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及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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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及其历史意义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宣称他在认识论上发动了“哥白尼式革命”,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进行的“哥白尼式革命”就是其先验批判哲学的发端:第一,推动了哲学研究活动的转向,为认识论研究开拓了新天地;第二,康德在认识论中高扬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性作用;康德对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系统考察之后,提出了认识发展阶段的思想。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场革命构成了人类认识史的一次重大轉向,并对西方哲学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标签:“哥白尼式革命”;认识论;唯理论;经验论;历史意义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对德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检阅,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地发展起到了巨大地推动作用。正如人们常说康德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源泉”,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1]康德哲学被誉为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进行的“哥白尼式革命”就是其先验批判哲学的发端。

自近代以来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使得西方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陷入困境,最终走向了死胡同。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不能证明我们关于客观对象的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作为建构科学知识的基础即理性也发生了动摇,开始怀疑理性的能力。

康德所建立的批判哲学充分汲取了两派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长处,康德主张“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康德认为,科学知识的构成有两个缺一不可的元素:其一,是由感觉经验提供的后天质料,作为认识内容的基础来源;其二,是认识活动主体所具有的先天知识形式,作为认识可能的先天条件。在康德看来,为了确保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需要同意经验论的基本原则。康德指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2]但是,康德又批判经验论,认为经验论者只是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却没有考察感觉经验是如何可能的,也没有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保障。因此,康德又赞同唯理论对经验论的批判,认为科学知识仅靠后天感觉经验是不可能的,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来自先天。这样一来,一方面,如果知识必须建立在后天的感性经验基础之上,则不可能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另一方面,知识想要具有普遍必然性,则只能来自先天。康德将这个难题归结为: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去经验对象?也就是说,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必须同时具备经验的和先天的要素。然而,如果我们依照自古希腊形而上学就已形成的关于知识的传统观念,即只有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的观念,才能是真实可靠的并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这样一来,我们则无法证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为,我们不能说明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及其属性是怎样进入到

主体的意识世界之中的,而且也不能说明建立在后天感觉经验基础之上的知识如何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并使之成为科学的知识。

在康德看来:“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如果直观必须依照对象的性状,那么我就看不出,我们如何先天地对对象有所认识;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依照我们的直观能力的性状,那么我倒是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性”。

[3]因此,传统的形而上学关于知识论的知识应依照对象完全颠倒为对象应依照知识,以此来解决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何以可能的这一认识论问题。康德把自己关于知识与对象关系的假设,即“对象应依照知识”称之为“哥白尼式革命”。休谟的怀疑论使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觉醒,而“哥白尼式革命”的结果则找到了解决休谟问题的途径。不过,在罗素看来,这不是“哥白尼式革命”,而是“托勒密式的反革命”。

康德通过“哥白尼式革命”构建的认识论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人类认识论发展。德国作家亨利希·海涅在《论德国》中说到:“人们说,阴魂一看见刽子手的刀就要发抖。——如果人们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举在他们面前,他们又将多么惊慌失措!在德国,这部书便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这足以看出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所拥有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第一,康德“哥白尼式革命”推动了哲学研究活动的转向,为认识论研究开拓了新天地。自古认识论产生以来,哲学研究就形成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领域,但在近代以前,本体论是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历史地位逐渐发生改变,最终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心。在康德之前的哲学家,对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只注重对客体进行考察,并没有注重主体的因素或是不加考察地断定主体所具有的认识能力,使得认识论问题不但没能被解决,反而最终陷入困境。康德认为,在把外部世界确定为认识对象之后,必须首先考察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活动发生的内在机制,这样才能够解决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才能克服以往认识论陷入的困境。

第二,康德在认识论中高扬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性作用。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集中体现了主体能动性思想。康德指出,唯理论在没有系统性考察主体所具有的认识能力之前,就断定人的理性能够把握认识对象并且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因而陷入了独断论。然而,经验论尤其是怀疑论的休谟把认识活动仅看作是主体范围内的活动,他不仅否定物质实体而且也否定精神实体,最终陷入了怀疑论。康德在批判以往认识论思想和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之后,形成了他的关于认识过程的思想。感性提供材料,知性进行加工,并把它放到“最高统一之下”,即由理性最后概括而为系统完整的知识。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主体依照先天具有的知识形式去综合由物自体刺激而形成的感性经验材料,由此生成关于现象的知识,这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确立的主体性原则,突出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能动性。

第三,康德对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系统考察之后,提出了认识发展阶段的思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系统阐述了主体具有的三种认识能力及其发展阶段,即感性认识、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说明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感性是主体通过感性直观认识个别事物,解决了数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知性是主体运用先天具有的知性范畴体系把握特殊事物,解决了自然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理性是把握对象的普遍性,解决了关于自在之物的认识。没有感性则没有认识对象,没有知性则没有思维对象。感性认识、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一个完整的认识活动中是有机统一、缺一不可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始于感官,由此前进到知性,而终于理想”。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评价到,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的人。

康德的认识论革命对认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论就其认识论本身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所带来的积极结果,还是其认识论本身内在的缺陷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康德之后的哲学家的认识论思想都或多或少受他的影响,有的发展了其认识论的科学价值,有的从其理论缺陷中发现了认识过程的矛盾性并去探索认识的内在机制,这些都对认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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