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笔记：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法律思考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法律思考一、案情简介。

1998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该案的受理和最终判决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案件原告田永是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1996 年2 月参加电磁学的课程补考时，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纸条掉了出来，被跟随的监考老师发现，虽然没抓到正在抄袭的直接证据，但监考老师还是按考场纪律，将其考卷以零分计算。北京科技大学根据该校“068号”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第3条第5项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并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修完了四年的本科课程,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临近毕业时,北京科技大学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

业证、学位证。原告田永认为被告行为违法,侵犯了其基本权利,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决定。

一审受理案件的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决：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应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与此同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还应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二审法院驳回了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二、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

1．行政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该条可以体现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实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政主体的内涵和外延。二是受行政主体的行为侵害的权益的性质。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原则上凡是行政主体的行为侵犯了相对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相对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里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均是在广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只要经济、社会权利包含人身权和财产权内容的，就可以纳入司法保护的范围。所以真正决定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是另一因素：行政主体的内涵和外延。那么，北京科技大学是否具备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即行政主体资格）就成为本案的一大焦点。

2．田永案件中，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原告田永考试作弊被抓后，对其作出了学籍开除处分的决定，但高校在之后没有直接、及时地向原告田永宣布决定，没有听取其申辩，也没有给他办理相关手续。而行政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决策做出前告知相对人理由和根据；在决定中听取权利受影响者的陈述和申辩；在送达时告知权利受影响者维权的合法途径和方法。通过程序而作出的决定应当是在当事人参与的基础上经过理性对话、充分论证以及逻辑上的前后一致的结果。因此，北京科技大学开除田永是否遵守了正当程序原则是解决本案问题的争议之一。

3．北京科技大学作出开除田永决定后，其行政行为没有实质性实施，田永

的老师、同学都不知道田永被开除了学籍，原告一直在本校以在校学生的身份，参与正常的学习与活动。被告的相关部门每年按规定收取了田永学习期间所需交纳的费用，并登记注册了他的学习时间，发放给原告国家提供的补助款。学习期间田永的学生证曾丢失，被告相关部门不仅为他补办了学生证，还安排他完成了毕业生的实习活动。原告通过毕业设计导师领到了被告发放的毕业论文结业款项。这些事实表明，北京科技大学在田永合格完成本科学业时不为他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等，是否违反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是本案争议解决的另一关键所在。因为根据信赖保护原则，田永有理由相信北京科技大学并未实质开除自己学籍，在合格完成本科生全部学业的情况下，就可以取得本科毕业证、学位证等相关证件。

三、对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分析。

田永案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北京科技大学是否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尽管当年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此提出争议，但不解决这一问题,法院将之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加以受理并作出裁决就会失去其最基本的法律基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而高等学校在法律上被定性为“事业组织”,不属于行政机关的范畴。也就是说“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非行政机关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提供了唯一的可能性。因此,北京科技大学是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就成为了判定其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关键。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和法制传统下, 学校

尚不能推定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学校的相关管理职权也不能被武断地推定为行政职权。

对此，北京海淀区法院经审查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但这只是原则性地解释，仍需要法律法规的支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那么，在法无明文禁止的前提下,我们基于对维护弱势的管理相对人利益的考虑，可以当将高等学校在对学生的学籍管理、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颁发方面履行的职责理解为学校对学生行使国家公权力,所履行的是国家法律法规授予的权力,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职责,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属于《行政诉讼法》所调整的范畴。所以北京科技大学就可被推定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也就成为行政诉讼适格的被告主体,被纳入了行政诉讼制度的监督范围,从而开辟了对高校内部管理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