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学科的未来发展展望

音乐学学科的未来发展展望音乐学是对音乐及其相关事务进行学术研究的学问的总称。

回顾以往的音乐学发展历程，无论中外，可以看到，学术的推动和发展一方面来自于学科内在问题和逻辑的展开与变化，另一方面有必然受到来自于外部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制约。

在这其中，既有某种必然如此的客观规律，但更有诸多克变的、人为的建构。

每个国家的具体音乐情况、学术传统的压力、社会智力气候的冲击以及个别学者的才能与兴趣都会对音乐学的内涵、走向和重心产生影响。

显然，中国音乐学在借鉴西方音乐学的结构框架和成长经验时，需要的不是僵死的仿制，而是有弹性的改造和有活力的创新。

放眼世界，立足当下，中国音乐学在经历了并不平坦的曲折历程之后，目前正面临一个从未有过的良好发展前景，但也面对这很多尖锐的艰巨问题和挑战。

如何针对当前中国高度复杂的音乐现实和高速发展的文化生活提出具有深度的理解阐释，并在总体上凸现应有的当下意识与当代立场；如何进一步拓宽眼界和视野，加大引进、消化世界范围内的有益学术成果并进一步增强国内外音乐学术的交流互动；如何避免或消除音乐学内部的“知识零散化”与“科目细碎化”现象，并在子学科间和姊妹学科间打通壁垒，跨越屏障；如何构建和巩固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音乐学教学体系和知识学统，抵抗和扭转已经出现的学术泡沫乃至学术腐败现象。

我希望这些情况，在音乐学这个学科在外来发展的道路中得到改善。

这学期老师只给我们介绍了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人类学，音乐传播学等。

我就把所知道我这几个子学科预想一下吧。

音乐哲学：关于音乐同创造者、观众的关系，我们的理解可以拓展，充分考虑西方哲学家如何理解非西方文化的许多民族音乐，以及如何理解西方非古典音乐类。

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对熟悉的问题提出新的视角，并提出没有讨论过的问题。

即使讨论西方古典音乐，我们问题的范围也是有局限的、有偏见的，比如：焦点多在作品上，不再表演上；多在纯音乐上，不在器乐类上，不在类型上；多在表现性上，不在本体论上；多在观众共同反应上，不在不同的反应上；多在孤立的音乐上，不在其同道德、个人特征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上。

而且哲学家也不注意现代科技对我们音乐经历的影响，不注意录音和现场表演的差别。

我觉得在未来中，这些矛盾都能一一的引刃而解，都能够不断的去完善，一切的事物都在变化发展中，随着时间的变迁，音乐哲学也会下过去的历史发展那样曲折前进中，逐渐的从量变走向质变的飞跃。

音乐美学：2008年，韩锺恩会长在1979——2008三十年历史简单回顾与2005——2008三年历史重点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做出基本估计和总体评价：立足当下，以学科自觉姿态，通过深入发掘与注重内涵建设，不断寻求并逐渐回归学科原位。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学科队伍素质愈益精良——由粗放到集约；学科意识指向愈益明确——由铺张到聚焦；基本进入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自觉转换——由学术泡沫到学科软着陆；特性研究与个性写作逐渐占据主位——规模一统性范式消解；通过研究教学拉动产学研互动——学术共同体逐渐成型；通过问题驱动研究——当代意义愈益凸现。

进而提出：在引进消化在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集成创新乃至原始创新，应该成为音乐美学自身建设的学科关切；具体设想：通过优化结构、合理配置、融资融智、乐学互动，去孵化与培育更多更成熟的学术共同体。

毫无疑问，和一般学科建设的状况类似，音乐美学学科要想在现在条件下取得长足的进步，同样也要在学科基地、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辐射等方面不断地明确建设目标，持续加大建设力度，不仅要依托一个个可靠的常态体制，而且还要依靠一个个可行的长效机制。

如果说，其硬件在传统的图书馆、学院、研究所、学会、学报，那么，其软件应该是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以及真正起持续性推进作用的学统。

音乐表演艺术学：我们从音乐表演艺术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中，已经十分明晰地了解到这门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理论建设不仅是音乐表演实践的概括性总结，更是掌握其特征、规律与方法的科学基础。

这是全面提高音乐表演艺术理论水平的需要；是探索建立民族音乐表演体系的需要；是为培养音乐表演人才的需要；是蓬勃发展的音乐文化生活的时代需要。

所以，对这一学科的发展还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不少学术理论研究成果，推动着音乐表演艺术实践、教学、鉴赏和国际音乐交流。

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因为：一是国家政治、文化环境与组织倡导的结果。

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促进了思想解放与学术进取的积极性。

政府在整体上不时发布社科研究项目，提供科研资金，鼓励与支持音乐表演艺术的学术开发。

二是音乐表演艺术教育的发展，国家组织音乐表演艺术教材建设，不断涌现各级音乐表演艺术的理论著述。

如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的“音乐卷”就是国家组织的重点课题。

三是音乐文化生活的广泛开展。

音乐表演艺术通过各种媒体的广泛传播，促进了相关表演学科的艺术理论探讨与建设。

四是音乐表演艺术学术评论活跃有推动了学术理论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如著名音乐评论家、音乐社会活动家李凌，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不仅密切关注音乐表演艺术实践，还不断评论音乐表演艺术活动，被他点评的艺术家就达一百五十多位，他的相关评论辑结成书竟达十余本之众。

五是国内、国际的音乐表演艺术的各种比赛十分活跃。

促进了音乐表演的演出与学术交流。

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介绍了众多外国音乐表演艺术的著述，为开拓我们国的学术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六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理论成果直接或间接丰富了音乐表演艺术的学术建设。

如居其宏的学术著述《歌剧美学论纲》、《音乐剧、我为你疯狂》，钱苑、林华的《歌剧概论》等等。

七是音乐表演艺术教育的发展，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各自的岗位肩负着本学科学术研究与建设的重任，在不断提高学术整体水平与质量。

总之，音乐表演艺术与整个艺术文化领域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音乐表演艺术的理论建设将会有一个相应的提高。

但是，理论研究往往处在滞后的发展，紧迫的音乐表演教育现实也在呼唤着表演理论建设，期待着它不断的开拓与进步。

音乐史学：音乐史学又分为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又包括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代（当代）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

回顾整个20世纪至今，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内容日趋深入。

新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逐渐出现，多学科交叉性趋势日益明显，研究方法由早期的以历史文献训诂为主转向考古学、图像学、人类学、物理学等学科方法并用。

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之内，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也有意识地与传统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姊妹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并吸纳了比较音乐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跨地域、跨民族、跨国界的比较研究，由此，也使得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逐渐加深并在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下向前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步伐的加快、国际交流的加深、国家对科研力度的强化，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了一个更深入、细腻、个性化的新阶段，而注重原始史料的收集、积累、编撰、出版，大大加强和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和深进。

在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中乐律学一直是我国的一个研究强项，近几十年来成果累累，也出现了大量的年轻学者，前景可喜。

但是如何使这项研究更富实用性，付诸于音响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若能从乐律学的研究中提炼出每个时代的律学规律、旋律化特征，这无疑对研究、复原断代音乐史有着不可言喻的重大意义。

在一些跨学科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引进自然科学方法的趋势。

进行定量研究的同时，也应注意和吸收其他学科在理念、方法、概念、工具等方面的新的取向。

就研究者而言，在提升研究思路、学术视野、工作方法、知识结构、人文素养等整体素质的同时，也应注重个人知识体系的更新与研究方法的突破，以期在不就的将来，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能够迎来一个新的高峰时期。

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目前在史料和史论两个方面，在存在着有待改进的问题。

一是史料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亟待加强。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

而在以往的史料工作建设中，受“阶级属性”的极“左”思潮干扰，导致了相当一部分经筛选和梳理后面世的史料极不完整，从而给研究者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历史带来了不利影响。

对此，一方面可以组织全国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队伍，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史料，重新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可以结合个体的微观性研究，或者是专题史、断代史、地区史的研究，将相关课题的史料力求搜尽挖透，由此“集腋成裘”，在整体上使得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得以强化。

而无论采取何种途径所取得的史料，均建议应采用互联网公布于众的方法使得所有研究者得以共享。

许多研究者往往习惯于将自己搜集到的新发现史料秘不宣人，但正因史料是客观的，史学则是一门带有主观性的科学，即便相近的课题因各个研究者视角不同，运用不同，作为结论的成果也不尽相同，它并不妨碍新史料发现者研究成果的创新意义，所以应当与诸多同仁共享。

二是从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教学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师生，亟须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和提高音乐理论综合素养，从而提升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内涵。

现今相当多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成果，包括众多的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多史实的罗列、堆砌，少理论的创新和建树，细细推究，与他们不甚关注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已经诸如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作曲技术理论等基础性知识积累不够有关。

加上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状况不甚了了，对当下中音乐社会实践也漠不关心，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对与这门与现实音乐生活关系颇为密切的学科有开阔而深入的思考，也难能有理论上的新见地。

无疑地，这两个问题已构成了目前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倘若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可以相信，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在新世纪将迎来新一轮的迅速发展。

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历经一百多年，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虽然都留下了累累硕果，但每一个阶段所提出的任务及目的的又似乎还在远方向后来者招手。

面对21世纪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首先要通过历史的梳理和反省，继续践履前辈大师为我们开拓的未竟事业。

伴随着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对象从未停止过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它们永远以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依然包括：1.坚持以实地考察的学风面对我们的研究对象。

2.坚持学术探索的百家争鸣。

3.在借鉴外来学术思想方法的同时，自觉意识中国传统音乐的解释权。

4.尝试“应用音乐学”的实践，在全球化的地方性的多向动态视域中，关注传统音乐在当代的变迁课题，文化遗产保护课题，音乐生态学的问题，以及传统音乐在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