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逐渐涌入中国，他们除了宣传天主教信仰之外，还带来了许多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传教士的存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传教士的活动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数来自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
他们主要活动在广州、澳门、福建、河南等地，担任天主教的宣传工作，并与当地的士绅、官员建立了关系。
这些传教士还翻译了一些西方哲学、科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民有机会认识到西方文化知识和科技的最新进展。
二、西方文化传播西方传教士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
他们通过翻译、出版、演讲等方式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文化、宗教、思想以及药物等方面的知识。
其中最有名的翻译者是利玛窦，他将欧洲文学、哲学、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向中国人传递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这些知识的传播有利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增加了他们的学识，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
三、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影响西方传教士所传达的知识和文化，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了解到的和汲取到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形成了独特的交融。
这种交流不仅扩大了中国人的知识面，还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四、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仅传承了天主教信仰，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他们传播的知识包括西方文学、艺术、音乐、药物等，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
传教士们不仅带进了新思想，还传授了许多新技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当时他们传播的必然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利玛窦是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文学家和史学家，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从1579年到1610年期间，他在中国传教并且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著作和文化遗产。
他的贡献非常重要，以下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一、宣扬了天主教信仰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致力于传播天主教信仰，成为了中国天主教传教的奠基人之一。
他在中国传播了基督教的信仰，宣讲了神学、哲学以及道德伦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学院。
利玛窦不仅让中国人了解了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还为中国传教士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翻译和创作了许多重要著作利玛窦是一位多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翻译和创作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包括教育类、政治类、历史类、文学类等各个领域。
他翻译和创作的著作中，不仅包含了中西双方的知识，也包括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他的著作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介绍了西方科学和技术利玛窦还向中国介绍了许多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如日历、时钟、西方医学、地理、数学、气象学等。
他所介绍的这些科学和技术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利玛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介绍西方文化、宣传天主教信仰、传播科学技术和翻译创作著作等方面，还是一个充分展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人。
他在传教过程中，向中国传递了许多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吸收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将两种文化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总的来说，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创造出了许多珍贵的著作和文化遗产，为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和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中法文化交流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中法文化交流[摘要]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物质及精神成果。
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或国家，首先必须了解其文化，文化交流也因此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他们拉开了中法交往的序幕，成为了当时两国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和桥梁，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果，也使法国成为了欧洲的汉学中心。
[关键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文化文化交流一、文化概述“文化”一词含义广泛，人们对其下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权威的汉语词典《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
”故广义上的文化概念，大体可以包括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两方面，它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物质及精神成果。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成果，从而也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我们知道要了解一个民族就必须了解它的文化，否则对这个民族的了解就是肤浅的，这反映了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同样地，要了解中国和法国，就要从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入手。
二、中法文化概述中法两国距离遥远，一个地处东亚，一个地处西欧。
中国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的影响，法国受基督教影响。
当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和法国的历史和现状时，我们会发现古代和近现代史上的中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
两国有很多共同语言，首先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都有着古老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中世纪以来，中国为东方文明之摇篮，法国则为西方文化之中心。
两国人民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双方都很注重维护它自己的文化。
两国都较早实现了统一，并且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传统，两国都非常注重独立。
目前，中法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一、传教士汉学的概述传教士汉学，又称为传教士汉语研究，是指西方传教士在16世纪至20世纪初，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对汉语进行系统研究的一种学术活动。
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主要包括耶稣会士、东正教会士和其他基督教团体的学者。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西方汉学的发展，也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教士汉学的兴起与当时的欧洲宗教扩张和地理大发现密切相关。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各国纷纷对外扩张，传教士作为传教的使者，开始关注并学习汉语。
掌握汉语有助于传播基督教信仰，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
传教士汉学应运而生，成为一种独特的跨文化交流现象。
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从汉字文献中寻找信息，如《圣经》等基督教文献；二是通过对汉字文献的翻译和注释来研究汉语语法、词汇和修辞等方面的问题。
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汉语研究的不足，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传教士汉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传教士主要关注基督教文献的翻译和注释工作；中期，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逐渐加深，他们开始关注汉语的语言学、历史、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问题；晚期，随着现代汉语研究方法的出现，传教士汉学逐渐摒弃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转向采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等现代汉语研究方法。
传教士汉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现象，既体现了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使命感，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推动汉语研究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1. 定义和概念传教士汉学，是指由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汉学研究。
又称汉语学、中国学，是一门研究汉字、汉语及其文化背景的学科。
传教士汉学起源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当时欧洲的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试图将基督教传播到中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投身于汉学研究。
跨学科性：传教士汉学不仅涉及到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等单一学科，还包括宗教、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外国传教士也得以进入中国，进行传教和宣教活动。
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
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影响1、传播基督教外国传教士是在中国最早传播基督教的人之一，他们带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积极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
在传播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善举，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照顾孤儿和老人，开办医院和学校等。
这些活动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2、推广现代教育和医学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积极推广现代的教育和医学，带来了现代教育和医学的理念和技术，对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医院，还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人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和观念，使得中国人逐渐了解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他们也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负面影响1、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曾经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进行了侵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持批判态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干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
2、带来了外来宗教和文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带来了外来的宗教和文化，使得中国的文化受到冲击和侵蚀。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进行抨击和否定，使得中国的文化传承遭到阻碍和破坏，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冲击。
3、在中国传播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也传播了一些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心，甚至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结语总的来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是一个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既要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也要警惕他们的不良影响和负面作用。
希望未来外国传教士能够更好的融入中国的社会，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传科学的传教士傅兰雅与中西文化交流
传科学的传教士傅兰雅与中西文化交流傅兰雅是一位传科学的传教士，她致力于尝试将西方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并且帮助人们理解和接受这些知识。
她的努力不仅在当时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和赞扬，而且现在也成为了许多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之一。
本文将从她的传教理念、传教方法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等方面来探讨傅兰雅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同时举出五个例子，以表明她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一、傅兰雅的传教理念对于傅兰雅来说，她认为传教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传统。
因此，她并不是想要强行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灌输到中国人的头脑中，而是希望通过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方式，让中国人慢慢地理解和接受这些知识。
此外，傅兰雅对于传递科学知识的途径也非常有见地。
她认为传教最好的方式是将科学知识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实践和观察，让人们亲身感受到这些知识的实用性和价值。
二、傅兰雅的传教方法傅兰雅的传教方法非常特别。
她善于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创造出一些简单、易懂的实验来帮助人们理解科学知识。
以下列举几个例子：1. 制作简易望远镜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太阳系的运动规律，傅兰雅就与当地的木匠合作，制作了一些简易望远镜。
通过观察夜空中星星的运动轨迹，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天体物理学中的各种概念。
2. 制作简易电路模型在傅兰雅的引导下，一些学生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简易电路模型，从而深入了解了电子学的原理。
这些模型不仅实用，而且非常有趣。
3. 制作简易显微镜通过简单的材料制作显微镜，可以让人们亲身感受到显微镜的工作原理，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一些亲身见到的微小物体所具有的都市世界。
4. 制作简易无线电接收器傅兰雅发现当地的电台无法接收国际的广播信号，于是她就与当地的工匠一起制作了一些简易的无线电接收器。
人们从中了解了一些电磁学的知识。
5. 制作简易飞行器傅兰雅在一些学生们的帮助下，制作了一些简易的飞行器。
通过飞行器的控制和调整，人们了解了一些关于力学、航空学和物理学等知识。
三、中西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中西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指的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
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
虽然任何宗教都可能送出传教士，但是一般传教士这个词是指基督教的传教者。
首先，要说明的是，佛教才是最早大规模传教的宗教，佛教通过佛教的传教士沿着丝绸之路送出佛教的信仰。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被定为印度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民族关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时至今日，国内依然寺庙林立，僧侣众多，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一派兴旺景象。
接着，重点叙述关于普遍定义的传教士，也就是基督教的传教者与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中，一方面是西方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即所谓的“西学东渐”；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走向世界，即“中学西渐”。
其中明清时期即16~19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其中担当了主要和重要的历史角色。
据史料记载，基督教在唐朝就已经传入中国。
但是传教士开始在我国活跃是在我国的明清时期。
明代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科学并不比宗教少，因为中国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
清代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很少谈科学，这是因为汉人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像明末那样顺利发展，但是依旧影响深远。
从政治上说，传教士传播宗教的行为是属于帝国主义侵华行动中的文化侵略部分，但是从文化上说，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为了使中国人能皈依基督教，他们带来了各种科学文化，同时也兴办教堂和学校进行传教。
显然传教士们并未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这些教会学校的创立，却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传教士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_李兴国
在明末清初近两个世纪中,天主教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给人们留下了和谐、美好的回忆。
他们把西方的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物理、哲学、建筑、医学、绘画等诸多科学知识带到了中国;同时,又把我国悠久的文化思想介绍给了西欧。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
他带来《万国舆图》后,我国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
他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是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梁启超谓之字字是精金。
他在《天主实义》、《乾坤体义》等著作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以经纬度线的测绘技术介绍给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之先河。
1708年,康熙帝令白晋主持测绘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包括各省分图,成为我国地图的重要蓝本。
利玛窦、汤若望等最早把西方的圣像绘画及自鸣钟、三棱镜、西琴、望远镜、寒暑表、风雨表等带到中国,令朝野耳目一新。
傅泛际与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高一志(又名王丰肃)所著《斐录汇答》是最早介绍给中国的逻辑学和希腊哲学。
汤若望、南怀仁在清帝赐授掌管监天印信、任钦天监监正工作中,传用了西洋历法,改变了经常修改旧历的局面。
汤若望编纂《崇祯历书》,收入了《四库全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等,并制做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等。
1669年,南怀仁改造了观象台,与戴近贤设计监造了天体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等,并将各种仪器的制做、用法绘制成图,著《台仪象志》加以说明。
这些仪器在刻度、游表、结构等方面,反映了西方文艺复兴后天文仪器的新发展。
在造型和工艺方面均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可谓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结晶,至今还陈列在北京城东南角城上。
1878年,南怀仁推算到两千年历法著《康熙永年历》。
1640年,汤若望为朝廷监铸铜炮500尊,并与焦勖合著《则克录》(即《火攻掣要》),1681年,南怀仁监制神武炮350门,康熙帝亲往芦沟桥观看试放,见其命中率极高,十分赞赏,当场把自己身上穿着的貂皮大衣赐给了南怀仁。
明朝的外来文化西方传教士与基督教的影响
明朝的外来文化西方传教士与基督教的影响明朝的外来文化：西方传教士与基督教的影响明朝时期，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文化冲击。
其中，基督教尤为重要。
西方传教士通过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对明朝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影响的方面、途径和结果三个角度探讨明朝时期西方传教士与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影响的方面1. 宗教信仰的变革：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的教义传入中国，形成了广泛的受众群体。
基督教信仰迅速传播，部分明朝士人和士族家庭纷纷皈依基督教。
基督教信仰对个人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2. 文化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教士将西方文明、哲学、科学以及人文艺术带到中国。
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人文观念，强调个人的尊严和人权。
这种新的价值观对明朝社会传统观念的冲击和改变是巨大的。
3. 科学技术的传播：西方传教士还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
他们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丰富了中国人的知识体系。
西方传教士的科学知识对明朝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影响的途径1. 传教与教育：西方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广泛传播基督教的教义。
他们在中国建立了教堂和学校，教授基督教的知识，并通过教育方式传播基督教的价值观念。
2. 文化交流：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并将西方文化带入中国，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合。
3. 文字传播：西方传教士大量使用汉字，将基督教圣经翻译为中文，并出版传教书籍。
这些中文书籍传播了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的思想，对中国信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影响的结果1. 社会变革：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个人对权威的质疑、价值观观念的转变和法律制度的变革都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
2. 文化融合：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中西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3. 教育发展：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学校为中国人提供了现代教育的机会。
元明清时期的外国传教与中国文化
元明清时期的外国传教与中国文化随着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化产生了交流与融合。
这段历史时期不仅是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也是一个文化思想交流的黄金时期。
本文将重点探讨元明清时期的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影响。
一、元代的外国传教在元代，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西方传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
当时的西方文化主要以天主教为主，因此西方传教士第一次进入中国时主要传播的就是天主教。
然而，这些传教士并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是地主意式地以强制、排斥的方式传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导致元代社会出现了不少社会动荡和政治纷争。
二、明代的东方式传教随着明朝的建立，中国逐渐走向了一种自主、自立的走向，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东方式的传教。
这些东方式的传教士通常采取表面上的顺从与包容，但实际上却是在推销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督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让传统文化逐渐受到挑战。
同时，与此同时，这些东方式的传教士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和元素融入到基督教传统中，开启了文化交流的新纪元。
三、清代的文化交流在清朝时期，中国与外国的交流进一步扩大，外国传教士和宣传员不断涌入中国，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这个时期的传教士，大多数都具有高深的学识，同时也接纳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这些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的文化吸纳和发展开启了新的窗户。
四、元明清外国传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元明清时期的外国传教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新型社会制度，让传统的中国社会观念、文化、思想等方面得以得到一定的提升和完善，丰富了中国的内涵和深度。
在外国传教士的传播中，不仅使一些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同时也对文艺等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强大的中国文化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与发展。
然而，元明清时期的外国传教带来的并不完全是一种积极的、良性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一些传教士也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敌人，并进行强制、排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后遗症和问题。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
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义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
一、创办报刊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办报。
早在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马六甲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期刊，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报刊。
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
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于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在这一时期，传教士还创办了一些以外商、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俾治文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影响最大。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以实现“中华归主”和为殖民侵略服务。
因此这些报纸除宣传基督教外，:还起着干涉中国政治，搜集中国情报，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作用。
但是，由于传教士把介绍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客观上，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沟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610年）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被誉为“中国传教之父”，他在中国生活了27年，期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推广西方科学知识，创制汉字罗马字拼音法，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利玛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西方科学知识
利玛窦在中国期间，通过教学、著书、创造手段，推广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光学等学科，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知识面。
他的著作《天主实录》是中外交流史上价值极高的史料之一。
二、创造汉字罗马字拼音法
利玛窦较早地提出了以罗马字母表示汉语音节的想法，并经过多年实践成功地创造了汉字罗马字拼音法，大大促进了中西交流，并对中国语言文字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推广基督教信仰
利玛窦是一位传教士，他积极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教育，倡导禁止流浪乞讨、
大肆饮酒等陋习，得到许多中国人的认同和支持，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利玛窦的历史地位：
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是最早进入中国并且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之一。
他所做的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科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贡献深刻影响了中西两国人文交流的方向和进程，为中西文化的交融及相互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
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国与外来文化的交流 , 由来已久 ,16 世纪以后 , 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还把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国，并且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
传教士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的大量艰苦的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学习的基础上，本文试从传教士在华发展概况、传教士与西学东传、传教士与中学西传、传教士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影响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传教士在华发展概况西方传教士从 16 世纪开始来到中国，随后越来越多。
到乾隆二十二 (1757 年 ), 先后有近 500 名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
到 19 世纪 60 年代初，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就有 3 00 人。
到 19 世纪末，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达到2300 人。
到 1910 年时，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士已达到 6400 人。
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还传播着中外文化，并且随着传教士在中国的发展他们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也取得很大成绩。
二、传教士与西学东传第一，传教士在华从事新闻出版活动。
传教士从事的新闻出版活动是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窗口。
到 1907 年，基督教文字事业总目录，包括书籍在内共 1114 种，至 1918 年传教士出版的书目已经厚达 260 页之多。
这些书报除了近半数的是纯粹宗教书外，其它的则渗透到了各个具体的科学文化领域。
其中有两个表现：传教士创办了中文报刊。
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1)
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一、通过教育改革，促进了“效法泰西”的中西文化交流李提摩太是一名社会改革家，他在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文化研究，并根据自己的深刻亲身经历和实践，加上自己的感悟才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建议。
最开始，它在东北进行传教活动，是当地城乡的现状、交通的闭塞、民生的艰难等现象引起了他的感触，从而产生了社会改革的意识。
在他到中国之后没多久，就参与了赈济灾荒的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向山东巡抚丁宝桢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例如启动修筑铁路等公共工程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并为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生计；大规模向满洲和其他粮价低的地方移民；以及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赈灾款。
通过这些改革，能够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另外，在赈灾实践的过程中，他还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并对关系民生的社会改革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和探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促进了社会改革思想的初步形成。
后来，在与张之洞的几次交往过程中，李提摩太还提出了一些中肯而又切合实际的改革意见，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李提摩太的改革不仅涉及了工业、商业和农业，同时还涉及了交通运输和外交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最多，也最为深刻。
他的很多文化教育改革的思想都具有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特色，对于促进中西教育交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他在1886年时编写了一本名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中他对中国一些教育方面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不过当时受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否定。
后来在1895年与李鸿章的再次会面中，他又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二是遣一百名翰林、十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三是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
这三个建议受到了李鸿章的赞赏。
后来在与张之洞的会见中，他提出中国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一定要以教育为基础。
李提摩太在1899年又一次到达北京，其主要目的是游说政要，推动新式教育，并根据中国当时的教育状况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设立新学部，以专责成；国家每年至少要拨银一兆两以办新学校；以及朝廷应督促各地绅商富户筹集银两，补公款之不足等。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
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义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
一、创办报刊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办报。
早在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马六甲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期刊，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报刊。
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
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于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在这一时期，传教士还创办了一些以外商、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俾治文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影响最大。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以实现“中华归主”和为殖民侵略服务。
因此这些报纸除宣传基督教外，:还起着干涉中国政治，搜集中国情报，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作用。
但是，由于传教士把介绍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客观上，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沟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为活跃和丰富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时期，西方文化在中国开始流传，同时中国文化也开始走向世界。
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简单地将某些外来文化引进中国，更多的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互动和融合。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一、基督教传入中国明朝初年，基督教传进中国。
从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相当活跃。
著名的外国传教士有利玛窦、天主教耶稣会的万历布道使崇祯改历、钟山等等。
在传教士的推动下，西方的科学、医学、哲学等知识也开始进入中国。
不过，传教士们并非只是为了传播宗教而来到中国的。
许多传教士把中国作为观察和了解东方文化的场所。
他们在中国研究、学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也将自己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人。
因此，传教士与中国士子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明清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中国的产品开始走向世界，同时中国的文化也被带向了外国。
中国文化在葡萄牙和荷兰殖民地的鼓励下大量输出，汉学家、东洋学家迅速崛起。
这些人在研究、翻译中国古籍、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
比如著名的“大清一统志”分钟书、杨慎的《世说新语》等，都是明清时期输出的著名文化之一。
中国文化的输出不仅仅是指文学作品的传播，还涉及到哲学、历史、美学、宗教等多个领域。
耶稣会传教士伯约撰写了一本《中国仁学之气》，在其中介绍了中国爱国主义思想、大同社会观念等重要思想。
这一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当时流传最广的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之一。
三、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流传，西方文化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科学西方文化的流入使得中国的科学思想得到了一定的启蒙。
中国航海家郑和为了对航行更加精确，特意在板筏上进行了细致的测量，这个方法被印度测量员底格里引进欧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最终形成了欧洲式的科学测量。
2、绘画、服饰和建筑西方文化在绘画、服饰和建筑等方面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法律文化交流
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法律文化交流摘要：文化虽作为一种抽象的事物，却可以通过一系列载体进行跨空间的传递与跨时间的传承。
法律文化，作为文化范畴中的一部分，同样可以在不同区域内交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不断发展之中形成了自身的法律文化体系，然而伴随着欧洲征服世界的进程，西学东渐，西方法律文化打破并逐步渗透到了中华法系内，而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传教士；文化；法律文化；交流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99-03概言之，一地域内，诸如物质反映、民俗习惯、制度结构及民众心理等偏重精神者，皆可以文化一词叙述。
文化虽“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但并非禁锢于一域之内。
其亦可通过一系列载体进行跨空间地传递、跨时间地传承。
法律文化，若攀附“文化”一词，自然可以解释为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心理、法律衍生的与法有关之现象的总和。
若文化可以交流，则法律文化的交流毋庸置疑。
一、明清传教士促进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文化的交流，有着其必然的历史背景。
本文论述的既是明清时期的中西法律文化交流，所以应当首先明确当时的历史性条件。
（一）明清时期的中国此时期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封建社会。
在这一时期内，依通常之观点，明朝时期开始出现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原始状态萌芽，然而这实际上并未对中国带来实质上的影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继续占主导，且一度闭关锁国。
这种天朝自我陶醉的安稳状态直到1840年被打破。
之后，已经趋于落后的中国人被快速发展和极力扩张的西方世界推着向前走。
从此各种坚船利炮打蒙了中国人，又使他们惊慌失措地觉醒着，不断斗争着。
（二）明清时期传教士来华概况早在唐、元时期，就有景教传入中国，而真正的“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应属明朝之始。
1552年，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受耶稣会派遣，到达广州西南150多公里的上川岛上，开展传教事业，仅四个月便病死，其被称为“耶稣会来华第一人”。
明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宗教文化的交融
明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宗教文化的交融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更是备受关注。
明代是一个宗教文化多元的时期，而西方传教士的到来更是为这个多元的宗教文化增添了一抹异域的色彩。
明代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起初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
他们来自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
他们的到来开启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工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积极传播西方科学和文化。
他们在广东地区建立了学校，培养了一批批学生，这些学生不仅在宗教上受到洗礼，还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
这些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影响。
除了在宗教教育领域，西方传教士还在医学、农学、天文学等领域有所贡献。
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医学知识和农业技术，不仅使中国的医学和农业水平有所提高，还推动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知识交流。
他们通过翻译和出版书籍的方式传播西方文化和知识，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官府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明朝的统治者开始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限制，特别是在明神宗时期，对西方传教士的迫害不断加剧。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传教士开始涉足中国的政治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传教士的到来给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
尽管明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宗教文化的交融有过一段美好的历史，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明感宗时期，一系列针对西方传教士的打压措施使得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削弱。
明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中国的宗教文化和国家利益，最终选择关闭了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的大学和学院，驱逐了许多传教士。
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明神宗时期的中国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走到了尽头。
然而，尽管在明神宗时期的交往比较短暂，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却是深远而持久的。
西方传教士将欧洲的科学知识和文化带入了中国，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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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之际，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新航线的发现，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也从中世纪步入了近代，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派突飞猛进的局面。而此时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的说来开始落伍了，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作为西学东渐的桥梁，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对明清之际乃至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着大多数先进的中国学者们，以追求科学真理的行动准则。例如，对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何国宗、明安图和阮元等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人本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学冠中西。在天文历法、数学、光学等方面受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穆尼阁、蒋友仁等人的影响，撰写出一大批有关学术著作。如，《浑盖通宪图说补订》、《中西算学通》和《西国日月考》（以上三部著作作者为梅文鼎）、《天学会通》（薛凤祚）、《历象考成》（何国宗主编）、《割图密率捷法》（明安图）等。
再有，传教士们在向西方传播有关中国知识方面还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他们最早把中国古代的绘图知识，特别是传统的网格绘图法，介绍到欧洲，并很快被他们应用于军事地图的测绘上；其次，中国的园林艺术、中药知识（如大黄、蓖麻油、樟脑、何首乌、麻黄）等，也由他们传入了西方。总之，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确实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媒介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明清之际是西方殖民势力向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张的时期，也是东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期，同时又是近世基督教伴随着殖民势力向东方发展的高潮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比较强盛，故传教士还能遵守中国的规矩，融合中国人的习俗，制定了一套传教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天文历法、代数、几何、望远镜、钟表、地球仪、地图、医药、水法、机械玩具以及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作为敲门砖，赢得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好感与同情，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因此，当时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比较顺利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与西方的正式思想文化交流开始的时期，传教士在其中所起到的媒介和桥梁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重视观察和实测的科学精神，确实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但是也应当指出，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并不是为了传播科学文化。并且他们深受宗教神学的限制，传给中国的只能是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官方的神学宇宙构图，而不是近代科学的宇宙构图。例如，伽里略——牛顿体系、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巴思伽的概率论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等，虽然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但在中国却是直到近代才为学者了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传播者，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至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传教士们也随之卷土重来，不但纷纷向中国政府讨回失去的权利，而且还要求新的特权。他们到处重建、新建教堂和其他设施，扩大教会的影响，现今北京的基督教教堂，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重修或新建的。与此同时，传教士们到处拉人入教，包庇教民，强买强占土地、房屋，不断制造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并且欺压中国人民，他们还甚至控制了各级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成为了殖民主义势力的帮凶与助手，基本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除天算外，当时在科学文化领域受西方影响的另一个学科是地理学和地图学。传教士来华，带来了不少地理学知识，如，由于传教士介绍，中国知识界开始对地球的形状、陆地表面有几大洲、海上有几大洋及其方位等都获得了初步确切概念。特别是对美洲过去中国人一向不大了解，这时也开始有了了解。此外，康熙皇帝对地图非常感兴趣，他曾亲自在北京郊区参加地理实测工作。还让传教士雷孝思、张诚、白晋、杜德美、冯秉正等人分赴各省测绘，完成后并由传教士马国贤制铜版刻印成《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之一，并在中国和欧洲曾多次翻印，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而且成为此后直到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的依据。乾隆时期又在此基础上，由传教士蒋友仁等与中国学者合作再一次绘制了全国地图。除此之外，传教士还带来了有关火炮、水法、钟表、机械、建筑、医药、绘画和音乐等方面的新知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由传教士郎士宁、蒋友仁、王致诚与中国学者何国宗等人主持和设计的圆明园北区的一组称作“西洋楼”的西式石建筑群，其中包括偕奇园、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宴堂、远赢观和线法山等。再有，座落在京城各地的教堂也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之一。这些建筑给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注入了新的成分。