊道‘我要你们对那大块头，那黑猩猩说，别再来了，别再来打扰我们。你们觉得我们古怪，不漂亮，不聪明。你们以为可以把我们嫁给畸形人。你最好别那么干，妈妈。我知道怎样考试得A，我能自谋生路，自己照顾自己。我做洋鬼子的事情甚至比洋鬼子做的还好，我不想去当女仆或主婦。我要离开这里，再住下去我会受不了的。我反正对华人学校不堪忍受。你们讲故事的时候骗人。哈！你们不能不让我讲话，你们曾想割我的舌头，那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女勇士，184-185）

这些话语就是汤婷婷笔下女主人公意识的觉醒，追求身份第体现。这也是主人公第一次按自己的意愿表达心声。言语就是展示自身勇气并将被压迫境地打翻的有力武器。通过打破沉默的行动，作品中人物逐渐找到了平衡：打破了各方面对自己的禁锢。

有关中国人形象是通过十四世纪《马可波罗》这本书而被西方社会所认识的，书中描述了一个富足，充满异域风情和习俗的中国。接着哥伦布的发现又一次印证了书中内容。从那时起，西方人就已领略到了中国文明并下意识将中国人视为异族人。中国人总被描述为留长辫子的男人和裹小脚的女人。为了满足读者们的猎奇心理。一些西方和亚裔作家又人为地赋予华人诡异的它者身份，这直接导致广大的西方读者对华裔及其身份生成固定和呆板的认识，并维持和强化这种现状。广大西方作家深受此观念影响，所以他们很难再塑造出不同的华裔人物形象并任由西方读者误读华裔。认为华裔会抢走白人的工作机会，尽管华裔的报酬低廉，他们还是一度被认为是美国工薪阶层的巨大威胁，作为移民也不受欢迎。“黄祸”等词汇就孕育而生了。这也是美国甚至是整个西方社会对于从亚洲而来移民所持态度的真实写照，但这些塑造并没有忠实于原形象，从话语权到行为处事等方面对华裔的束缚比比皆是，也就更谈不上对华裔身份的关注了。

有些有远见的华裔作家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必须要通过自身所塑造的文学作品来还原华裔的真实面目，打破呆板形象，形成杂糅身份。这种想法必得将他们自身的经历加以艺术的处理展现出来。《女勇士》这部作品呈现了华裔女性的全新形象。尽管女主人公还在两种文化间挣扎与斗争，她还是成功的找到了平衡点并以女勇士的形象不屈服于种族主义和中国的父权思想。这些都打破了原有的东方女性屈从软弱的形象。汤婷婷还将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并创造性的使用在文本中，这也帮助女主人公们形成了各自的特质并成功定义自身身份。“作为华裔美国人，当你们希望了解在你们身上还有那些中国特征时，你们怎样把童年，贫困，愚蠢，一个家庭，用故事教育你们成长的母亲等等特殊性与中国的事物区分开来？什么是中国传统？什么是电影故事？”（女勇士 4）从那时起，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就从固定到杂糅了。据巴哈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内而外交织的形成一种杂糅身份，将殖民统治与反殖民统治的挑战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文化身份等内容。对于华裔女性而言，当身陷两种文化时，改变思考自身归属性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和作者本人最后都意识到，身为华裔女性并不意味着要在自身文化和主流文化间做出取舍，亦或是为了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而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

换句话讲，身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杂糅可存在于个体的性格或文化中。我们应该学会欣赏别国文化中的优势并珍视自身文化的精华。正如小说中的话语所示“现在我们属于这个地球了，妈妈。如果我们和某一块土地切断了联系，我们就只属于整个地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也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美国的花儿不是也一样的芬芳吗？”（女勇士 98）文中类似的母女间的对话呈现了在她们身份中的杂糅性，这也是她们获取自身性别身份和华裔女性身份的必经之路。汤婷婷为主人公的华裔女性身份提供了种种实现的可能性并解构了她们华裔女性身份中的女性特质，杂糅的状态也就自然呈现了出来。

参考文献

[1]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 Bhabha， Homi.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3] Fuss， D.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 Difference. New York：Routledge， 1991.

[4] Genette， Gerard. Narration Discour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5] Hoehschild， Jennifer L. 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 Race，Class，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New Jer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