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偶记》译文

论文偶记节选

写文章的方法，以精神为主，以气韵补充。曹丕、苏辙品评文章，以气韵为主，是这样的。但是气韵随着精神变换，精神浑厚则气韵充盈，精神悠远则气韵飘逸，精神雄伟则气韵高洁，精神变幻则气韵奇异，精神深沉则气韵平静，所以精神是气韵的主导。写专门的论文以讲道理为主，则不能全部展现文章的奥妙。如果人不熟读经书洞彻道理，则写出来的文章就浅陋空荡。人如果没有组织文字的才能，则文字纵然再多，都不适用。所以道理、书籍、组织文字的能力，是写文章的要素，如果写文章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好的工匠手持工具，没有土木、材料，纵然又优美的风格高超的本领，从何下手呢？但是如果有土木、材料，而不善于处理它们的人很多，终究成不了好的工匠。所以文人，就是好的工匠。精神、气韵、声音、节奏，就是工匠的本领，道理、书籍、组织文字的能力，就是工匠的材料。

(这里“精神”应该指文章的主旨，“气韵”应指文章的节奏。)

古人作文章最不可攀比学得的地方，就是文章作法的高妙。

文章的内在精神，是文人作家的宝贝。作文章最重要的是气势要充沛盛大，然而如果没有内在精神来主宰（统率）它，那么气势就无所依凭，四处游荡而不知道归依何处。文章的内在精神是文气的主宰，文气是文章的内在精神的外在表现，文章的内在精神就是文气的核心。古人作文章可以告诉人（让人学习）的地方只有文法罢了。然而如果不能得到文章的内在精神而只是死守其文法，那么所谓文法也就不过是死法罢了。关键在于自己在读书时细致深入地体会它。李翰说：“（好的）文章（有时）就好像千军万马；（有时又好像）风静雨晴，空寂毫无人声。”这话形容文气形荣得最好，如果谈论文气不谈论文章的变化，文法总不能（理解运用得）完备。

文贵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最珍贵最喜爱的东西，必定不是平平常常的物件”之意。然而，有的奇在字句上，有的奇在内容上,有的奇在行文上，有的奇在构思上，有的奇在内转情气，有的奇在意理精神。仅仅是字句奇，不足以称奇，气奇才是真奇；神奇也是自古以来很少见到的。各种奇的等次地位虽然是这样的，但字句也不可平淡无奇，因为字句奇也体现出为文者的一种本领。扬雄的《太玄》、《法言》，语句奇奥，韩愈非常喜欢它，所以韩愈的文章就很奇特。

文章的奇气是最难认识和掌握的，大体说来，就是要忽起忽落，气之来也没有端绪，气之去也没有痕迹。读古人的文章，在起落转接的地方，觉得有难以探测、不可知识之处，便是奇气的体现。奇，刚好与“平”相对。气即使非常盛大，但若一直盛大开去，就不能算是奇。真正的奇，要在文章内气的运行之中，时时有所提顿、跌宕、起伏。(司马迁的《伯夷传》可以称得上是神奇。)

文贵远，远就一定含蓄。或者是句上有句，或者是句下有句，或者是句中有句，或者是句外有句，说出来的少，不说出来的多，才可以称得上是远。往昔古人论画说：“远山不画纹理，远水不画波纹，远树不画枝杈，远人不画眼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远则韵味悠长。文章达到了韵味悠长的地步，就没有什么可以复加的了。前人说司马迁的文章，情意深微，旨趣精妙，都寄托在文字笔墨和思路结构之外；又说郭忠恕画远在天外的许多山峰，都用很少的笔墨，几乎看不出如何用笔墨的痕迹。所以司马迁的文章，是班固所达不到的。所要表达的情意完了，文字也就止住，这已经是天下最好的语言表达，然而文字止住，情意却无穷无尽，则更为佳妙。情意到达的地方用不着文字也到，文字止住的地方情意却无穷无尽，从司马迁之后，只有韩愈、欧阳修略得一二。

文贵变。《易》中说：老虎随季节而换毛则毛色更加光亮，豹子随季节而换毛则毛色更加鲜丽。又说：“事物相互交杂，所以才称之为文章。”故而，文者，说的就是变啊。一本集子中的文章篇篇变，一篇文章中的章节段段变，一段文字中的语言句句变，精神在变，情气在变，境界在变，音节在变，字句在变，这只有韩愈能做得到。

(行文的方法有平有奇，应当是兼而有之，才能充分显示写文章的本领。上古时代，文字刚产生，实字多，虚字少。《尚书》的《典》、《谟》《训》、《诰》，文字十分简朴古奥，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文法还不完备。到孔子的时候，虚字已经详细而完备，于是写文章的人就能够将所要表达的事物的神气形态全部描绘出来。《左传》的情致和韵味都很美，文章光彩耀眼。到了先秦战国时代，就更加疏荡恣肆。汉朝人有所收敛，稍微走向了劲健质实，只有司马迁能集其大成。唐朝人宗法汉人，然多数趋于峭拔硬挺。宋朝人宗法先秦，得到了先秦文章疏荡恣肆的一面，但却有失于浑厚丰赡，情气韵味也显得有些淡薄。写文章必须虚字用得充分而后方能使精神情态全部显现出来，怎么可以随便节制减损呢?如此看来，枝蔓敷展软弱无力，缺少古人那种浑厚沉郁的情气，就是后人的文章越来越浅薄的地方。史马迁文章的句法看起来似乎累赘重拙，而实际上那正是它古朴厚重可爱之处。

文贵去掉陈词滥调。韩愈议论写文章，把去掉陈词滥调作为第一要领。后人认为韩愈是由于写文章特别好奇才这么说的，不知道古人作文没有不重视去掉陈词滥调的。不妨看看欧阳修、苏轼等名家；曾经直接搬用过前人的一句话没有?韩愈不仅说要去掉陈词滥调，而且特别强调去掉陈词滥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经史诸子百家的文章，已经读得很熟了，但却不许抄袭它们的一句话，要完全另作一番言语，难道不是很难吗?韩愈在所作《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一定要说属于自己的话，不因袭复蹈前人一言一句，这又是多么难啊!”这正与“戛戛乎难哉”互相阐发彰明。李翱亲自到韩愈门下去接受教育熏陶，所以他议论文章，把创辟新意铸造新言作为宗旨。所谓创辟新意，如《春秋》之意不同于《诗》，《诗》之意不同于《易》，《易》之意不同于《书》就是。所谓铸造新言，如描述笑哂的情状，《论语》用“莞尔”，《易》用“哑哑”，《榖梁》用“粲然”，班固用“攸然”，左思用“辗然”；后人作文，凡是描述笑，都不宜于再用以上的用语。李翱的话，虽然觉得有些太过分，但这是他亲身聆听到了师长的训导，所以阐发彰明为这个样子，从这里也可以窥测到韩愈学习写文章的主要宗旨。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只有古人作文言辞必定是自己创造的，以后的人做不到就开始剽窃，后人都指靠前人而公然地相互抄袭，从汉代到今天用的是一样的陈规旧律。"现今的人写文章，改头换面地袭用古人的现成语句，还自称为有出处，自夸为典雅，不知道这实质上是抄袭、剽窃啊。以前有人说，“杜甫的诗和韩愈的文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这所谓来历，是说凡用一个字两个字，一定是有根据的，并非直接搬用别人的语句。何况诗歌与古文又有所不同，诗可以用成语，古文就一定不可以用。所以杜甫诗作中用了不少古人的语句，而韩愈对于经史诸子的文章，就只用一字或两字而止。如果径直搬用了四个字，那就可以知道是后人的文章。大致说来，文字是个日进日新的东西，如果陈陈相因，怎能不被看作是臭腐呢?即使原本是古人的意思，到行文的时候，也应当重新加以铸造，一样的言语，不可随便就直接搬用古人的，这就叫做去掉陈词滥调。未曾不换字，却不是换字法。人们常说的“经对经，子对子”，那指的是诗赋偶俪八比的八股文。如果是散体古文，那么，《六经》中的文字就都是陈言。(陶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